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研究进展

2022-04-08 09:38:50 | 浏览次数:

摘要:从城市外部性理论和增长理论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内在原理研究和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实证研究方面梳理了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研究进展。实证研究显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首位度和基尼系数等是从不同方面反映城市规模的有效指标;DEA法、能值法和生态足迹法是从经济视域和生态视域测度城市效率的常用方法;城市效率和城市规模之间普遍存在“U形”关系和门槛关系。最后,总结了目前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未来研究的主导方向,以期为国家调整城市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城市最优规模;城市效率;外部性理论;城市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16-0165-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16.03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externality theory and growth theory on the inner principle of urban optimal scale and the empirical study of urban scale and urban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scale and urban efficiency is reviewed.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population size, land area, first position degree and Gini coefficient are effective indicators to reflect the size of the cit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DEA method, energy method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 are often used to measure urban efficiency from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re is a general "U-shaped" relationship and threshol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efficiency and city size. Finally,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leading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is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untry to adjust the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urban optimal scale; urban efficiency; externality theory; urban growth theory

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城市化快速推进,极大地推动了集聚经济的发展,也导致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由于城市规模的不合理蔓延,加上城市科学规划的不到位等,带来了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城市建设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城市规模的不合理蔓延使得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益不断下降、大型城市的宜居度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城市居民开始逐渐向郊区乃至更远的乡村迁移,出现“逆城市化”和“城市空心化”的现象。这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于城市规模和城市效率的传统认知,即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效率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一部分学者对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思考。到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最优城市规模研究热潮,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最优城市规模研究受到持续关注。

目前新型城市化追求“精明增长”的发展理念,其主要内容是遏制城市无序蔓延和侵占农地,有效治理“城市病”等问题。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全面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从而将城市发展控制在最优规模范围之内,促进城市高效、集约、紧凑地发展。城市效率是判断城市是否达到最优规模的标准,为了分析中國城市最优规模的变化,需要对城市效率的发展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为提高城市效率提供科学对策[1]。当前经济全球化对各经济体产生深度影响的背景下,极具政策价值的最优城市规模研究显得更为重要[2],探究最优城市规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可深化城市规模增长理论研究,推动城市规划理论、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城镇化理论发展;另一方面,可为政府科学干预城市规模增长提供理论指导,促进城市规模的理性增长[3]。

1  城市最优规模的内在原理

1.1  外部性理论与城市规模

按经济主体实际活动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可以将外部性划分为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城市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城市有明显的集聚效应,能够带来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产生正外部性,从而推动城市效率的提高。从城市规模扩张的角度来看,Brueckner[4]指出,在自由市场经济前提下,城市蔓延往往是发生在生产率相对低的土地上,非城市用地向城市用地的转变增加了土地的产出率,推动经济的增长。赵可等[5]认为城市用地扩张不仅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生态环境变化和规模经济等路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如城市用地扩张,促进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区域间与区域内开展分工合作,提升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与集聚经济水平。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促进更多的人口、资本和产业在城市集聚,推动生产函数边界不断向外移动,从而提高城市总产出水平等。高健[6]认为,城市扩张可以促进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集聚经济效益迅速提高。地方化经济是产业内规模经济,主要表现为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共享带来的企业招聘成本和劳动力搜寻成本的降低以及产业内的知识共享和溢出等。城市化经济是产业间的规模经济,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性以及产业间的协同和知识溢出等。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聚集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通力协作的管理阶层,使城市有着很高的运转效率,带来城市经济快速地增长。Anas等[7]认为城市扩张有利于各产业寻求其集聚力量和扩散力量的平衡,达到最优集聚规模,从而提高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率。但这并非意味着城市规模可以无限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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