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病症、人性挣扎与社会焦虑

2015年第8期的《雨花》杂志集中刊发了一批鲁院学员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这些学员来自祖国的东西南北，具有相当的创作实力，代表着一股新生创作势力的崛起。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对现实生活的书写的立足点也各不相同，或注重平实的叙事，或长于象征的寓言书写，或将笔端触及城市的病态，或反思乡土社会的陷溺，或揭示人性的坚持与徘徊，或揭示体制的灰暗和腐败，显示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叙事，揭示了社会的某种病症和生存的焦虑。

一、畸形人格与病态都市

城市是一个作家无法回避的写作题材。它因我们的身居其间而有着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也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孕育着常写常新的主题。当城市一步步滑向物质、欲望和光怪陆离时，城市的异化和城市空间里人群的异化，往往成为当下小说所批判的对象。如何去书写我们生活的城市，如何烛照城市空间的个体存在，是每一个作家提笔就要遇见的问题，也是读者阅读这类作品的一种审美期待。孙频的《丑闻》和鬼金的《黑夜降临在白色的墙上》选取了两种不同的内容，前者关注女性身体、欲望与心理的分裂，后者关注异化空间里的人性坚守，虽然它们表达的是城市秩序中的不同问题，却有着共同的个体意义指向。

孙频的《丑闻》讲述的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博士毕业到高校任职，却因为爱情的缺失而表现出强烈的情感需求，却又因此备受屈辱而导致心理错位的故事。这篇小说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故事主人公的身份：女博士。曾几何时，女博士被看做是男性、女性之外的第三性别。整个社会对女博士一直存在着很多偏见，往往被赋予情商低、极其自我、性格孤僻、性欲压抑等特性。孙频将小说的主人公塑造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未婚女博士，不知其本意是想通过女博士的情感扭曲心理来迎合或强化女博士的社会偏见，还是想反映女博士这一特殊群体的女性所面临的爱情婚姻困境。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篇小说显然是对女博士社会偏见的文学图解，其实，“女博士”的身份偏见已经随着社会的高学历教育需求逐渐淡化，现实生活中的女博士也并非如此。因此，我更愿意抛开女博士这一身份标签，更愿意认为这篇小说要表达的其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那就是女性的物化，即使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博士，也难逃女性物化的命运。

《丑闻》分别讲述了女博士孙月如与三位男性的性关系。第一位男性是风度翩翩的知识精英、海归院长李文涛。当有一天她被李院长找到办公室谈话时，她感到受宠若惊，甚至主动与李院长调情。当李院长向她暗示却没有行动后，她竟然主动去找李院长，并且为了与李院长的约会妆点自己，购买情趣内衣以随时等候李院长的召唤。然而，当她与李院长在办公室发生性关系后，李院长不仅催促他离开办公室，而且再也没有跟她有任何联系。这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觉得是“被睡”了；第二位男性是高中毕业后自主创业的酒吧老板周小华。正是在李院长让孙月如感受了极大的不被尊重、失却了人格尊严，她就特别想找回这种尊严。因此，当酒吧老板对她无比仰视时，她仿佛有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激动，等待着酒吧老板主动与她联系，并在频繁的开房过程中体会到受别人尊重的快感。直到酒吧老板对她有些厌弃，再到她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第三者时，她理智上要与酒吧老板断绝联系，却又一次次主动约会他；第三位男性是入室抢劫的劫匪。她为了证明自己是否比金钱要有魅力，于是主动诱惑劫匪。劫匪最终选择了她的身体，她表面上获得了魅力的证明，然而她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的尊严再次受到践踏，于是她用匕首扎向了劫匪的后心口。这个劫匪正是多次帮她修理下水道的那个农村青年。女博士孙月如与三位男性的交往过程，其实是她追求自我尊严和情感满足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一步步发现自己的尊严始终没有获得承认，相反，一次次的被侮辱和被损害使她一步步走向心理的异化，让她明白自我身份的物化和工具化。

