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

2022-05-04 18:50:03 | 浏览次数：

摘要：历史与新闻都指向时间长河中的事件，但是历史与新闻有既往和当下之间的立场背立、内容记载上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的差异，以及分别产生及形成的学术背景和时间早晚的不同；历史知识的普及程度与其内容的属性密切相关，由新闻积淀而成的历史知识、历史悬疑、古墓迷踪、奇异古风等文明疑案，以及经典化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等，具有新闻的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与趣味性五大要素，因而容易获得关注和普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广度与其表达方式的深度成反比，而现代新闻传媒以其图像化、简易化和生动性特征，使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变得更加容易，并进而使传统的以通俗史书普及历史知识的方式得到极大的提升和推广。

关键词：历史；新闻；传播；普及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1-0108-05

新闻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和覆盖性，与历史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从新闻与历史关系的角度考察史学的普及性，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史学的普及化现象，学术界探讨者甚众，从综合角度探究的，有瞿林东《史学与大众文化》、钱茂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等文；从断代方面探察的，有李小树《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论》、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等文。历史与新闻的关系，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新闻学界，都有不少人作过探讨，将其内容作以归纳，约分四类：一是从报纸角度探讨新闻与历史关系的，有方汉奇的《报纸与历史研究》；二是直接论述新闻与历史关系的，有姚家红《一时新闻与一页历史》和张宏军《新闻历史观与新闻的历史价值》，比较系统的则有郑芳和刘波的《试论新闻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三是用“新历史观”推论历史新闻学“没有旧历史，只有未曾发现的历史”的基本结论的，有雷戈的《史学与新闻》；四是从史家素质上论证新闻与历史相似关系的，有张百宁的《试论新闻写作中的史家笔法》和余飒的《论新闻写作中的“史家笔法”》等文。然而，迄今少见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上探讨史学普及化现象的论著。本文不揣冒昧，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历史与新闻的异同

捅破历史之“旧”和新闻之“新”之间的那层薄纸，人们会发现历史与新闻都指向时间长河中不断发生的事实，于是历史与新闻实为一事的观念便油然而生。

不少人认为历史就是新闻。较早的学者从报馆与史馆、报纸与史料的关系中，探讨新闻与历史的关系，认为二者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近代阙名的《史学》一文称：“泰西不立史馆，盖报馆即其史馆也。”并特别指出：“盖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1923年，李大钊在《报与史》一文中也从报纸与史料的关系中，得出新闻与历史具有密切关系的结论：“报的性质，与记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与史有密切亲近的关系”和“类似的性质”，而“作史的要义，与作报的要义，亦当有合”，“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记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新闻史家方汉奇认为：“报纸与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历史所记述的，往往就是当时报纸上的新闻。报纸上的新闻，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又会衍变为被后人记述的历史。”这些观点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此后，有不少学者也论述了新闻与历史的相似或相同性。有人认为“昨天的新闻即今日的旧闻，今日的新闻也会成为来日的回忆。所以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甚至认为“新闻、历史原是本家”，并从两条线索上论证了新闻和历史的渊源：一条线是事态和时态相联系，从记事的“时差”来看，“有今天、明天和昨天之分，于是情报一新闻一历史三者就联成一线。估计到将要发生的事苗或者未便立即报道的新闻属于情报范围；已经发生并及时报道的时事，便是新闻；事过境迁日后载入史册的，就成了历史。”第二条线，从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与史家的素质标准相同上面，论证新闻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另有人指出：“新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新闻工作者秉承新闻价值原则选择出的客观事实，经过史学家的再次筛选，沉淀为明日的历史，从而记录了今天、影响了明天，所以，新闻铸就了历史；而历史则是新闻不可或缺的‘拐杖’。它不仅要求新闻工作者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新闻事件和人物，也为新闻提供了素材和史料，新闻工作者对客观求实的‘史家笔法’的运用更加有助于新闻的完善。”又称：“新闻业内流传着这样的观点：昨日的历史是其时之新闻，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日之历史。过去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历史中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某种可靠的史学依据；同样，从未来的眼光看，现时的新闻报道将沉淀为未来人们研究当今社会生活的某种可靠的历史依据。正因为这种内在联系，新闻与历史在文化传统方面有着相同和相似之处。新闻的内容具有现实和历史的双重价值，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如同线之两端，新闻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也记录着历史。”

