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辉煌与典雅的艺术殿堂：姜维解读国家大剧院设计

不可否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自安德鲁中标后就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热点。各种评价如潮水般涌来，万众瞩目的大剧院就在众说纷纭中完成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从破土动工直至华丽亮相。

国家大剧院历经半个世纪的设计历程，如何从一纸蓝图变为承载国人艺术梦想的现实舞台，这一次，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注在那些完成绝大部分基础设计的中国建筑师身上。就在大剧院迎来金秋首演的前夕，我们采访了国家大剧院的中方设计总负责人——姜维。

一、大剧院：现代建筑史的缩影

姜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设计所所长，国家大剧院的中方设计总负责人。这个和安德鲁联手打造大剧院的中国建筑师非常的理性和低调他认为，大剧院是中国几代建筑师不懈努力的结果，不应割裂历史和集体，把目光聚焦在某几个人身上。

从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到今天的项目落成，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过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经多轮方案设计，首次进行国际招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大剧院在现代建筑史上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姜维认为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和专业的视角来看待大剧院：“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设计历程中，凝聚的是几代建筑师不懈的努力，可谓中国现代建筑史的缩影。”

“虽然备受争议却是中国现代建筑史的一个里程碑”。姜维认为用“里程碑”来形容大剧院并不过分，“大剧院促进了中国设计市场的开放和建筑师设计思想的开放。”

二、大剧院：为奥运工程打头阵

国家大剧院是我国首个采用国际招标进行国家级中外合作设计的项目，因此中方设计团队完全是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前行，经过艰苦的努力，探索并积累出一套宝贵的经验。大剧院设计团队把前期开拓性的探索经验都提供给了北京奥组委，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剧院打下的这个头阵为此后北京奥运工程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这些探索性的收获不仅仅是设计理念、设计程序、还包括设计规范、审批程序等方面。”姜维说，“以招投标方式为例：大剧院采用外方总包、中方分包的形式。由于国情不同，外方总包有延误工程进度、影响与业主沟通等方面的弊端。因此所有奥运工程都采用了中方总包的形式或分别签合同的形式，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工程进展。而后来的首都国际机场也是采用了中方总包的形式。”

“再以消防为例，相关部门当时讨论了一年多消防的审核标准，得出的结论是。现有规范无法涵盖此类建筑。”后来引进了‘消防性能化设计’的概念，量化规范为建筑设计松绑。而此后在我国大型公建中逐渐使用的消防性能化设计就是始于国家大剧院。

三、大剧院：解读人生舞台

人们对大剧院争议最大的就是与周围环境的协调问题。姜维对此谈了他的看法：第一次投标时，用地面积为现在的一半，因为当时考虑天安门广场为T字形，把大剧院放在了更临近长安街的位置，因此大剧院应该与周围建筑相协调。但这个问题同时也是大家困惑的问题——到底应该协调到什么程度?后来国家决定将大剧院位置向南后退其实已经退出了天安门广场的建筑序列。安德鲁的方案确定后随着设计的深入，姜维有了新的体会：“北京的天大多时候是灰蒙蒙的，在白天，大剧院的钛板和天空很和谐。而且建筑的形状是不断往上收的，并不是太突兀。从夜景照明上看，建筑外壳上小的LED灯和天上的星星相辉映，使壳体和天空融在一起。只有中间的玻璃是光线明亮的，透出浓郁的艺术气息。”

谈到大剧院建筑本身，姜维认为是个内涵丰富、意境含蓄的精品。其特色设计之一是水下廊道。“人们通过长80米的廊道进入大剧院，这是一个让心情过渡的廊道，它营造了一种让人心灵不断沉静的氛围。进入壳体下平台空间豁然开朗，眼前是一个充满浪漫艺术气息的殿堂。”特色设计之二是红色吊顶。进入北侧水下廊道，两侧都是艺术品商店，廊道上部能看到十公分的一层水。透过玻璃，可以看见歌剧院的金碧辉煌。“从地下7m进入壳体时，能看见木制的红色吊顶，原料来自于非洲，是我们2002年订购的54棵树，砍伐后送到北欧加工制成。我曾和安德鲁有过交流，他希望人进入壳体后看到的是红色的木材。感觉仿佛进入到乐器的内部。”