作者将小说的主人公孙月如塑造为一个女博士，一个熟读波伏娃的《第二性》、内心追求民主自由性解放的女博士。波伏娃是女权主义者的代表，她的《第二性》从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等方面探讨了女性的处境、地位、权利、性别差异等，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使女性在这个男权社会有所觉醒。作者将孙月如塑造成一个熟读《第二性》的知识女性，其实也就是为她所追求的性解放提供理论基础；而孙月如的闺蜜解青燕则是一个自由画家，有着N任男友，对爱情婚姻和性有着更为开放的态度，她在孙月如每一次感觉尊严受到挑战后出现，都会给她以开导，实际上担负着现身说法的现实角色。

然而，悲剧性的是，虽然孙月如在家时不修边幅，穿着随意，对爱情婚姻没有寄予厚望，也想做一个像波伏娃、解青燕这样的女权式女性，但是其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既追求性的自由解放，又无法像她的闺蜜解青燕一样洒脱不羁；既不在意爱情婚姻，又渴望能够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孙月如就在这一矛盾和悖论中彷徨，陷入痛苦，身份一次次发生分裂。当李院长与她发生一夜情后，她为自己的主动找了一个借口，那就是“喜欢他”，甚至还抱着一丝当院长夫人的憧憬，说服自己对李院长没有什么企图，只是单纯的羡慕。然而，当李院长不仅没有给她一个电话、一个短信，甚至见面时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时，她既感到尊严被侮辱，又想既然睡过了，总归要给她点好处，“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真的睡了就睡了？”当酒吧老板留下她像弃妇一样被扔在宾馆，她想着不再联系酒吧老板，但终于撑不下去，还是主动联系了他，并且直接去了他们常去的宾馆。孙月如的痛苦其实是一个女性处于男权社会的痛苦，是一个女性被物化的时代的痛苦。女性如何在这个被物化的社会把握住自身，进行自身身份定位，寻找身份认同，并从男权的枷锁里解脱，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孙频的《丑闻》用女博士作为主人公，很大程度上暗含着这样一种观点：知识无法解决女性物化的身份焦虑。孙频将小说主人公塑造为女博士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鬼金的《黑夜降临在白色的墙上》是一篇颇具先锋意味和象征意义的小说。这篇小说以跳跃性的笔法，碎片式的叙事，欲言又止的讲述，建构出一幅以林静萍为人际网络的生活画卷。不过，这幅画卷充满着阴暗、压抑、混乱、阴郁等气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所弥漫着的死亡气息。小说从第六病房入手，而第六病房的病人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他们能够呼吸的时间非常有限。林静萍的父亲因肿瘤就住在第六病房，并被医生告知治疗的意义不大，活着的时间不会太长。第六病房为这篇小说奠定了叙事的情感基调，成为小说铺陈开去的底色。小说人物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背景上展开：父亲的战友在车祸中去世，小妖精的丈夫替领导坐牢却最终死在了监狱里，老高因贪污腐败最终选择了自杀，明莉莉的丈夫用七刀捅死了妻子的情人……这一切的死亡充斥着小说文本，让整篇小说渗透着一股阴沉的气氛。二是小说还充斥着一种越轨的生活行为。与青工偷奸的张菲，老高的情人美婷，在外养着小鲜肉的明莉莉，顶替别人坐牢的丈夫，染上毒瘾的小妖精。在林静萍的熟人朋友们的生活里，其实林静萍也并不了解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但她能够想到，“我们看到的只是外表的光鲜，荣华富贵，其实，里面更多都是腐烂的……”小说通过这样一个群体，揭示病态城市和人性的冲突、道德的沦丧和家庭秩序的伦理困境。在这幅城市病态社会的阴暗龌龊的图景中，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深深的忧虑。

