关于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综述

2022-03-26 09:54:31 | 浏览次数：

摘要在可持续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整体思路下，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社会发展的指标已经将生活质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内容。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诸如两性社会关系及地位等问题还尚未完全解决，女性生活质量的新问题又不断产生。为此，本文分析并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活质量尤其包括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状况，为进一步探析女性生活质量的相关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生活质量女性主客观标准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2012B044）。

作者简介：黄璐，江汉大学法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87-03

由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她们需要承担一些不同于男性的责任，包括社会、单位以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责任，尤其是在社会多元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城市女性的生活质量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而如何通过公共政策这样的制度供给来改进城市女性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城市政府的一大工作重点。为此，本文分析并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活质量尤其包括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情况，为进一步探析女性生活质量的相关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美国。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威廉·奥格博（William Ogburn）就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研究，在他的组织下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在1933年先后发表了两本《近期美国社会动向》，在这两本专著中专门讨论和描述了当时美国公众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了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在此后的20年间，奥格博及其学生们先后对“社会动向”这一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著作。其研究成果逐渐发展演化成为社会生活研究的两大主流研究方向：生活质量的研究以及社会指标的研究。而生活质量这一概念被明确的提出还是在1958年，由美国经济学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恩（John K. Galbraith）在其著作《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当中提出。根据他的理解，生活质量是指人们由便利程度、舒适生活以及其他因素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进入到60年代之后，由于对生活质量研究领域和内容逐渐扩展，原先对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理解也逐渐得到延伸和发展，这一阶段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不仅包括情感和心理健康，还包括认知程度的拓展和满意程度。在1965年，海德雷·坎吹尔（Hadley Cantril）首次采用生活质量这一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收集欧美13个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和资料比较其公民的生活满意度和良好感觉。诺曼·布拉德本（Norman Bradburn）则借助当时美国一项全国民调的数据来分析美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及幸福感。而关于生活质量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Raymond R. Bauer）在其主编的《社会指标》论文集中以生活质量作为核心概念开创了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也被认为是生活质量研究领域的里程碑。自《社会指标》一书问世之后，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正式从社会指标研究领域分离出来，其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具学术规范的生活质量概念是指个体对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各种感受。生活质量研究的独立化引起了广大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并掀起了生活质量研究的热潮。比如，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D. T. Campbell）的研究和界定，生活质量是指个体对生活幸福程度的总体感觉。这类研究都倾向于从个体的主观指标出发来思考生活质量问题，从认知、情感和反馈三个不同层面开发出与生活质量相关的满意度、幸福感和社会积极性这三个不同的指标。

相对于美国这种倾向于对生活质量进行主观测度的研究趋势，早期欧洲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则更侧重于从客观条件出发，但从最近的研究趋势来看，已经呈现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趋势。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Wolfgang Zapf）便指出生活质量研究中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结合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大体趋势。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目前对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观点上都对早期的研究做了很大的修正，通过强调主观幸福衡量以及客观生活条件各自的重要性与关联性，避免由于偏重某一方可能导致的遗漏。因此，尽管由于侧重点不同导致了不同学派之间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的差异，但国外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在整体上还是存在共识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活质量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即应该考察多种影响因素。如既应该考察社会环境以及整体物质生活条件这样的客观因素，也应该考察文化背景、个体主观反映这样的主观因素；（2）就生活质量的客观标准而言，应该反映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化规范，如西方社会中对物质财富追求这样的文化规范，都应直接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中来；（3）生活质量的主观标准会存在异质性。由于个体的生活环境、背景以及认知上的差异，其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和衡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要准确区分人群，制定科学的衡量标准。

在国外关于生活质量的丰富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从国外关于女性角色定位和工作—家庭关系的相关研究了解女性生活质量的核心内容。美国心理学家Duras（1957）曾提出现代女性扮演的“三择一”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女性角色单一选择的传统模式。Twenge（1997）通过对1970-1995年间美国71个大学样本的分析得出，女性的性别平等观念越来越强。Chang（1999）等对香港、重庆与美国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女性对于家庭与工作角色的平等态度都比男性强。Ferguson（1998）指出，女性尤其包括女性创业者仍然是家庭责任和子女抚养的主要承担者，使得她们在家庭和工作的不同角色之间相互干扰。Higgins（1991）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工作家庭模型，他发现在工作投入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中，女性的冲突比男性高。可见，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角色、家庭结构状况以及事业发展状况都是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此外，女性生活质量问题还包括女性生活质量的保障性因素，而诸如婚姻幸福度、工作满意度等其它女性生活质量影响因素与这些保障性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国外很多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支撑了这一观点。Peter McDonald（2000）指出社会制度的效度、弹性对性别公平、劳动力市场以及女性生存与生活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nker Richard（1998）则指出了女性家庭与工作中关于性别的制度同其掌握的各种资源（物质和人际关系）以及生活质量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Lewis和Spanier（1979）提出了女性生活质量的三因素模型，包括保障因素、发展因素和个体因素。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学界开始了对生活质量的初步探讨和研究，进入80年代后开始对这一课题进行较大规模的经验性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目标主要集中于生活质量的评估标准和方法的确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统计局以及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全国范围内小康生活质量的量化标准。在这一指标体系中，包含了收入水平、消费与支出结构、生活环境等指标，此外还包含了反映居民健康和文化状况的指标。这一指标体系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更符合国情也更为全面。从我国目前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角度来看，涉及了诸多专业与领域，如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一）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生活质量研究