姜维认为 功夫在诗外。建筑师应把艺术、哲学等内涵很好地融会在建筑设计中。“当时还有设计哲学上的一个想法：当长安街上的人看大剧院的时候，看见的仿佛是刚拉开幕布的舞台，休息厅的观众就像舞台上的演员，长安街上的行人像是观众。但是当演出开始的时候，休息厅的人又进入剧场成为观众，真正的演员又出现在真正的舞台上。人生舞台，舞台人生，人的角色在不断变化。”

四、BIAD设计：大剧院的坚实保障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老一代建筑师李道增、魏大中、黄汇就已经开始进行国家大剧院的方案设计，而BIAD与大剧院的历史渊源也是始于那时。其后的三十多年里，BIAD建筑师魏大中一直致力于大剧院的设计和科研。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剧院进行国内招标的时候，BIAD亮出了魏大中、何玉如、马国馨、朱嘉禄、刘力五大院总的阵容参与招标工作。在那次著名的招标中 魏大中的方案得到了几乎所有专家的一致好评。

1998年的国际招标确定了安德鲁的方案BIAD作为初步设计和施工图的配合单位。“最初定的是由外方进行初步设计，BIAD进行施工图设计。但是外方做的初步设计没有通过审查。最后经ADP与BIAD协商决定，由BIAD完成初步设计。”作为中方设计总负责人的姜维对当时抢出图纸的情景还记忆犹新，2001年11月，BIAD各专业紧密配合，抢了2个多月的时间，顺利完成初步设计并通过审查。

BIAD从2001年12月开始施工图设计，每月完成一层施工图相当于每月一个3万平米新建的设计。由于大剧院没有一个房间是相同的，而且马上要进行施工，因此必须事先考虑周全。姜维非常感慨：“紧张的时候半层半层的发图，连夜晒图发图设计与施工几乎同步。”

因为没有一个房间是相同的，没有一根线是直的，每层都有新的问题，设计难度可想而知。BIAD的设计团队担任了全部图纸设计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作量，他们凭借坚实的技术基础为大剧院的设计施工保驾护航。高完成度的设计，良好的团队协作得到了法国同行的尊敬，也为BIAD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五、姜维：我随大剧院一同成长

1996年求学归来赶上大剧院设计，姜维和大剧院的缘份由此开始。在进行国内投标的过程中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国家大剧院方案设计初探》。十年磨一剑，从1997年充满激情的年轻建筑师，到十年后成长为一个成熟理性的中方设计总负责人，姜维把这十年形容成“激情燃烧的十年”。他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机遇很重要，机遇选择了你，你就要抓住机遇：机遇把你推到一线你就一定要顶上。很多时候形势逼人，人会在压力下进发出智慧和潜能。”

“我体会最深的是打硬仗、打遭遇战。”姜维感慨：“因为没有一个房间是相同的，没有一根线是直的，每层都有新的问题，设计难度可想而知。做完了大剧院大家都觉得啃下了一块硬骨头。五六十个人同时在画图，对全体设计团队都是个极大的锻炼。BIAD在奋战中确立了一套国际化的工作流程。大剧院锻炼了我们打遭遇战的战斗力。后来第三设计所进行奥运国家会议中心设计时非常顺利，大战练兵的成果显而易见。”

“作为负责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对大型工程设计的控制能力。复杂工程尤其需要控制力，控制力包括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协调能力等。控制这么大一个工程，作为负责人，时间和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决策、平衡、协调这一系列的控制问题上。举个例子，当时出施工图的压力非常大，现场是混凝土在不停地浇注，几千个工人都在不停地工作，就等着要施工图纸。而我们中方设计团队和法方如果出现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不能发图，这时就得去迅速有效地协调。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技术规范，外方有他们对效果控制上的一些要求和习惯做法，而这些做法未必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时，如何迅速统一双方意见?首先自己要判断清楚矛盾点，进行分析再去平衡。有时还要与很多部门去协调。这对中方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业主的要求，外方的要求，各个配合专业的要求你得做好各方的协调工作推动工程进度。”