死亡和越轨是这篇小说所描写的两种生活状态。前者是趋于静止的，后者是充满躁动的。林静萍所生活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死亡和躁动的病态畸变的城市环境，然而所不同的是，她还有着内心的坚守。她因为不能生育，前夫的家人无法接受，逼迫前夫与她离了婚。虽然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但她并不满意。反而是林静萍在第六病房外碰见的那个坐轮椅的男人引起了她的注意。虽然这个男人在整篇小说里涉及的笔触很少，但是却隐隐约约躲藏在这个故事文本里。他成为林静萍的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追求。这个寄托和追求通过林静萍在梦境中与轮椅上的那个男人的精神交流告诉了读者：“站立行走，会让我感到对人群的恐惧，我低于人群，会看到更多的真实，你们，你们看不到的真实，包括自我。对于自我的认识我曾寻找那些黑暗中的玻璃，但现在，我的自我在轮椅上。是的，在轮椅上。我知道很多人嘲笑、鄙视我这样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是残疾的，可是，他们就不是残疾的吗？在轮椅上，我可以感觉到飞。”是的，在这样一个充满死亡和躁动的病态城市，谁不是残疾的呢。林静萍所经历的第六病房和死亡，她身边的那些姐妹和姐妹延展出的灰暗生活，要么是身体或生命意义上的残疾，要么是一种精神残缺的表征。

鬼金的《黑夜降临在白色的墙上》正是从肉身和精神上对人生存的恐惧，对城市病态生活的揭示。林静萍与生活、命运和人进行着抗争，以积极的生活态度保守着自己的一丝理想，艰难却充满希冀地生活着。她经营着一个美容院，她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给女人创造美的地方”。然而，随着父亲的病逝，随着哥哥单位效益不好甚至要转型推销公墓时，林静萍心理上的那个轮椅却是空空的，上面空无一人，被链子锁在栏杆上，随时有可能会挣脱捆绑冲到大街上去。林静萍是否能够坚守住内心的理想主义道路，是否能够在这个病态的城市寻找到一条向上的精神空间，留给了读者太多的想象和自我判断。

二、权力异化与底层困境

不可否认，当代社会离不开生存空间里的灰色规则，它们借助权、钱、色成为一个隐形地带。在这个空间里暗藏着各种腐败、丑恶，挤压着我们生活的明亮部分。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已然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权力的肆意扩张、人性的异化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病症。新时期以来，公共权力结构中的人情世态、权力运作、人事纠葛、小人物的命运挣扎，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景观。尤其是底层社会，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监管，权力运作的空间更为广阔。安庆的《来苏水的方向》和段海晓的《冻结》避开了以往官场小说所关注的高层人物的腐败和权力争夺，分别从底层权力网络的铺展和底层人物面对权力压制的无奈两个方面，揭示了底层权力的腐败，着重表现在这种权力异化后，底层群众生存的挣扎、艰难和无助。

安庆的《来苏水的方向》里的左轮是一个善于借势发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左腿残疾的底层人物。他借助哥哥左文的职位给水泥厂拉原料，并渐渐地打通了与水泥厂的关系，与水泥厂的各个科室相处融洽，最终垄断了水泥厂的原料供应。在左轮的心里，他哥哥在水泥厂的地位是一个可以好好利用的机会，“别人的汽车能在厂里搞运输，我们为什么不能？人家能靠运输发财我为什么不能？”这就是现实的逻辑。左轮非常善于打通各种权力关系，显示出自己的远见和精明。当他借助哥哥的职位打开了水泥厂的局面，熟知了水泥厂的关节后，“没有动用过老大一次”。然而，就在左轮的生意越做越大时，突然平地出来一个叫张西东的退伍军人。因为新厂长是张西东在部队的上司，张西东自然成为新厂长培植的势力，负责管理水泥厂原料的买进和运输。左轮的生意逐渐萧索下来，最终完全被张西东所控制。这就是基层权力网络的力量，也是基层日常运转的心照不宣的规则。与那些高高在上、地位显赫的权力部门相比，左轮、张西东和水泥厂的运行规则，是当代中国底层社会运转的普遍规则，它构成了底层社会的权力结构，实际上也是乡村“熟人社会”的一个缩影，显示了基层乡土社会的本质。因此，虽然左轮可以把水泥厂几个科室的科长副科长聚到一张桌子上，却请不来他哥哥，但是，当他哥哥因水泥厂的经济案件被查，他能够遵照哥哥的意思去做通胖会计的工作，减轻了哥哥的刑责；当他的哥哥最终重病在身嫂子也无力继续医治时，左轮拿出一个写着哥哥左文名字的存折搀着哥哥走向了医院。围绕水泥厂为核心构建的利益圈，其实就是一个“私人利益共同体”，它是传统“家族利益共同体”的现代变种，但其核心仍然是一种乡村伦理，这也应该是小说题名“来苏水的方向”的隐含意义。