雷戈更直接地提出：“必须从本体论层面确立一个基本命题：历史即新闻。只要能揭示出新的意义，历史就是新的；只要能发现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就是新闻。因为新闻的本质并不在于时间上的近，而在于意义上的新。所以，新闻即是新历史、新意义。不管一个事件距离我们今天多远，倘若历史学家从中领悟出新的意义，那么，这个事件就一定发生在我们眼前；一个历史人物不管生活得离我们有多远，倘若历史学家从他身上揭示出新的意义，那么，这个历史人物就一定生活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新的意义有效地缩短了甚至弥补了时间上的距离和空间上的差距。这样，在历史新闻学的意义之环中，旧事件变成了新话题，老观点产生了新问题。意义所及，一切都是新的；只要赋予新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新闻。”

上述观点多强调历史与新闻的相同性和相似性，对它们之间的相异性关注不够。

笔者则认为，历史与新闻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时间节点不同。历史的时间是以往，而新闻的时间是当下。林帆在论述历史与新闻相似性时强调：“新闻与历史的同，在于‘事’；不同者，在于‘时’。所谓事过境迁，正是因为时过境迁。有人作过比较，说《南京半日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和《扬州十日记》(清兵在扬州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没什么两样，‘台儿庄’、‘平型关’的报道与通鉴上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也无甚差异。这恐怕是写作目的一样，‘因事命篇’使然。”但是，20世纪30年代写《南京半日记》的当下，人们无暇关注17世纪中期的《扬州十日记》，则正好反映了历史与新闻发生的时间节点之差异。

第二，记载的内容有所不同。套用布罗代尔的理论，历史所载多包含“长时段”的内容，而新闻所记基本上属于“短时段”的内容。所谓长时段的内容，是指那些天文、地理、气候、风俗、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事件，虽然变化缓慢，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而短时

段的内容，则是指那些政治斗争、军事战争和外交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惊天动地、热闹非凡，但时过境迁后就会波平浪静。如果说短时段的内容是历史的浪花和泡沫的话，那么长时段的内容则是历史的深层巨流，虽然不易看见，但却直接影响到浪花和泡沫的翻飞和起灭。纪传体中的《天官书》和《地理志》、实录体中的日常政务、典章制度体中的制度沿革等，都不属于突发性的新闻事件，是新闻所不能涵盖的。

不曾研究过史学史而直接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常会提出一些值得推敲的观点。如有人指出：“如果现实中没有真正的新闻，那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在历史上求真。这就是说，真实的新闻不但能帮助我们寻找历史的真相，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塑造真实的历史观念。如果我们想判断现在的历史观念是否健康，以及现在的历史研究是否正常，那么无须到史学界去找，只要看一看新闻就足够了。在这方面，新闻绝对是一个准确的参照，甚至它比历史著作本身都来得可靠。”这里混淆了新闻与历史的界限。历史并非完全来自新闻，历史的来源远较新闻广泛得多，构成历史的元素绝大多数都不是新闻，而是根本引不起时人关注的处理日常事务的档案和公文，多属于长时段的内容。若将历史等同于新闻，便将历史视作短时段事件的聚合。事实上，历史的构成，除了包含短时段的内容(政治、军事、外交)外，很多都是长时段的内容(天文、地理、气候、风俗、日常生活)，表面上不见波、不显浪，但却潜流于波涛之下，左右着历史的进程。与此相反，政治、军事和外交等爆炸性新闻事件，只是历史构成中短时段的内容，受制于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及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和文化生态背景。众所周知，清朝入关时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事件，多具有新闻的爆炸性，表面上看清朝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实际上，一旦进入中原地区，经过长时段的生活环境的浸润，不知不觉中被汉化，最后完全不懂满文不会满语，到了清朝灭亡时，甚至满族也基本上被汉民族所同化。而这些润物细无声的长时段的历史，往往不会受到新闻的关注，但却异常重要。

