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动物病原微生物学思政案例

摘要：为了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提升水产类高校学生的医学背景知识及人文素养，设计了水生动物病原微生物学的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部分中“汤飞凡和沙眼衣原体”的思政案例，让学生充分认识我国邮票上唯一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对世界医学的重大贡献。该案例的实施，充分激发了学生的课程学习兴趣，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水生动物病原微生物学；思政案例；汤飞凡；沙眼衣原体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8）30-0070-03

一、引言

“水生动物医学”是我国在上海海洋大学设立的首个水生动物疾病防控领域的本科专业[1]。《水生动物病原微生物学》是针对“水生动物医学”新专业开设的核心专业必修课程之一，2017年入选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以及水产与生命学院课程思政工作室课程建设名单。通过不断挖掘课程本身的资源，实现教学对学生思想观念的启迪，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效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我们针对第一章“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内容，精心设计了本课程的教学思政案例“汤飞凡和沙眼衣原体”，将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充分结合起来，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案例设计的理念

《水生动物病原微生物学》作为水产与生命学院水生动物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课程地位尤其突出和重要。为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针对水产高校学生医学背景知识及人文素养较为薄弱的环节，在课程的第一章“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有关汤飞凡和发现“红眼病”的病原为沙眼衣原体的故事义设计如下思政案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

三、案例的目的和意义

在《水生动物病原微生物学》有关微生物学的发展历史中，以往重点讲解巴斯德和科赫分别作为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奠基人，而忽视了中国在这一漫长的过程所做出的诸多令世界瞩目的伟大功绩，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充分挖掘了我国学者对微生物学（免疫学/医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在弘扬科学文化的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本案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沙眼衣原体病原的发现过程，引出汤飞凡学以致用，勇于攻克世界医学难题，造福人类的历史功绩，从而说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卓越发现对世界人民的贡献之大，无形当中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四、案例内容和实施

针对水产高校学生医学背景知识及人文素养较为薄弱环节，在课程的第一章“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和功能”内容，有关“三菌三体”中的“三体”之一“衣原体”环节，根据我国邮票上唯一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发现“红眼病”的病原为沙眼衣原体的故事，设计如下思政案例，将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充分结合起来，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1.汤飞凡的伟大功绩。沙眼作为一个古老的世界性难题迄今已经流行了3000—4000年，有资料统计发现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全球约有17%的人患该病，尤其在我国北方偏远的农村地区，卫生状况堪忧，导致该病的发病率达80%—90%，因此，民间素有“十人九沙”之说，是致盲的主要原因。汤飞凡（1897.7.23—1958.9.30），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他少年时期便勤奋读书，立志学医，1955年，他首次利用鸡胚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时称“汤氏病毒”，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在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中国人，因此，被称为“衣原体之父”。他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使沙眼这种流行了很多年、危害很大的常见病得以有效控制，是曾经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可以想象，当时宣布发现沙眼病原体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国际上最权威的一本微生物学教科书，由美国学者Alfred S.Evans和Philip S.Brachman编著的“人类细菌感染：流行和控制（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epidemiology and control），以及病理学教科书Robbins and Cotra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Professional Edition，8th edition（Kumar等编著）中，对于衣原体的介绍中都提到了汤飞凡博士（Dr.Tang），成为世界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中国人。

2.沙眼病原发现的曲折过程。沙眼，是一种常见、多发、传播很广的眼科疾病。自微生物学发轫之始，沙眼流行已受到重视。虽然沙眼在现在已不算“重症”，但在20世纪初期，却是世界医学界的难题之一，主要原因是没有成功分离出相应的病原。1887年，“细菌学的奠基人”——德国科学家科赫最早提出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但很快被否定了。之后，在1907年，捷克的两位科学家Halberstaedter和V.Prowacek在沙眼病灶中发现包涵体，认为可能是病毒，但未有定论。1925年前后，法国科学家Nicolle发现过滤掉细菌的沙眼材料仍有感染性，于是率先提出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但也没能得到证实。1928年，日本细菌学家野口英世（Noguchi Hideyo）分离出一种“颗粒杆菌”，又重新提出了“细菌病原说”，在当时曾引起广泛关注和影响。1930—1933年，汤飞凡为了证明这一学说的正确与否，他用美国保存的野口英世的“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以及其他12名志愿者的眼睛里，证明该病原无致病性，遂推翻了“细菌病原说”。至此以后，从1944—1955年的十多年間，多个科学家，如Macchiavello（1944）、Poleff（1949）、Stewart Badir（1950）、Arakawa（1951）、Kogan A Byezgouz（1955）等都报道过分离出沙眼病原体，但都未被证实[3]。