安庆的《来苏水的方向》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小说所表现出的残疾人内心的痛苦和生存的焦虑。作为一个残疾人，左轮与正常人的生活相比更为艰难，无论是就业还是婚姻，更容易碰见各种障碍，更容易被人瞧不起，更缺乏生活的尊严。对于左轮来说，不仅只有一条腿，而且长相也不好，“脸庞过宽，鼻子过于上翘，像一颗臭蒜”。他只能通过买拖拉机跑运输，挣回一座房子，才能找到老婆。左轮的哥哥和嫂嫂也瞧不起左轮，尤其是嫂嫂，趾高气扬，完全不把左轮放在眼里。也正是因为左轮对于自身的残疾有着强烈的自尊，在内心里特别害怕别人瞧不起他，所以他出人头地的愿望就越为强烈。关于左轮为什么要将供应原料的生意越做越大，左轮的那一番话颇有深意，他说：“其实，就是图个痛快，就是要用一条瘸腿走一走自己的路。你走了自己的路，这样的路才会平坦，没有不平的感觉。”也正是因为他要维护自尊，他的所作所为就更为张扬，更想在别人眼里成为一个“人物”：他把摩托车换成夏利，赔钱卖掉夏利换上桑塔纳；天天接受别人的吃请，唱歌跳舞，甚至有时一个月进了28回歌厅，生活糜烂得稀里糊涂；给小姐的小费出手大方，还包养了珠珠，连家也不回了……左轮的张扬恰恰是为了摆脱别人对他的鄙视，揭示了作为残疾人的左轮内心的尊严需求。

段海晓的《冻结》说的是机械厂机关干部付建新为调动农场妻子的工作，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的状态，却屡屡受挫的故事。当付建新的妻子终于有单位愿意接收时，付建新去农场办理工作调动时，农场赵副处长却以人事关系冻结为名，拒绝办理相关手续。赵副处长因为手里把持着人事权，因而这一权力成为他腐败的催化剂。正如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里所说：“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与赵副处长关系不错的同乡老齐给侄女办工作调动时，赵副处长也没有给他客气，老齐为此义愤填膺：“那小王八蛋六亲不认，只认钱！我小时候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他不小心坐到油锅里是我把他背到医院的……”

在面对那些制度设置中的“有权人物”时，底层群众的话语就显得异常边缘和无力。当朋友和父亲得知后，提醒付建新要给赵副处长行贿。然而，付建新一方面老实本分，实在不懂得如何向赵副处长进行疏通关系。另一方面，付建新的生活也很拮据，妻子怀孕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营养，疏通关节的钱实在拿不出来。付建新在朋友杜军的建议下只好天天去钓鱼。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写付建新和朋友杜军钓鱼，使得行贿和钓鱼成为小说充满互文性的叙述文本，正如杜军所说，钓鱼的学问大了。一来钓鱼可以贴补家用，也好攒点钱替燕子的工作调动行贿赵副局长；二是通过钓鱼改善自己的内心境遇，而后者恰恰是最为重要的。付建新整天生活在日常琐事、调动工作、妻子怀孕、父母催促等各种烦恼之中，尤其是办理调动手续处处碰壁的屈辱和自尊，让付建新已经很疲惫了，他需要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平静一下。钓鱼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修身养性开荤。正如五家渠申请建市好几年仍然没有动静一样，付建新为妻子办理工作调动也跑了七八回，也没有一点动静。因此，付建新慢慢喜欢上钓鱼———小人物在面对权力阻碍时的渺小，个体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而产生的内在焦灼和紧张感，通过钓鱼得到了暂时性的解脱。