第三，产生的历史不同。那种认为新闻即历史的观点，忽略了“史”的动态性和史学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中国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都未被历史所接纳，至少不被官史和正史所接纳。从史学发展线索来看，以前的历史范围较小，史料来源较窄，基本上来自档案公文，如《尚书》和《春秋》等皆是如此。西周后期，“史”官的工作由记录和保存公文档案变成整理和汇编公文档案。记录当时政事的文件，经时间的沉淀后成为旧档，对这种旧档的稍加整理，便成了史料的汇编和史书的编纂，正如王安石所说的那样，《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是残缺破烂的朝廷章奏的简单汇编。钱玄同也指出“《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簿’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史书的出现是缘于对档案的整理和编纂。这一时期，史书基本上未将新闻纳入视野。此后，随着历史范围的扩大，才使包括新闻在内的许多史料被纳入史学的范围。史学范围的扩大，是从瓦解经学体系、将之纳入史学体系时开始的。宋代出现了这一倾向，到明代王阳明那里，便直接提出了“五经皆史”的观念。稍后，王世贞对史学的范围进一步作了扩大，提出“盈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对清代章学诚有直接的影响，后者在《报孙渊如书》中宣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天地间只要是文字资料，皆可作为史料，于是新闻、笔记、小说以及具有新闻要素的其他史实等，都可作为史料应用到历史之中。在此之前，古代有许多称为“新闻”的著述，如唐尉迟枢《南楚新闻》、明沈石田《客座新闻》、范守己《曲洧新闻》、清钱泳《刺史新闻》，都被正史和国史排除在外，只在士大夫中间流传。显然，新闻纳入历史，是后来的事，直接称新闻即历史则忽视了史学的实际发展过程。

历史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是在士大夫中间承传，至宋代通俗文化兴起时，历史开始走向民间，通过勾栏瓦肆中“说史”人的传播，开始向大众普及。“新闻”的传播显然较历史为快且广，但由于没有类似于现代的新闻传媒，因此其传播多通过客座上的交谈，或道听途说，后来为部分士大夫写进笔记中，成为《客座新闻》之类的过时新闻。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历史知识得以普及的因素，似乎包括两个方面：从内容来看，符合新闻特点的历史，或经由新闻事件积淀而成的历史，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从而广为传播，获得普及；从手段来看，依靠新闻传媒可以达成历史知识的迅速传播和史学在更大程度上的普及。下面分别作一阐述。

二、历史新闻化与历史普及

历史知识的普及程度与其内容的属性密切相关，不能期望所有的历史知识都会获得普及，或普及时都能达到相同的广度和效果。从历史的构成来看，容易广为传播和得到普及的内容，大都具有新闻化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由新闻积淀而成的历史知识，因为具有现实性(新闻学称之为“接近性”)而形成了浓厚的传播趣味，容易获得大众的青睐，从而广为传播和接受。这类历史具有短时段的特征，如历史上政治事件、战争冲突、外交纠纷等。它们在历史上就曾经是新闻事件，因此容易获得大众的关注。这些褪色新闻积淀成的历史，或因怀旧情调使部分历史还原成新闻，或因与现实发生感应重获发现，被新闻媒体热播和炒作。像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五次“中东战争”，在爆发之时便是重大新闻，此后虽然褪色为历史，但又因为与现实有密切关系而不断被新闻搅动，浮现眼前，成为新闻背景。甲午中日战争、二战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些由新闻积淀成的历史，也常因“钓鱼岛之争”被传媒重新翻出，变成新闻背景。至于那些由普通档案、文牍等历史材料积累而成的历史，如繁芜琐事、枯燥数字、无名之辈等，则很难获得大众的瞩目，绝大部分都不可能成为新闻，也不可能获得新闻式的传播和普及，只能在学者中进行研究。看来，由新闻沉淀而成的历史内容，仍然容易还原成新闻或新闻背景，而原本不为人关注的日常历史，仍然难以成为新闻，这可能反映了人性求新求异的局限和人类的宿命。

