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企划、成本动因与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分析

文章运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成本企划外部制约指数，运用判别分析法确定降成本动因系数，采用回归分析法分析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得出的结论是：苏州市积极应对企业外部经济下行带来的不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工业企业降成本的一些客观因素难以消化，成本动因的客观度越低，综合经济效益越好;工业企业充分发挥资金优势能产生良好的综合经济效益，但解决流动资产周转存在的问题是今后提高经济效益的重点。

【关键词】 成本企划; 供给侧改革; 降成本; 成本动因理论; 经济效益; 苏州市

【中图分类号】 F234.2;F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06-0101-07

成本企划（Target Cost/Cost Design）产生于日本，按日语的字义可近义地译为“成本策划”[ 1 ]，是20世纪90年代风行日本工业界的成本管理典型模式，现今被广泛定位为“战略成本管理”的一种手段[ 2 ]。企业降成本一直被认为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事情，但美国学者J.K.shank等著《战略成本管理》一书1993年出版后，人们把成本管理的视线转向外部，为谋求战略竞争优势而管理成本[ 3 ]，成本企划因战略性提升而被推崇。与成本企划同时代被推崇的另一个概念是成本动因，1989年引入中国，后来成了企业内部变革费用分配制度和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因素。2015年、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会议均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门将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作来抓，这是把成本和经济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标记，也是多年来一些学者研究成本与中国经济[ 4 ]、经济增长[ 5 ]、实体经济[ 6 ]、行业经济、经济拉动等关系的引申，尤其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显得格外重要。

苏州市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先进行列。2015年，全国十大万亿GDP城市中苏州第七（苏州GDP为14 400亿元）;2016年，蘇州在全国最富有的城市中排名第三，百强城市中排名第七。在多种先进光环下的苏州工业企业供给侧改革要不要降成本，在许多人看来无所谓。然而，苏州市运用先进的成本管理思想剖析工业企业成本现状，撬开了降成本的大门。

降成本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往众多研究成果中，没有把企业降成本同外部经济环境相结合，恰恰是这几年外部经济环境下行压力助推了企业成本的上升。以往研究成本企划以介绍日本的做法为主，研究成本动因时侧重于成本核算方法的变革[ 7 ]，还没有把成本企划、成本动因同企业外部经济环境、内部经济效益结合，本文在此作一探讨。

一、成本企划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与量化

成本企划同传统成本管理最大的区别是“立足点转移”，即从企业制造现场转向企业外部市场，移向产品生产开始前的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尤其是企业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灵敏地反映企业产品成本的高低，不仅市场商品及劳务价格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工业企业产品外来成本的增加和减少，而且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业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都影响工业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在企业外部经济环境下行压力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会滑坡。企业为了生存并实现一定的利润目标，必然要千方百计降低产品成本。因此，研究成本企划的外部制约因素，对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十分重要。

（一）成本企划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型出现在“十二五”时期。1978—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9.95%，约10%，属于“高速”发展阶段。2011—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增长9.5%、7.9%、7.8%、7.3%、6.9%①，平均每年递增7.88%，属于“中高速”增长时期。与这一时期相适应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也由2011年的13.9%下降到2015年6.1%。这种下降，部分因素体现在产品成本中，多数情况表现为工业经济效益的下降。

2.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三大产业发展较多地突出了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1978—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累计平均占45.25%，第三产业占34.24%;2011—2015年，前者分别占46.4%、45.3%、44.0%、43.1%、40.9%，累计平均占43.94%，后者分别占44.2%、45.3%、46.7%、47.8%、50.2%，累计平均占46.84%，第三产业产值累计平均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累计平均占比2.9个百分点，二、三产业贡献率之比分别为1.1872、1.1114、1.0275、1.0063、0.7747②。这是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的标志，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重要体现。它表明，我国二、三产业之间“密切联动及相互支撑作用”越来越强[ 8 ]，正朝着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迈进。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统计，美国201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为0.27（20.69%：77.98%），加拿大2012年为0.25（28.88%：69.36%），英国、法国、德国2015年分别为0.26（20.2%：79.2%）、0.25（19.5%：78.8%）、0.44（30.4%：69.0%），而中国2015年为0.81（40.5%：50.2%）。

3.投资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大多依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拉动[ 9 ]。1978—2010年我国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当年价）中用于资本形成的支出（包括形成存货和固定资产）——投资率累计平均为38.39%，用于最终消费的支出累计平均为59.69%。2011—2015年，前者分别为48.0%、47.2%、47.3%、46.8%、44.9%，累计平均为46.83%，后者分别为49.6%、50.1%、50.3%、50.7%、51.6，累计平均为50.47%，对GDP增长（不变价年均增长7.88%）的贡献率分别为3.69%、4.30%。2011—2015年，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之比分别为0.9677、0.9421、0.9404、0.9231、0.8702③。这一比率不太合理，因为它过多地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并引导和带动工业企业的发展。虽然近五年我国消费率在不断提高，2015年已提高到50.7%，但与美国同期68.4%、英国65.1%、法国55.1%、德国54.0%、加拿大57.5%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