三、乡村教育与文化陷溺

当大量农村青年走向城市，当乡村社会不断在城市化进程中趋于解体时，乡村自然成为作家们所共同关注的表达领域。乡村文明的失落、乡村秩序的瓦解是近年来作家们普遍的焦虑叙事。乡村教育无疑承载着乡村文明和乡村秩序的建构功能和社会责任，然而，尤其是近些年来，乡村教育的萎缩、落后性和重视程度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李学辉的《独唱》和杨凤喜的《π》共同指向了乡村教育的失落，以及传统的乡村教育模式对人们内心产生的极为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李学辉的《独唱》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巴小营小学的发展进行断面讲述，勾勒出了巴小营小学从弱到强，再从强到弱的发展过程。作为巴小营小学教师和校长的二叔，本来是区长的通讯员，按照正常的逻辑，他如果跟随区长会有一个很好的上升空间。但是当他听说要在巴子营最偏僻的巴小营建小学时，他毅然决定到这所小学去教书。在谢绝区长的挽留后，二叔就这样来到巴小营这个平实无味的地方，自己动手修草房，砌泥桌，上课只有一套课本，学校内外雨天一窝泥、晴天一土炕。二叔就这样一个人带着七八个学生开始了教书生涯，并扎下根来。让二叔感到高兴的是，乡村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于是学校不得不扩建。一间草房的小学扩建成6栋12间的教室，还有8间教师宿舍；教师队伍也扩大了，有三名回乡青年和一个女知青。这时候学校教师像二叔一样，充满激情和理想，有着80年代知识分子固有的启蒙憧憬。当我进城上学后，二叔仍然是一心扑在了学校上，不让其他老师假期看校，而是让他们多休息，开学后能专心教书，自己独自承担了看校的任务，而且不拿一份报酬。然而，学生的统考成绩落在了第三名之后，这让好强和倔强的二叔十分气愤，并将怒火发泄在寒假回家的我的身上，让我不要看闲书，不要听“草人”将故事。二叔深知学生考试成绩下滑的原因：“要脚踏实地，踩在砖上的感觉和地上的不一样。没砖地时，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认真；有了砖地，心倒不踏实了。……不接地气了。”到退休年龄后，二叔甚至还找到教育局长，表示自己还想再干几年，只拿退休工资。当我参加工作，二叔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教学楼竣工典礼和学生的毕业典礼时，学生却越来越少了，“几十个学生被围在中间，像玉米行中长出的豆子，可怜巴巴地抬头挺胸。能容纳六百多人的教学楼耸天而立，把几十个学生压迫成米粒般大小。……上学的学生还不如校园里飞的麻雀多”。六年级只有一个毕业生，当这个毕业生声情并茂地读着致母校的毕业感言时，其他学生则神情漠然。

巴小营小学由盛而衰的变化，正是当下乡村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乡村教育的凋敝成为一个无法阻止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在经济大潮里，人们只注重追求物质而对教育并不重视，一些家庭出于急功近利的考虑，往往让孩子辍学外出打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教育在改善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方面似乎并没有发挥非常明显的作用，反而使得一些家庭变得更加贫穷。因此，在毕业典礼上，稀稀落落坐着的60多个学生“神情漠然，似乎这个毕业的学生与他们毫无相干”。乡村教育不仅没有得到家长的重视，甚至连当地政府官员也听之任之。二叔将学生的毕业典礼看得非常重要，邀请我参加，并让我找几个记者，然而，原定乡镇领导最终因为陪上级领导督查工作而不能出席，这与当初巴小营小学发展过程中领导的支持形成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居民蜂拥进城市，乡村的人口越来越少，相应的学生自然也越来越少。而且随着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使得“农村人口还未完全城镇化，农村学生上学已率先挤进了城市”。这正呼应了这篇小说以“遏制大班额和根绝跨区域上学”的会议的开篇，强调了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多重的因素导致二叔所在的巴小营小学学生人数急剧减少，新来的老师都走向了城市，对乡村的教育表现出漠不关心：“周一早晨九点驾车到校，周五下午四点多就回城了。”可以想象，像二叔这样还坚守着这个偏僻乡村小学的教师也将随着他的彻底退休而消失。二叔只能成为乡村教育的独唱者，给曾经热情昂扬的乡村教育一个孤独的背影。虽然这篇小说写的只是巴小营小学，但作者的笔端无疑是指向了整个乡村教育，尤其是偏僻乡村的教育问题。乡村教育的出路何在，乡村青年的出路何在，乡村教育在今天的时代命运何在，是值得深深思索的。