第二是历史悬疑、古墓迷踪、奇异古风等文明疑案，在它发生的时候或者未受关注，或者秘而不宣，但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和封存之后，许多本无新奇的历史现象也产生悬疑，或秘而不宣者露出马脚，这些内容引人好奇、吊人胃口，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但由于专业性和凝重性的限制，即使通过新闻传媒制成历史新闻性的片子，此类历史知识传播的广度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仅播送时间安排在午后和深夜，而且收视率也比较低。如中央台的《走遍中国》和《探索发现》等节目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就是如此。

第三是经典化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具有永远的新闻特性、无限的传播价值和普及的意义。经典化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受到广大群众的喜好和偏爱，如群星璀璨、斗智斗勇的三国历史就超出一般的历史时段。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中凸显出来，成为经典的历史场景，致使

关于三国的历史受到大众的热议和追捧。这类历史内容，因为已通过集体无意识遗传、渗透至国民的意识深处，一代代的中国后生对之似曾相识而又知之不详，只要有人讲述或传播，便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了解欲，将之作为新闻阅读或传颂，从而在男女老幼、渔樵屠沽中口耳相传、不胫而走，自然也成为现代传媒的宠儿，受到极大的关注和宣传，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品三国》等就是这样。河南安阳曹操墓的发掘，虽然也属于第二类的内容，但因其与三国历史的钩连，因此成为新闻传播的重点和热点。

以上三类历史之所以能够普及，是因为具有新闻性，符合新闻价值的五个要素和特征。新闻价值的五要素是指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与趣味性。新鲜性包括两个方面，即“时新性”和“知新性”。时新性是指“新闻发布与新闻事实之间的时差，时差越小，新闻价值越大”；而知新性是指虽然事件已经发生，但受众仍能从事件中获得新的知识和认识。虞达文指出：“在时新性与知新性之间，知新性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有学者对历史何以具有新闻性和新闻价值作过阐释：“历史新闻的再传播首先是要澄清人们以前的遮蔽与误识，让人们重新知晓与认识历史事件，它的新鲜性主要体现在知新性上。在时效上，历史新闻的新近是指发现的时间，而不是指发生的时间；在重要性上，应该是指历史事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事件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重要的历史发现可能改变现实的历史进程；而显著性是指历史事件或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地位越高新闻价值就越大；接近性则指历史事件与现实受众的地域与心理上的距离；趣味性是指历史事件使当今现实社会中受众产生兴趣与好奇。”说穿了，历史要想具有新闻性，必须要与现实相联系，根据现实的社会和环境等因素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重要性、显著性，是否接近今人的生活、观念和心灵，是否具有趣味，能够让现实中的受众获得新知。第一类历史，在发生的当时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当它重获发现和传播时，仍具有知新性、重要性、显著性和接近性；第二类历史，多为文明疑案，则主要具有知新性和趣味性特征；第三类历史，是经典化后的历史及人物，虽然其知新性较为逊色，但仍具有重要性、显著性和趣味性，因其与每个人所潜藏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相联，甚至还具有接近性特征。以上历史知识的流传和普及，则说明具有新闻价值的历史知识才具有广为流传和普及的可能性。

何种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否也非恒定不变，随着时代的递进和世风的转向，有些历史知识从普及走向冷藏，有些历史知识则从冷藏获得复苏并广为传播。人总是以自己当下的眼光和处境来确定历史知识普及和传播的类别和内容的。

三、历史普及与新闻媒介

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足够多的人阅读历史书籍，便能促进历史知识的普及。然而，对一般读者来讲，在历史累积日益丰厚、专业分工愈益明显、大众与精英文化日趋分途之后，要想自己阅读深奥浩瀚的历史典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下，大众需要专业学者对历史著作进行通俗化的改写和讲述。宋代以降的市民习史常常通过说书人的“说史”来进行，现在更需要通过新闻媒体和声像技术加以辅助，以顺应读图和影像时代的发展趋势，适合读者或观众的欣赏趣味。