大剧院的设计是一个BIAD团队通力合作的过程。建筑专业负责人张秀国带领BIAD设计师奋战在施工一线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她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成为各方公认的权威和值得信赖的人。戏剧场的负责人金洁，直到生孩子的前一天，还在单位对图。项目助理杨一京的父亲做心脏手术，她在医院陪了半天，手术一完成就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姜维感慨：“感人的故事太多太多，让我的心灵一次次得到升华。”

姜维觉得自己从大剧院的设计收获很大：“我个人的建筑观有了很大改变，过去更多地看重手法和技巧，现在更看重内涵的丰富，逐渐培养出一种建筑哲学观、设计信条和设计逻辑。参与大剧院设计还让我学会了怎样做人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六、低调与理性：大剧院时代的思考

姜维，作为举世瞩目的国家大剧院的中方设计总负责人，达到了很多同代建筑师难以企及的高度。大剧院时代的到来使得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这些光环，姜维非常低调：“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某几个人身上，大剧院凝聚的是几代设计师的心血，我只是在我的岗位上完成了我的工作。这十年，我从充满激情到趋于成熟，也变得更加平淡。”

轰轰烈烈的大剧院建设开启了中国建筑市场和建筑思潮的开放，姜维以他特有的理性审慎地思考着大剧院带来的种种变化。

作为中方设计总负责人，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请求姜维进行方案指导。“各省市都在建地方剧院，大大小小盖了几十个，规模配置很高，几乎都是三大一小。我认为很多城市都没有理性分析是否需要、是否适合大量重复建设造成了浪费。其实剧院建筑并不是精神文明的唯一表现方式而是精神文明的一种载体。”

姜维的社会责任感极强，“作为建筑师一方面很高兴可以实现设计理念，推广设计经验。但同时也很忧虑：你的建筑究竟给城市、给人、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他认为建筑师不应以自我表现为主，而要更多地考虑设计可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一种职业建筑师的基本素养。

大剧院在启发中国建筑师设计思潮的同时也带来一种非理性的思潮，之后的建筑开始追求眼前一亮，眼前一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以能吓住人为目标的建筑出现在中国，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面对争议，姜维一直都很平静。“大剧院之所以争议较大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项目位置非常显要，二是2000年设计市场较为封闭对外来思潮的接受程度有限。作为第一个国际招标的国家大项目，直至今日，业内仍然对大剧院众说纷纭。我曾去拜访一位业界泰斗，他得知我正在参与大剧院的设计工作，他说你认为大剧院的设计如何7我讲述了自己的感受，这位老先生仍半信半疑，他说那就等盖好再说吧，到时自有一番评论。”姜维坦言：“我本人对大剧院也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当年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和现在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认识比较肤浅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建筑但不见得放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在逐渐进入工程后，我认为应该在设计中尽量去弥补不足。既然已经决定放在那了，就努力从设计上优化，使更多的人喜欢它。”

七、魏大中：火烈鸟的轮回与重生

安德鲁曾说大剧院就像是他的孩子，姜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的大剧院承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它的意义太重了，无法用某一种具象去形容。比如我，每次去大剧院的时候，都能看见魏总的影子。”

魏总就是建筑界赫赫有名的魏大中，国家大剧院的前任中方设计总负责人，也是姜维在BIAD的导师。魏大中一生致力于剧场设计，完成大剧院是他毕生的理想。从学生时代的毕业设计直到去世，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为大剧院做积累，他设计了长安大戏院、北京剧场，指导了中国木偶剧院。他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建筑师队伍，也为BIAD的剧场建筑带出了一个品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魏大中在清华的毕业设计做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直至上世纪80年代，国家再次提出修建大剧院，魏大中辛勤的耕耘从未间断过。