杨凤喜的《π》也是一篇关注乡村教育的小说。不过《π》反映的是乡村教育模式对学生心理产生的巨大阴影。董明亮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班主任马孝先老师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因此，当其他同学嘲笑、戏弄董明亮时，班主任马老师只是惩罚那些同学，而对董明亮却网开一面。直到董明亮因不堪同学的欺负动手打了其他同学，马老师也没有对他进行体罚，而是让他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的129位数。可是，马老师考虑到升学考试在即，不能以此打乱了董明亮备考的心理，并没有让董明亮背诵圆周率。这引起了受惩罚同学许月生母亲的不满，上门讨要说法。董明亮的父亲也认为儿子能够背诵，而马老师却不让他儿子背诵，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于是主动要求马老师让他儿子背诵。可是马老师最终还是没有让他背诵。这件事在董明亮的内心产生巨大的阴影。最终考试成绩非常不理想，根本就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在姐姐董月亮和马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喜镇中学给了董明亮一个机会，那就是在村子里当众背诵圆周率。董明亮一直背诵到369位，并因此获得了喜镇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与李学辉的《独唱》所不同的是，杨凤喜的《π》对乡村教育的揭示是内在性的。它通过一次教师并没有执行的善意惩罚，从心理层面上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乡村教育模式对学生成长所产生的影响。董明亮在“八天前”就准备好了背诵圆周率，然而马老师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让他背诵，即便许月生和董明亮的父亲强烈要求马老师让他背诵。这事件在董明亮的心里成为一个难忘结，以致他考试时将作文“一件难忘的事”写成了圆周率，并且写到了小数点后329位，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落榜。乡村教育对所谓优秀学生的偏爱和学生成长过程中自尊的敏感，是导致董明亮落榜的重要原因。而当乡村教育将董明亮能够背诵圆周率当作一个“少年天才”，并且在凤城文艺晚会上当着许多领导的面进行了电视表演时，我们也可以料想，进入喜镇中学的董明亮一定也常常因为能够背诵圆周率被学校作为一种特长，成为优秀学生的代表，甚至进行各种表演。然而，这个“少年天才”最终并没有考上大学，而成了一个摆摊卖水果的小贩。圆周率成为改变优秀学生董明亮前途的致命一击。董明亮的人格在乡村教育中进一步受到挤压，也正是乡村教育对某一特长的无限扩大和过分张扬，使得教育的方向发生了偏离。因此，成为水果摊贩的董明亮与其他摊贩所不同的是，他不招徕顾客，只是低头看漫画书，捣鼓数字，买彩票，连做爱时都在背诵圆周率。董明亮的失败，是对乡村教育的一次拷问，也是对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特长过分追求甚至产生异化的一次警醒。

四、精神还乡与诗意飞翔

在阅读了一篇篇反映社会症状而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后，这一期的四组散文和一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诗意的阅读体验。这些散文诗歌或是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或是对于精神的向往，或是对于往事的回忆，或是对于人生病痛的亲身体验。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切入了当下生活的主题。

郭文斌的这组散文《黑板是画的心想事成》是对人生的多层次思索，指向幸福、快乐、内心、理想、境界。他的《生命就像一个黑板》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态度，他认为我们人生本身就是一块黑板，黑板上的画不过是一个假象，但是我们却往往执着于最开始画的那幅画，因此我们的生活就有着太多的痛苦。《心量越大能量越大》谈的是人生的大境界：“通过把可能的财富可能的体力可能的智慧给别人，终将拓展自己的心量。终有一天，你的心量会大到跟天地同频共振的程度，那么，你便拥有了天地精神。”他阐述自己主编《黄河文学》时所定的三条底线：“第一，办一份能够首先拿回家让自己孩子看的杂志；第二，办一份能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和引人向上、向内的杂志；第三，办一份能够给读者带来安详的杂志。这是我的办刊理念，也是我的创作理念。”在一个日渐世俗、消费当道、物质至上的时代，似乎我们谈论理想、人生、境界显得与世格格不入。然而，郭文斌对理想和情怀的坚守，让我们肃然起敬。

