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通》在文献学发展史上的开创性价值

［摘要］《史通》是中国及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它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对我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贡献。该文重点探讨《史通》在“六经皆史”方面的开创性意义，以及其在文献目录分类、史注分类及文献考证辨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关键词］文献；《史通》；分类；注释；目录；考证

1创正史杂史之分，开以史研经治学之道

《史通》将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统称为“正史”；而将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归类为“杂史”。《史通》“站在中华大文化的高度，首次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开经史一体之先河，对当时及今后史风的进步影响甚巨” ［1］。《史通•载言》指出：“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 ［2］ 而“《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六家》）［2］，从中可以看出《尚书》重在记言，《春秋》重在记事，而《左传》乃专门为注释《春秋》而作。《史通》还认为《尚书》《春秋》《左传》以及《易》《诗》《礼》等皆可入史，都属于史书的范畴。提出：“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2］总体来看，《尚书》《春秋》《左传》等记言记事的典籍，属史无疑。《诗经》大部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之事，《颂》《雅》是讽咏王室之作）。《礼经》主要记载古代典章制度，在后世本是史之一部。《乐经》虽然失佚，但可知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易经》一书，看似与史无关，但诚如司马迁所言“《易》本隐之以显，《春秋》推见以至隐”，意思是《春秋》是显明之史，而《易经》则蕴含史之精华。

2明晰例溯源之法，拓经史目录分类之学

历史典籍十分浩繁，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分类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是一项复杂的基础性工程。《史通》在对经史书籍梳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诠释和分类，对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2.1 明确史部划分

《史通》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这样的分类，系统、科学、周延，成为后世史书编撰的基本体例。《史通》“开创了历史文献的‘二分法’” ［1］，它既重视正史的研究，提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又肯定了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所谓的杂史的地位，提出“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2］。《史通》的“二分法”虽有局限，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越过“正统史观”的雷池，非常难能可贵。特别是，《史通》在编年目录上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史书所沿袭。

2.2 聚焦史注之别

古代治学治史，注释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与经史子集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共同推动了古文献学的发展。《史通》在史注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训诂。训诂之学，简单说就是解释之学，就是用浅近的时代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的疑难［3］。《史通》十分推崇这样的史注，提出：“昔《诗》《书》即成，而毛、郑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2］《史通》对六家及有关偏记小说，在形训、声训、义训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当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二是补阙。就是对一些原文简略的史书在史料上进行补充。三是自注。就是史书作者，对自己撰写的史书，在内容上或形式上进行注释。《史通》对史注的分类是正确的，对后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和自身识见的问题，它对补阙和自注持消极否定的态度［3］，提出：“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2］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各种史注各具特色，各有优势，都是对史籍的有益补充和阐述，关键问题在于质量的高低。因此，对《史通》的观点，后世治学，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3 深入追本溯源

《史通》在对历史文献的梳理研究中，特别注重追踪考核每部文献的来源、体例，注重搜集材料，多方印证，并据此对文献的撰写、注释、修改、演变等过程进行认真的考证和细致的描述，对后人研究史学、了解史实有非常大的帮助。特别是对于秦末汉初的一些史籍，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世很多古书都是世人口授或根据私家藏书整理而来，谬误较多，《史通》对此类文献的考证，尤其谨慎、严谨。指出：“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忠，壁藏其书。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2］再如对于《春秋》的考证，更是十分周详，“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2］。此外，《史通》还先后对《史记》《汉书》《三国志》以及东西晋、十六国等浩繁的文献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溯源，对于后人治史，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特别是《史通》还详细记载了许多后世失传、遗失的文献资料，如十六国史等内容，对弥补后世历史研究空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4］。

3着辨疑去伪之力，求还原历史事实之真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受编著者品行、学识、地位等限制，文献的真实性受到很大限制，难以避免一些隐晦之事、虚妄之词，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淹没在史籍的背后。对此，《史通》把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辨伪作为一项核心任务，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

3.1 文献存伪的突出表现

《史通》提到，有的因身份地位的不同，会导致史籍失真，“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2］；有的由于内心偏私，会故意歪曲历史，“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2］；有的品藻失守，不敢秉笔直书，致使黑白颠倒，“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与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2］；有的道听途说，产生谬误，“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与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2］。 另外，由于语言、风俗、地域的不同，致使一些历史事件也容易在描述和流传中失真失实。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2］。

3.2 文献存伪的主要原因

历史文献存伪，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环境的影响，语言风俗的差异，资料来源的问题，编著者身份、地位、品行、学识的限制等等。但通过对具体问题、具体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客观原因，主要是由于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不能真实完整地再现历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主观原因，是编著者个人出于各种不足为人道的原因，故意歪曲历史，掩盖事实。“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 ［2］对此，《史通》是大加挞伐，“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何其鄙哉”［2］！为了避免客观外在等原因造成的史籍存伪，《史通》强调要科学审慎、细致严谨、多方求证，“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2］。而对于内在的原因，则强调要增加学识、提升品德、讲究操守，“必寻其本源务累清言。则阅之心目，视听告劳”［2］。核心就是要求做到坚持原则、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不为外在干扰所惧，不为内在私心所扰。

3.3 文献辩伪的基本方法

《史通》提出了文献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分析了造成文献存伪的原因，还提出了正确进行辩伪的方法。一是实事求是。《史通》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要坚持物理，尊重事实。强调要运用天地之理来判断，根据古今事实来比较。“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藉多闻，以成博识。” ［2］对此，有例为证，比如“难曰：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难曰：古今谓方牧二千石者，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体，贵实甚焉。……或曰观诸史所载，兹流非一。必以多为证，则足可无疑” ［2］。上述两例就是从基本事实和基本常识道理出发进行辨伪的极好事例。二是依据权威。对久远的历史，在无法依据现实的道理、事实来判断时，特别注重以公认的权威文献和最新发现的文献为标准，通过分析比较，发现问题、解决纰缪。比如，它指出“夫编年叙事，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易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 ［2］。由此可见，向来治史，权威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辨别真伪，还原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注重联系。世界上任何事物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的，只有从联系的角度出发，发现事实、判断是非，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史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从多重联系中，找到发现历史真相的钥匙。比如，对于《春秋》、“三传”的关系，它指出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所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2］正是从这样的紧密联系中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左丘明和孔子的关系之密、渊源之深，足以说明《左传》和《春秋》具有直接的传承、注解关系，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真实可靠。

［参考文献］

［1］ 左新春.略论《史通》的文献学价值［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2（1）：40—41.

［2］ 〔唐〕刘知几．史通［M/OL］．［2013-11-10］. /lishi/shitong/.

［3］ 刘治立．《史通•补注》与史注［J］．史学史研究，2005（3）：44—48.

［4］ 孙钦善．刘知几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J］．文献，1988（4）：222—230.

［收稿日期］2013-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