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宗教文化中所折射出的基督教色彩

摘 要：羌族作为中华民族文明传承史上一个最为古老和悠久的民族，其宗教的起源，发展，和演化对整个羌族族群的身份认同和族群归属有着重要作用；也对我们今天了解认识羌族这个族群有着重要借鉴作用。前人在研究羌族宗教问题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也提出了很多观点。其中传教士陶然士和葛维汉从基督教理论视角对羌族宗教的阐述至今影响深远。羌族宗教在诸多领域折射出了基督教色彩，在不同的时空与基督教文化产生了共鸣。

关键词：羌族；宗教；基督教

作者简介：余继瑞（1990-），女，四川茂县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2

一、羌族祭祀活动与犹太民族祭祀活动相通之处

（一）祭坛建立

羌人的历史要追溯到炎黄时期。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殷商时代（约3000年前）的代表文字——甲骨文中发现了关于“羌”的记载。任何一个古老民族的传承都离不开祭祀，祭祀对羌族的宗教仪式来说尤为重要。羌族的祭坛塔又叫“神坛”，几乎每一个村寨都有一个“神坛”。祭坛的中间设置一个炉堂用于“煨桑”，祭祀天地。羌族的祭坛和民居总体以碉楼的形态呈现出来。是用石块与泥土修建的，其形状主要是三层的塔状立力一体。根据相关资料介绍，羌族宗教祭坛一般设在羌族的三层石砌平房顶上，位于房屋靠山一侧墙沿中央的小石塔，高约40-50公分左右，长宽约30公分左右，在房屋的顶部筑有四个白石砌成的四角。这种建筑被当地人称为“四角碉房”。

以色列的历史书中记载了神对户外祭坛的要求：筑土坛或石坛，不可用打造过的石头，要用天然石头。《圣经》是考查以色列民的重要经典，《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以色列民的祭坛是以下样式。“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要用精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传统的羌族民碉就是用天然的石头砌成，石与石之间用泥土黏合。坛的四个角也与坛连在一块儿，从这个角度看，羌族的祭坛与以色列民的祭坛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二）杀羊献祭，洒血赎罪

“羊”在羌族祭祀活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羌族视羊为生命和图腾，羊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牧羊，杀羊，献羊，食羊是羌族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在祭祀活动中，羌族的释比会以羊头为祭物呈上，以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或逢兇化吉。在隆重的成人礼祭祀活动上，羌族释比会在四角神坛上洒羊血祭神。《圣经》中记载以色列民在祭祀的时候，祭司要对坛的四个角尖洒羊血，分别为圣。

羌族不仅在祭祀的时候把血洒在祭坛上，还有把血涂抹在门楣上的习俗，现在汶川羌族有些羌家的房顶上还放有血红色鸽子，以示吉祥。在以色列传统文化中，“血”和“鸽子”是代表赎罪和和平。“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她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利未记 12：6 和合本）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 （利未记 4：25 和合本） “杀羊祭天”是羌族一年一度最隆重的祭祀活动，通常包括赎罪，求雨，感恩，还愿，祈福等。《圣经》中流传着“替罪羊”的说法，即人类犯的罪由羊替人在神面前赎了。“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 （利未记 16：20-21 和合本）

二、基督传教士眼中的羌族宗教问题之争

说起在羌族地区的传教士，陶然士和葛维汉不得不提。陶然士出生于苏格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上与羌族息息相关。在来华传教的四十年里，他深入羌民地区，了解羌民的生活习俗，钻研他们的宗教活动，提出了羌民是“古以色列后裔”的说法。

支持他这一理论的证据主要有以下两点：一，陶然士把羌族的宗教祭祀活动与古迦南人的进行对比，认为羌民与希伯来时代先知阿摩司、何西阿时代的犹太人有惊人的相似性。二，羌族称神为阿爸木比塔“Abba Chee”或“Mabee Chen”意为“天父”和“天上的灵”。而基督教中，天父的另一个称谓为“Abba Malah”。陶认为“Malah”与“Malak”（信使）发音相似，代表他们都接受上帝派来人间拯救神子民的信使耶稣。