鱼禾的散文《地图》叙述了自己对地图的迷恋，却又超越地图本身，最终将笔力聚焦到梁溪家大山里的石屋。作者对地图的迷恋，使他能够整个下午看地图，能够准确说出地图上的标记、画出某一区域的形状、用泥巴捏出地形……作者甚至认为“一切都可以用地图来描述”，并以数字和历史来验证他的这一观点。有意思的是，他用地图的方式阐释历史，显得非常独特。他认为历朝历代在他的大脑中就是一幅曲别针般的地图：“非信史时代在曲别针的左端，呈现为模糊的扇形。到了先秦，扇形收缩为清晰的直线，由左而右，直到南北朝。只是三国时代地势降低了，三国有如一块盆地……”正是对地图的迷恋，作者通过卫星地图观察自己所在的县城、村庄和自家的屋顶，最后将目光落在一个叫做卓罗砣的低山上的一座小石屋，这座屋子也因朋友梁奚经常出入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作者最终从一份1970年的名册中找到了答案———梁奚的父亲死于1970年作者所在的县城所展开的一场秘密的政治清查。在那本秘密的清查名册里，有两千多人被列入“清除阶级队伍”的范围。这座小屋子在作者的心里于是也有了一个地图的标记。由此，鱼禾的散文《地图》实现了现实与历史、地图与人生双重书写的统一。

庞余亮的散文《胆结石》娓娓道来像“拉呱呱”一样陷入对母亲的回忆之中。在父亲去世后，年迈的母亲拒绝去城市里生活，而是喜欢在有她照片的墙下捻派不上用场的线砣；她每天都坚持要“窝鬏”，即使发了心脏病医生让她剪掉，她也没有同意；她喜欢拉呱呱和看丧事，和过去有过隔阂不说话的稻香大娘关系密切，并为“信耶稣”的人办后事“省钱”而羡慕不已；她不骂父亲了，甚至开始怀念父亲的聪明、勇敢和能干；她自己买布料给自己做“寝”，高高兴兴地试穿、晒寝；她吩咐儿女在她火化前带一瓶麻油，治疗火化时烧汤的伤口；在给父亲移坟时，母亲关心父亲的碑文上有没有她的名字以及名字的颜色。整篇散文表现出母亲晚年生活的豁达通透，对死亡的乐观，而越是通达乐观，越让人感到凄凉，越让子女感到愧疚，正应了母亲的那句话：“十个儿子不一定能养一个妈妈”。作者因此陷入“疑似胆结石”的疼痛，一种思念母亲的疼痛，只是梦境里疼着疼着就醒了。

葛芳的散文《映在镜子里的花园》漫步在博尔赫斯的城市、街道、公墓、花园之中，寻找着生活的无数种可能。博尔赫斯是“作家中的作家”，他的写作影响到世界各国作家，在中国作家心目中具有精神导师的地位。他的作品“带来一个神秘的、梦幻般的、繁殖和虚构的世界，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找到了一条穿梭往来的通道，并不断地往返，并获得神奇的阅读感受”。葛芳的这篇散文正是在布宜诺斯艾利寻找这位作家的一次精神还乡之旅，她在异域情调中感受灵魂的飞翔，试图将“将镜子里映射出的物象镌刻在记忆中……让所有不可企及的意念絮絮叨叨地根植到大脑皮层，尽管只是瞬间，也将与神灵依存”。

徐泽的诗歌《风往一边吹》用诗歌的语言和意象揭示着社会的阴暗和生存的焦虑：主席台坐满的谎言，暮色的荒凉，沉寂的村庄死人比活人还多，城市里一群疯子把落叶当钱数，流浪的狗和人，因贫穷而盖着草薕子死去的亲人……村庄的孤独和荒凉，人性的黑暗和扭曲，城市的冰凉和疯癫，贫穷的无奈和坚守，共同构成这个世界黑暗的绵密空间。虽然婴儿目睹着这个浑浊的世界，“渴望春水的人，都干死在路上”，但是诗人还是留下些亮色和希望：故乡的心是亮的，早晨的村庄是干净的，穷人命硬心却是暖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出版机制转型与新时期文学的市场化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5CZW052）和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田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