3.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的思维方法。从1907年以来的几十年内，世界上许多科学家在沙眼病原研究方面虽有进展，但仍然没有确认真正的“元凶”。汤飞凡在上世纪30年代，在对于病毒特性及包涵体研究时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在已知的病毒和细菌之间应该存在着“过渡的微生物”类型，如牛胸膜肺炎支原体以及立克次体等。他认为，既然前面全世界的众多科学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都没有找到沙眼的确切病原，那就应该另辟蹊径。于是，他推测该病原可能是比牛痘病毒更大、接近立克次体的一种“大病毒”。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他同步进行了沙眼包涵体研究、猴体感染试验和病毒分离试验。从1954年6月至1955年7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他邀请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张晓楼收集典型病例，利用可靠的试验材料，经过多次失败和尝试，分析了影响病毒分离的各种因素后，不断排除错误和总结经验。终于在采用了研究立克次体常用的卵黄囊接种技术后，利用青霉素和链霉素2种抗生素来抑制杂菌的生长，比较顺利地在第8次试验中分离出了一株“病毒”，汤飞凡命名为“TE8”，T代表沙眼，E代表鸡卵，8是第8次试验，被许多国家的实验室称为“汤氏病毒”。作风一贯严谨的汤飞凡没有急于发表该学术论文，他遵照“科赫法则”，经过一系列严谨的试验后，采用分级滤膜证明TE8的“滤过性”，并测出该病毒大小在120—200nm之间。直至1956年10月，才正式发表了论文。更加令人钦佩的是他在1957年除夕将“TE8病毒”接种到自己的一只眼睛中，造成了典型的沙眼症状。为了观察沙眼的全部病程，他居然不听劝说，强忍着病痛坚持工作，40多天后才接受治疗，无可置疑地证明了“TE8病毒”对人类的致病性[4]。

4.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的分离方法在世界上广为应用，同时促进了治疗的迅速发展。沙眼衣原体的分离成功将长期处于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这一关键性突破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57年至1958年，英国李斯特研究所的科利尔，在得到TE8和TE5后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他又用这一分离方法在西非的冈比亚分离出沙眼病原。随即在美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家与地区的很多医学科学家也相继分离出沙眼病原。至此，汤飞凡的研究结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被评为当年世界医学的“十大事件”之一。1958年，琼斯等人在美国一个患性传播疾病的妇女子宫颈中也分离出沙眼病毒，至此，解决了非常棘手的性病病原问题，使开放的发达国家中因性病而受困扰的很多人受益。后来，对于该病原体系统、深入地研究发现沙眼和鹦鹉热及鼠蹊淋巴肉芽肿的病原体同属于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一种过渡型微生物。这些重大发现，丰富了微生物学的分类内容，并增加了衣原体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名为“沙眼衣原体”。在弄清了真正的病原及其培养方法后，经过一系列试验，证明许多简单可行的方法，如干燥、日晒、热水烫以及许多常用的消毒药等都能有效地杀灭“沙眼衣原体”，同时还筛选出许多特效药。因此，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沙眼的治疗和预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彻底终结了这一世界难题。

5.汤飞凡将永远被铭记。在2016年，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我国科学界回顾了汤飞凡的伟大功绩，认为他是曾经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但英年早逝，令人遗憾。但是，历史没有忘记汤飞凡，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国际医学界也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26日，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主席通知中国眼科学会，授予汤飞凡沙眼金质奖章。世界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专家李约瑟爵士在汤飞凡去世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致信中说道：“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他盛赞汤飞凡是19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了沙眼奖状和奖金。1982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为了纪念中国现代科学家，1992年11月20日，我国邮电部发行纪念邮票第三组，其中汤飞凡是邮票上唯一的微生物学家。

6.启迪和思考。汤飞凡严谨的治学态度，献身科学的牺牲精神，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热情，值得广大青年学子铭记于心。他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诞生前，在极端困难的岁月和条件下，创建了我国的生物制品事业，为我国微生物学、免疫学和抗生素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东方的巴斯德”，真正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梦想”。

五、总结和提高

通过该思政案例的引导，既给水产背景的学生传递了丰富深厚的专业知识，又将汤飞凡在医学领域的建树和巨大贡献传递给学生，使专业课有效“嫁接”思政教育，令专业课程发挥了强大的育人功能，与思政课程形成了协同效应[5]，明显提高了课程学习兴趣，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希望今后在思政案例设计方面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庆华，杨先乐，宋增福，谭洪新，吕利群.论水生动物医学专业的建设构想[J].中国水产，2017，（5）：29-33.

[2]高锡文.基于协同育人的高校课程思政工作模式研究——以上海高校改革实践为例[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2）：16-18.

[3]傅杰青.分离沙眼衣原体的机遇与成功[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2）：55-61，80.

[4]金秀英.沙眼衣原體研究历程及进展[J].眼科，2006，15（3）：145-150.

[5]高德毅，宗爱东.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7，（1）：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