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整体世界史观”

2022-05-04 18:55:03 | 浏览次数：

【摘要】：近代整体历史有两个渊源，一是基督教的普世史，二是人文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整体史理论和进步史观。而伴随着20世纪世界范围内新形势及新问题的出现，整体历史出现了显著变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全球史与“整体世界史观”阶段。

【关键词】：整体历史;全球史;整体世界史观

一、全球史的出现

在20世纪初，人类就已经在地理意义上完成了对整个地球的探索，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此同时，科技革命日益推动世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欧洲遭受巨大破坏，逐渐衰落;而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以及第三世界力量的增强改变了一直以来世界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此外，诸如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伴随着科技革命而出现，这些全球性问题无法通过单个国家或组织的力量得到解决，必须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些新情况的出现，都要求历史学家们放弃传统的历史观念，转而向全球性意识及视野发展。经过16世纪的博杜安和波丹到18世纪的伏尔泰，法国史学逐渐发展出一个重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全面多层次地把握和揭示历史发展过程的悠久传统，这使得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在全球性视野下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更容易发挥主导作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带来了全面的观念革命，虽然“总体史”并不等同于整体历史，但其显然有助于全球性历史的建构。

在 1945年以后，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著作《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全球史观”一词。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这通常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历史学科一个学术领域诞生的标志。此后，又有全球史视角下的史学著作不断面世，如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泰晤士历史地图集》，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和《权力的角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安德烈·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威尔斯的《1688年的全球史》，亚达斯的《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以及费尔南德斯-阿莫斯图的《食物的历史》等。[1]至此，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史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

作为全球史理论的先行者，巴勒克拉夫从整体历史视角对当代史学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非常重要的阐释。巴勒克拉夫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2]，而当代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建立这种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史。“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3]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当代史导论》这部著作中，巴勒克拉夫试图构建出一种适应于当代世界范围内社会变动和全球化趋势的世界史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世界历史的性质、全球政治格局的形成、欧洲全球中心地位的没落、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亚非拉革命和民主社会的兴起等诸多重大主题”[4]。

二、全球史的发展

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发展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理论，并继巴勒克拉夫之后成为全球史理论的另外两位代表性人物。巴勒克拉夫就曾表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5]。麦克尼尔于1963年出版了其著作《西方的崛起》。在书中，他试图证明：“具有不同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间的接触带来了思想和技能的交流，是世界史当中的关键因素”[6]。而在《瘟疫与人类》和《权力的角逐》中，麦克尼尔则通过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全新角度探索了世界范围内各地区相互之间的交流活动。《瘟疫与人类》一书旨在探究人类社群与微寄生物相互影响过程中的突出事件，特别注意微生物不时经历的比较突然的小的生态环境变化。麦克尼尔发现，“那些从未经历过某些陌生传染病的社会群体初次接触到这些传染病时，文明的、即有患病经验的那部分居民较之与外界隔绝的那部分居民在生存能力方面具有优势”[7]。国际格局中的权力角逐与这种突破既有生态限制的变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似性。在《权力的角逐》中，麦克尼尔指出，当一支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武装部队与一个缺乏同等战备组织的社会接触时，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社会群体遭受流行病细菌的病害。通过这种方式，麦克尼尔解释了世界史上一个极为令人惊异的事实：“在19世纪，用当时最新式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一小支欧洲军队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非洲和亚洲的国家”，在麦克尼尔看来，“有了轮船和铁路运输，再加上牲口驮运队，地理和距离的天然障碍越来越无足轻重，欧洲的陆军和海军有能力到遥远的、以前无法进入的地方去施展力量”。[8]

与麦克尼尔不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尝试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重新写作世界史，并分别于1970年和1971年出版了其著作《全球通史》的上、下两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念极为鲜明，在《全球通史》的开篇，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写道：“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們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截然不同”[9]。斯塔夫里阿诺斯将整个人类历史以1500年为界划分成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并分别把“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作为《全球通史》上、下两卷的副标题。在1999年的最新版本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对《全球通史》的内容做了相当程度的修改，从整体上扩大了全书的时间维度，但依然不改变其书写全球性历史的初衷。他在新版本的“至读者”中坚信全球史是世界历史编纂的未来出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10]。

三、“整体世界史观”的提出

传统整体世界理论的建构与三个假设密切相关：一、“假设世界范围的全部事件之间、各种现象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即因果关系网，它们有同一中心”;二、“假设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心态、科学技术、政治行为的转型的同一性”;三、“假设世界历史本身可以划分为一些大单位、阶段或时期”。[11]三个假设的推理演绎必然全部指向“西化”的结论，这就使得西方中心论成为整体历史发展道路中的重要瓶颈。对西方中心论问题的阐述，成为致力于完善整体历史理论的中西方历史学家们所要面对的主要任务。