历史知识的传播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学术研习在精英圈子里进行传承，一种是通过新闻媒介(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进行大众传播，而历史知识的普及，最可能有效的方式在于后者。固然，历史研究与历史普及都依赖于人类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然而历史研究需要专门人才的特殊兴趣，因为它在获取历史新知时，需要利用许多研究手段，历经许多求索的艰辛和坎坷，澄清许多历史迷雾，才能达到目的，而一般大众仅凭求知欲和好奇心是无法做到的。因此，与历史普及相比，历史研究的门槛更高，决定了它只能由少数具备专业才能的精英来进行。历史普及则将研究过程省略，直接以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语言和讲述方式传播，因此其受传面远较历史研究要广，获得的传播效果也远比历史研究要大。

古代的历史知识普及，除了“说史”之外，也常借助“话本”和通俗史书来进行，这些载籍相当于现代的新闻传媒。明代出现了瞿林东所称的“史学的通俗形式”。乔治忠指出隆庆、万历以后，普及性史书都具有简约、便捷、易窥的特点，力图做到“从俗简明”，以便让书中所载内容“家喻户晓”。明代后期的普及性史书有三大系列，第一大系列是以《资治通鉴》、《通鉴纲目》所滋生出的普及性编年体通史，第二大系列是种种普及性的史抄、史评及杂史，第三大系列是私家撰写的历史人物传记，一般是同类人物传记的汇编。通俗史书一般会伪托或借用名人的名字，刻在封面；有的则在书名上突出评史者的大名；有的则在书名上哗众取宠，以“鳌头”、“精摘”等名词吸引眼球。这些通俗史书虽然不像现代传媒那样形象生动和覆盖面广，但也具有知新性、重要性、显著性特别是趣味性的特征，从而具有历史新闻的价值，获得大众的广为传阅。

历史知识的传播广度与其表达方式的深度成反比。历史知识的表述方式越精深和学术化(加上各种学术前史、进行烦琐的考证等)，其传播广度越小，相反，如果表述方式越通俗，则传播的广度越大，效果越明显。通过新闻传媒方式，无疑是历史普及的一种重要途径，这也是《百家讲坛》造就许多“学术明星”的重要原因。《百家讲坛》改变了古代由说书人一讲到底的形象，在讲述中适时插入图像和图表，将陌生的人物形象化，将复杂的人物关系简约化和明晰化，以适应观众的理解能力，保持其兴趣的高涨。当以电视或网络为主导的历史知识被预热和炒热，同时又制造了讲述者超高人气时，迅速推出传统媒介——通俗史书，使历史知识从临时的视听感知转化为反复的视觉体验。在电视发挥其历史普及的作用时，网络在普及历史上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因网络的成功而导致纸质的通俗史书广为传播的现象，不乏其例，如当年明月之《明朝的那些事儿》，便是得力于网络的预热。

当然，新闻媒介在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时，为使历史事件在讲述时主体鲜明和脉络清晰，会删掉许多历史枝节；同时，为使历史事件合乎今人的口味、易于为今人所接受，也会增加一些历史细节(故事)或现代语汇，这两种倾向都会使历史的真实信息受到损失、学术性受到损害。长期从事历史知识传播的人，也会为正统的史学专业工作者所轻视。因历史知识普及而名利双收的人，还会受到某些史学研究人员的妒嫉和攻击。

然而，历史的普及化与历史的专业化(学术化)并非总是对立的，它们之间也常常是相互促进的。历史研究的深入，会使历史普及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同时历史研究深入的学者在普及历史时有时候能够游刃有余，传达的历史信息既真实又生动；另一方面，历史知识的普及会吸引一部分史学爱好者特别是年轻人加入到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中，从而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后继有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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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茂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光明日报，2000-09-01

[3]李小树，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论，北京社会科学，1999。(1)

[4]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中国图书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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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家红，一时新闻与一页历史，南通大学学报，2005，(9)

[7]张宏军，新闻历史观与新闻的历史价值，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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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雷戈，史学与新闻，文史哲，2004，(6)

[10]张百宁，试论新闻写作中的史家笔法，新闻与写作，2002，(2)

[11]余飒，论新闻写作中的“史家笔法”，西北大学学报，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