首先站在经济学角度来思考生活质量问题的是我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其1986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了生活质量。根据他的理解，生活质量是一种反映社会成员个体生活和福利状况的标志，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是指成员个体生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指标；后者则是指科教文卫、交通、社会治安与风气等指标。从经济学角度思考这一问题的学者将经济发展作为生活质量界定的基础，赞同这一观点的除了厉以宁之外还有朱国宏、冯立天等学者。朱国宏认为，生活质量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它包含有多个方面，诸如教育、健康、环境、交通、住房、秩序、风尚等。而冯立天则是站在一个国家和区域的角度，将生活质量界定为特定区域下社会成员生活条件的高低程度。无论是从时间阶段出发还是从区域出发，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生活质量问题的学者都倾向于从一种宏观的层面考察客观的指标。

（二）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生活质量研究

除了站在经济学角度研究生活质量之外，另一个主流路径是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思考这一问题，这一路径以林南与卢汉龙为典型代表。根据林南的定义，生活质量是“对于生活及其各方面的评价与总结”，他将生活满意度作为生活质量的度量指标，这一指标体系又包括了工作、环境与家庭三个不同方面的满意度，林南于1985年采用这一指标体系对天津的数千户居民进行调查问卷分析。此后，在这一界定和指标体系上，林南及其卢汉龙对其进行了修正和改进，将生活质量界定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他们提出，生活质量应该包括生活满意度、精神上的幸福感以及反馈性公益行为这三个方面，它们分属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不同层面的评估体系。此外，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长城认为，生活质量指社会提高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条件上的社会全体对自身及社会环境的认同感。

总的来看，国内对生活质量内涵的研究涉及到了以下四个部分内容：（1）社会成员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及其对生活条件与环境的满意程度；（2）社会成员生活条件中非物质方面条件和提供程度，如个体健康、社会环境等，及其对非物质生活条件的评价与满意度；（3）影响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非经济要素的状况，如社会关系及自然环境等，及其对非经济要素的满意程度；（4）社会资本积累程度、社会凝聚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社会成员对其的评价和满意度。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多是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其内涵以及评价指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缺乏对特殊群体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对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薄弱。我国许多学者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多集中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工作环境、家庭状况以及主观幸福感等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关于女性生活质量的研究如下：

1.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谭琳教授于1994年站在计划生育的角度对我国女性生活质量问题展开了深入而持续的研究，通过考察计划生育政策与女性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勾勒出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图。谭琳教授根据其得出的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了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实实现我国女性生活质量改进的可能，并指出生活质量的提高反过来可以对计划生育工作产生促进作用。此外，她还重点分析了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健康问题及其同计划生育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比较分析阐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提升女性健康状况的作用，以便间接为女性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机会。

2.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朱玲怡教授则是以高级知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生活质量。她构建了女性生活质量分析的指标框架，分为工作和家庭生活、其他业余活动这两个大的指标，前者又分为工作条件、价值取向、工作满意度以及身心健康这几个二级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朱玲怡以高校的高知女性为对象，进行了调研并进行定量分析。她的结论指出，高校高知女性在精神需求方面要求更高，且对目前的精神生活满意程度较高，但相对而言物质生活条件较差，对物质生活的满意度不高，此外由于其要扮演家庭妇女和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使其负担过重。此外，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还有重庆大学吴绍琪教授，她从高知女性群体的生活特征，以心理学和行为学为视角探讨了这一群体生活质量指标的构建，包括了建立的原则、内容及其方法。在吴绍琪教授构建的生活质量体系中包含了工作生活、家庭生活、娱乐生活、健康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等质量指标。

3.王哲蔚、高晓玲等人则是以更年期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生理变化与社会环境同更年期妇女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度。她们选取了3个位于不同经济文化程度地区的区县，随机向2800名年纪在40至60岁得妇女发放了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她们主要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考察特殊群体女性的生活质量问题。与王哲蔚、高晓玲的研究角度相似的还有颜江瑛、刘筱娴等学者的研究，她们考察了年纪在30至50岁之间的在岗工作的女性生活质量状况。通过对武汉市部分在岗女性的调查问卷分析得出结论，处于这个年龄层的女性在物质生活上有了明显而稳步的提高，但同时却带来了一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根据这一情况，颜江瑛、刘筱娴提出要合理配置医药资源，向适当在岗妇女倾斜，以此来改进其卫生保健情况，并具体提出了完善社会卫生服务的举措。

4.对我国女性生存状况以及生活质量进行长期研究的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院徐安琪。通过对1996年至1999年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徐安琪考察了1995年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的5年间的中国女性的基本状况，对其家庭地位与生活质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评价，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策建议。此外，她还对上海市的家庭随机抽样875户进行了调查，并结合对其中78户家庭的深度访谈，对当今城市女性家庭生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包括女性的各种压力、家庭生活的特点与现状等。黄立清则是根据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度指数来考察中国城市女性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通过在山东省内进行抽样调查来揭示当前我国城市女性的主观幸福度，并根据当前城市女性对生活质量评价的状况提出了提高主观幸福度的对策建议。

5.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以及中国妇女杂志社联合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中国女性生活蓝皮书》，其中包括了中国女性生活质量现状分析报告以及女性健康状况的相关调查报告等。这一系列蓝皮书立足于较广泛的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通过考察我国女性的工作现状、身心状况、家庭生活、物质及精神生活以及文教娱乐生活等各方面内容，来揭示目前我国女性生活质量的基本情况，反映女性对生活质量改进的需求和期望。在此书中研究者们还确立了我国女性健康生活及其方式、健康的认知方式、健康的行为方式的标准，以此指标考察了目前我国女性日常生活中这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从目前国内对女性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来看，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为成熟，尤其是在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上，吸收了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趋势，将主客观标准有机的结合了起来。从研究视角上而言，则多是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医学的角度来看待女性生活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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