基于对过往整体历史理论的评述以及对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各种“世界历史中心”的批判，吴于廑先生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整体历史体系——“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又称“整体世界史观”理论。吴于廑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一书中所写的“世界历史”词条下对“整体世界史观”理论作了明确的概念好理论界定：“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着这个序列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12]。

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离不开世界历史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上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孤立平行的，而是相互结合起来，互为条件地辩证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没有纵向发展所提供的较高物质生产水平，也就不可能有世界上各个文明和各个地区之间在更大面积范围之内的社会经济交往;“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只能是各个地区相互闭塞的历史而非联系密切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13]反之，横向发展虽然受到纵向发展的制约，但是横向发展在不同阶段也促进着纵向发展的深化。由此可见，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两个基本面，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14]。

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吴于厪先生详细地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阶段向工业文明阶段的转变。在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工商业的出现、发展和兴盛必须以农业生产所能够提供的足量农产品为前提。没有足够的农业生产剩余，也就无法支持从农业人口分离出来的工商业人口所需求的粮食保证。西方社会的转型，正是得益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西方社会“从经济上改变旧传统，变以农为本的社会为以工商企业为本的社会，变以衣食自足的社会为多消费的社会。经济上的传统一旦被抛置一旁，其他的传统准则也就跟着失去了威灵。16至18世纪西方在宗教、法律、政治上的变革，都说明由新兴工业世界带来的种种特点，正以其所附生的社会力量，冲击农本社会的一切传统”[15]。吴于廑先生最后对农耕世界和工业世界之间的博弈进行了三点总结：一、“农产剩余的长趋势增长，是农本经济孕育工业世界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有了而付之无益的耗蚀和专暴的剥夺，也就没有工业世界的孕育，即使孕育了也会难产”;二、“为适应千百万普通人日常服用的需求，在素不为人注意中发展起来的乡村地区工业，主要是纺织业，是孕育于农本经济中的工业世界的起点，它的最初的孢子”;三、“工业世界在孕育中带来的一些有社会意义的特点，不象‘船坚炮利’那样一碰上就令人触目惊心，但其中蕴藏着不容忽视的潜力，为其‘船坚炮利’作后盾的潜力”。[16]

在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方面，吴于廑先生归纳总结了两种文明类型，一种是农耕文明，另一种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最早是指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17]农耕世界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展：美索不达米亚向东到达伊朗中部和北部，向南到达俾路支，向西最早进入爱琴海诸岛和希腊，然后大体呈扇状深入中欧、南欧和东欧;中国黄河流域一路向南，到达长江流域;印度由印度河流域至恒河流域;北非种植小麦，则是经由巴勒斯坦传播过去的。整个“农耕世界”“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吴于廑先生将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长弧形地带称为“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18]适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农耕世界”长弧形地带，大体位于亚欧大陆的偏南区域，而亚欧大陆的偏北区域则集中分布着形形色色的游牧文明。为了与“农耕世界”的称谓对应，吴于廑先生也将这一地区称之为“游牧世界”。“游牧世界”几乎与“农耕世界”平行，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以及咯尔巴阡山，大致构成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分界线。

吴于廑先生认为，自古代直到公元13-14世纪，“游牧世界”总共向“农耕世界”发起了三次冲击浪潮。其中，第一次冲击浪潮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代的中叶左右，在这一时期内，“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都经历了游牧民族入侵的攻击，这次入侵浪潮的北方游牧民族多以战车为武装”;第二次冲击浪潮大约开始于公元前后，“当时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兴起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两大势力，整个农耕世界对具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游牧、半游牧或已趋于农耕的部族基本上都采取戒备防御的政策”，阿拉伯人成为此次冲击的主导性力量，“在出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便占有了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农耕世界将近一半的地区”，而第二次沖击浪潮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而最终结束;第三次冲击浪潮开始于公元13世纪，这是最后一次冲击浪潮，但同时也是范围最广、力量最强的一次，此次冲击的主力是蒙古人，蒙古人的冲击威力之强使得诸如宋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耕文明接连失陷。[19]对于“游牧世界”为什么能够不断地向“农耕世界”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吴于廑先生解释道：“游牧世界具有一个农耕世界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流动性，它有相对于农耕世界的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其成倍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特别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于衰落的时期，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20]。

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理论，最早出现在其于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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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的《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21]一文，与巴勒克劳夫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崛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出现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理论，也就此与后三者并列为整体历史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阶段。

注释：

[1]方林：《略述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全球史的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增刊，第276页。

[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

[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

[4]于沛：《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2-266页。

[6]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1页。

[7]威廉·麦克尼尔：《竞逐富强》，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