上世纪90年代初，魏大中带领BIAD第三设计所进行了国家大剧院的可行性研究，从规划、设计、造价上拿出多轮方案，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九十年代那次招标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基础就是建立在魏大中这些成果之上。那次招标，国内顶级单位竞相参与投标，魏大中设计的方案获得广泛的好评。时至今日，魏大中的方案依然被诸多业内外人士看作是国家大剧院的不二之选。

魏大中曾在自己的建筑观中这样写道“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我们的建筑形式与风格势必要与之相适应。我们不应停留在仿古，也不应盲目地仿洋。应根据我们的条件、环境与功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形式与风格，这种风格也应是多姿多彩的，而不是谁能划一的。”

姜维说“魏总的设计大气、简约、富有灵感。他强调‘建筑师创作时比艺术家要更理智，比科学家要富于感情’。他那个广受好评的大剧院方案就是他建筑观的最好体现。”

“其实，1998年的那次国际招标，情感上承受压力最大的人是魏总。虽然带着深深的无奈和遗憾，但是他以大局为重，依然在我们背后提供最大的支持。最初，傲慢的法国人总是为我们安排工作我当时年轻气盛，而魏总却非常理智地指导我顾全大局。他也很超脱，虽然不能亲手完成大剧院，但是却尽全力使这个承载国人梦想的建筑能够做好。”

姜维回忆起魏大中2003年发现癌症然后开始化疗、放疗，但效果不理想，回家养病的魏大中依然在整理大剧院的科研报告。“我去看望他的时候还在和我交待大剧院，最

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直至最后昏迷，心里一直放不下大剧院。他的爱人告诉我，在他最后一次清醒的时候曾表达了自己一生的三个遗憾，其中有两个都是关于大剧院。魏总从毕业设计做的就是大剧院，一直到去世，毕生都奉献给了大剧院，却不能亲手完成大剧院，是个挺悲壮的轮回。但是我们都在继承他的精神和意志这就像寓意无限生命力的火烈鸟，能在烈火中重生。

“建筑设计是创造性的工作，但也充满了苦恼与艰辛回顾自己的每一个作品 无不留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与苦衷，总希望下一个作品能更加完美，更少些遗憾。”魏大中当年写下的一段文字或许是对这种心灵历程的最好描述。

姜维说：“魏总的去世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也因此对一些名利上的东西看得更淡了。魏总这样为大剧院奉献毕生我为大剧院的十年也算不上什么。现在媒体对大剧院的宣传大多把功绩放在某一个人身上，我认为有失客观。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岗位做了自己的工作，安德鲁也是在他的岗位上作了他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每个人把自己的角色完成好就可以了。”

八、安德鲁：一分为二看大师

由于长达八年的合作，姜维和安德鲁成为了朋友。面对这个备受瞩目的老头儿，姜维认为应该一分为二看大师。一方面要读懂大师，一方面不要把大师当成神。

“安德鲁是一个很生动的人，轨迹清晰，分寸感极强。他非常敬业，一个月来一次工地，让人感动的是，在退休后的这两年，安德鲁都是自费从法国来工地。”

姜维认为：大师也是在不断论证，否定自己，改进自己。大师很谨慎这和很多年轻建筑师的草率不同。大师更多考虑的都是设计的服务功能，而不是自我炫耀和自我陶醉。

“合作中，我们的民族建筑情结也影响了安德鲁，他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民族的东西融进大剧院。本来他想仿制故宫里的金砖铺在步道上，还在苏州找材料并试制但是由于技术指标的要求没能实现。虽然后来用石材代替了金砖，但设计的理念依然延续，这样的事例在大剧院设计中还有很多。”

谈到中国首度进行的大型中外合作设计，姜维坦言BIAD与ADP的合作是个磨合的过程，“法国人经历了从最初的居高临下到主动征求意见再到BIAD全权负责的过程。BIAD的建筑师凭借实力和敬业精神赢得了安德鲁和ADP的尊敬。”姜维说“两者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我们共同守住了一个信念，完成了一个精品”。而安德鲁的话“我们以后要更加真诚的合作”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