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的动因规律研究

[摘 要] 本文运用前苏联国际知名科学史学家米库林斯基的科学史综合论和雅罗舍夫斯基的科学发展“三维观”方法论分析研究我国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的规律问题。研究结论是：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动因是襄助学会发展的外推力；科学具体逻辑发展的动因是襄助学会发展的内应力；科学学会领导人素质的动因是襄助学会发展的内生力。研究发现：科学发展“马太效应”“木桶效应”“外溢效应”也适用于科学学会发展。据此阐释了科协以学会为“主体”的学理依据及实践意义，并依此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学会发展动因 历史社会文化 科学逻辑发展 领导人素质 学会为主体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同类科学学会能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组织形态、不同的运行体制机制？为什么我国科学学会与欧美同类团体存在很大差异性？为什么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层次学会基于同等客观条件形成了学会发展的千差万别、迥然各异的状态，从而使我国学会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情境？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了这种差异性？

运用前苏联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知名科学史学家С·Р·米库林斯基的科学史综合论[1]，苏联著名科学创造学家M·Г·雅罗舍夫斯基[2]科学发展的“三维观”方法论，分析研究我国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的规律问题，具有一定启迪借鉴意义。所谓科学“三维观”，即科学发展是由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动因，具体科学逻辑发展的动因，科学共同体领军人的心理动机综合动因，三个动因共同综合作用的直接结果或是内外因互动的综合结果。把科学学会发生发展演化规律，仅归结为是由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是“外因论”；仅归结为是科学逻辑发展使然，是“内应论”；仅归结为是科学学会领导人能力使然，是“内因论”。强调其中一方而否认其他两方作用，抑或强调两方而忽略另一方作用，都可能产生认知上的偏差。

一、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的动因是襄助科学学会发展的外推力

一定形式形态的科学学会发展，是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学会只有与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条件的生态生长相协同，才能得到最充分、最符合学术共同体自身特性的发展。分析科学学会发生发展的外在动因，包括四个基本变量：

（一）历史的变量（动因）

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世界上各个科学共同体走过的历史进程不尽相同，欧洲各个科学共同体经历过差不多的历史进程，因此欧洲科学学会发展规律大体相同。

历史发展道路及发展水平不同，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和阶段的不同，其对科学共同体学会起到不同重要作用。马克思对共同体与历史关系做了深刻缕析：“凡是共同体以其主体与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或者说主体的一定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且它们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3]”。我国长期封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作坊经济，桎梏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社会化和科学家职业化进程。也就是说我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缺失或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力，造成了对科学需求和呼唤的不足，从而造成了科学社会建制（实体型科研院所、科学学派、科学学会、无形学院）的不足。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皇家学会至今已存在350年历史，美国科促会至今已存在150年历史，而我国仅有28个全国学会至今有100多年历史。其运行体制机制也有很大差异性，欧美学会主要依托大学研究机构，而我国学会长期主要依托（挂靠）政府；欧美国家学会领导人完全由科学家担任，很少有政府背景，学会有很大自主性和发展空间，我国学会领导人多数长期由政府官员兼任，受政府管控和包办，学会背后有政府的影子，缺乏自主性；欧美国家允许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存在不同学会，相互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我国同一地区同一学科只允许存在一个学会，不存在竞争关系。没有竞争性就没有发展动力性，学会发展就必然缺乏内生驱动力。“科学学派（学会）演化的 原动力，是其代表人物为了做得更好而进行的相互竞争，是最富于建设性和最完美地解决所提出问题的结果。内部竞争成为能够导致产生新的学派（学会）组织形式和促进学派（学会）解体复原的一种力量”[4]。这是我国学会长期发展滞后缓慢的历史原因。

（二）社会的变量（动因）

社会条件是学会自治性和民主性发展的动因。而自治性、民主性又是科学发展和学会发展的社会前提条件之一。社会条件是一个复杂综合体，是一定历史条件的截断面。其中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起到主导作用。由于学会内在的科学性、社会性、文化性等本质属性，科学学会既是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每个科学学会“都是一个呈现出独特无比、完整的微型社会结构[4]”。学会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支部，社会体系是构成学会社会共同体的母体和发展氛围。不同社会条件下，学会的自治性和民主性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程度，因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如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科学学会——中国科学社，是于1914年6月10日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等发起成立的[5]。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是在美国的社会条件下或科学体制下接受训练的，而他们熟悉的美国科学建制的基本模式源自于英国。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说过，“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5]”。可是，1918年学会迁回国内后，发现学会活动在国内没有研究工作的依托条件，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存在巨大的反差。在美国，科学社尚能自由发展，自治性很强，一归国其“自治性”“民主性”立即遭到挑战。政局动荡、政府干预、百业凋零，科学救国理想化为泡影，专业荒疏，缺乏经费，惨淡经营……中国科学社前后不同社会条件下发展的不同状态，说明了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学会发展起着不同的重要作用。

我国学会研究管理资深专家沈爱民根据数理统计，认为我国学会发展历史上曾有过两次高峰时期，这两次高峰的出现与社会动因休戚相关：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这次高峰是社会戊戌维新运动直接推动的结果；第二次是共和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会发展有了强劲反弹，他预判党的十八大后学会将迎来第三次发展高峰。他得出结论：“凡是社会环境处于封闭状态，学会就停滞，就萎缩，甚至瓦解；凡是社会环境处于开放状态，学会就产生，就发展”[6]。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动因对于学会演化规律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