对陶然士的这一说法，身为传教士也是陶好友的葛维汉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葛维汉提出，陶的说法缺乏理论依据，指出羌人的历史，语言，习俗和体质特征都表明，他们属于黄种人藏缅支系，而非古以色列人后裔。

“陶葛之争”在当时颇受华西学者们的关注。陶试图将羌民的各个方面与《圣经》相联系，以此证明他们是从西边迁来的以色列后裔。而葛则从历史、习俗、语言等方面来表明羌族属于黄种人的藏缅支系，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现居四川西南一隅的羌民是由中国东北向西迁移而来。葛维汉还借助古代经典《后汉书.西羌传》、《通典》和地方志《茂州志》、《松潘县志》等来支撑自己的观点。除了考古方面的证据，葛维汉还将田野里收集的民间传说故事用来证明史料里记载的羌族的迁徙路线。

三、国内学者的调查研究及结论

国内胡鉴民教授是做羌族文化研究比较早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羌族的宗教信仰与亚洲北部的一些民族和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很像，宗教观尚滞留于灵气和灵物崇拜阶段。对羌族进行过仔细的第一手调查的作家、旅行家庄学本与胡鉴民教授得出的相同的一个结论是：羌族不是陶然士所说的信奉“一神论”，而是“多神论”多神崇拜。在采访的大量人群中，包括巫师都认为或提供证据证明羌族是多神信仰。

而台湾学者王明珂则认为羌族是界定于汉族与藏族之间的一个民族，离汉人距离近的羌人无论在饮食文化服饰还是信仰上，都吸收了汉族的特色；而距离藏族近的羌人则从藏民身上学习了他们的宗教文化，尊崇佛教。王明珂指出羌族这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着汉藏两个民族的影响。羌族这个民族在自身定位上也是要汉藏之间摇摆，不停地做着选择。处于汉藏之间边缘地带的境况使得羌人的文化特征由西北向东南呈现出由藏到汉的过度。

王明珂还认为，陶然士将羌族的宗教信仰定为“一神论”是来自他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对羌族宗教和习俗的创造性解释，与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相呼应。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传教士们大批涌入中国，奔赴各个地区，在全国各地开拓布道、医疗、教育事业。现今所遗留的档案、图片、文献、建筑都是其为华所做贡献的证据。半个世纪中，这些传教士们在各个领域推动中国的发展，他们不仅是大学的创办者，现代医疗的开拓者，基督教的传播者，更是西部边疆的探险者。

四、结语

羌族，一个生活在云朵上的民族，几千年来在岷江上游如羊角花一样默默绽放，静静凋谢，一座座羌碉在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后依然屹立不倒，無声地向人们诉说着羌族的历史。

到底羌族是古以色列后裔，还是从中国北方迁移过来的游牧民？前人给我们留下一长串解都解不开的迷，伴随着幽幽羌笛声一路飘向远方。国外传教士的足迹；国内学者的访踪；历史留下的古籍；珍贵的一手文稿；残存的古卷，一一诉说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沧桑。

无论羌族的宗教信仰是原始“万物有灵”还是由拜一神演变为拜多神，羌族的悠久文化和宗教传统无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添加了浓厚的一抹色彩。对羌族宗教文化的继续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个民族以及了解由这个民族衍生的多个民族的宝贵机会。为各个民族的交流沟通提供了广阔舞台。

参考文献：

[1]沈群英、易安银.羌族多神崇拜与基督教一神崇拜的相同性[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6）.

[2]周永健.陶然士：羌族原来是“犹太人”？[J].中国民族报，2013，（1）.

[3]邓宏烈.西方传教士眼中的羌族神灵信仰.[J].贵州民族研究，2006，（5）.

[4]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5]赵曦、赵洋.全球化视野中羌族释比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对话分析.[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9）.

[6]中文《圣经》和合本；“Holy Bible”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N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