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创新与宽容:熊彼特经济理论方法探析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箱”，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这在熊彼特经济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计量经济学的先导性研究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开创性贡献是熊彼特的创新精神在方法论领域的显现；取不同学科之所长，将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方法相融合是方法论宽容主义的要旨所在。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兼容并蓄，独树一帜。

关键词：熊彼特；方法论；创新；宽容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09－026－05

熊彼特的经济理论，是“一个连贯的体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学科学、资本主义分析、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说史四个部分。从第一篇文章、第一本书开始，几乎每一篇作品他都是讨论或评论经济学一般方法的，也许，“这是因为熊彼特并不承认方法或方法论以外的东西，他只承认各处理论的分析能力……。”可以说，理解了熊彼特的方法论就理解了他的理论体系，理解了他的思想精华。学界关于熊彼特方法论的主题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国内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用三句话作一简洁的概括，这就是以一般均衡为出发点，以创新概念为中心，以历史的、统计的、理论的分析相融合为特点。”日本学者主要从熊彼特经济学体系和方法相结合的角度加以论述：如大野忠男(1984)从经济发展理论、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经济学三个方面依次展开；金指基对熊彼特经济学中“纯粹性”的追问，着重于理论方法，对其方法论的“二元论”虽有提及，但未详谈。这一话题，被Fritz Machlup(1951)作为主线——不是作为一种矛盾，而是作为两者间的过渡加以论述。意大利学者荣卡格利亚(2009)对熊彼特的方法进行了简洁扼要的概括，提示了经济学的目标与方法论准绳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主要从文献特征对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解读。

一、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的文本考察

作为一个学者，熊彼特属于少年得志的类型：30岁以前就完成了一生中主要的学术成就——25岁时出版《理论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08年)，很快又于1912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从而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前后承接的两本书对应着熊彼特经济学体系的两个部分：纯粹经济理论的形成和理论对经济运行的解释。对它们的考察，可以一览熊彼特方法论的全貌。

1、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静态均衡分析

熊彼特虽然师承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但一生中最推崇的是瓦尔拉斯。他称赞后者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不朽的贡献”。“这个伟大的理论水晶般明澈的思路以一种基本理论的光明照耀着纯粹经济关系的结构。”受其影响，熊彼特的理论就以此为开端：《理论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和方法》(以下简称《本质》)的主要目标是阐述经济均衡的静态体系，即“构成现今纯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从财富交换产生的数量关系中寻找经济学的基础，并在函数关系中，寻找纯粹经济学的基础。纯粹经济学的理论要有普遍适用性，必须建立以数学为依据的体系。纯粹经济学不必追究经济性行为的依据，其中一切都是同时的，不存在历史源流和因果关系。“严格地说，我们的体系排除了任何变化，”理论所能解释的仅仅是某一个特定方面数据的变化对均衡造成的后果，“这也正是我们构建这些规律的唯一的原因”。

《本质》一书有两大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一是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二是通过对无发展的静态平衡经济的利息和利润的考察，明确了均衡理论的界限。熊彼特认为，所有的科学都不过是现实的反映形式，经济学的“作用就是记述一定的经济事实的抽象形象。它无疑是以一定的假设为基础，在此范围内随意得出的结果，正如其他任何精密科学一样。”虽然“随意”，但结果仍合乎现实，因为“模型建立的过程虽然随意，却是用头脑中的现实合理设计出来的。模型合于现实并受现实不断地调节，这乃是其意义之所在”。由此得出的经济学定理，统计数据“既不能证明它……也不能证伪……。”因而“这无论在目的上、方法上都是‘纯粹经济学’，……这一解释决不能用于支持某种有关社会成果的见解。”可见，熊彼特对此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上述纯粹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只在《本质》中，经济学确立其作为独立科学的基础方面，得到熊彼特的强调。

在熊彼特看来，静态均衡分析有很大的缺陷。“我痛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深信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一种能量，正是这个东西本身使将要达到的均衡遭到破坏。”由此他决定建立一套说明经济体系内部变化的动态理论，其切入点就是《本质》中《分配理论》对于利息的论述：“本质现象是利息来自信用，而信用有利于新产业、新组织形式以及消费品的创造。”“利息现象的本源在于发展和信用；我们必须从这方面寻找解释。”通过对利息、利润和信用等与时间有关的因素以及发展、创新等概念的强调，熊彼特过渡到对动态理论的研究，这种动态理论考察全面体现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以下简称《发展》)中。

2、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动态发展逻辑

该作品主要以企业家、创新和信用创造三者为焦点，阐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动力机制。熊彼特在日文版序言中提到，此书的目标是“试图构建一个跨越时间的经济过程的理论模式。……，人只要离开了均衡理论领域，他自己就已经被卷入了经济周期的洪流之中，要说明任何现象都与它难脱关系。……，我的理论就是要为这个时代的经济变化提供一个使其完结的理论模式。”

《经济发展理论》集中论述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这是他经济学体系的枢纽。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的创新是经济内部发展的动力之源，它使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发展，它实现了经济分析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此外，创新还是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变化分析》一文中，熊彼特写道，“对从事活动方法方面的这种历史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就是创新。对此，张培刚的解读是：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在创新理论的建立和运用中，主要体现了理论和历史方法的互动，而作为“创新理论”的一种延伸，经济周期理论又加入了统计性方法。该理论“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来是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作为奠定熊彼特经济学体系基础的著作，《发展》的第一章承袭了《本质》中的内容，其最后一章“经济周期”又已包含了其后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历史、统计的分析》一书的理论部分。从方法论上讲，至此，熊彼特体系的静态和动态基础已经打好，对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性、历史性、统计性分析也已然成形。《本质》中，熊彼特欲构建其纯粹经济学的理论，将静态均衡拓展到动态发展的方法；在《发展》中对动态方法的展开运用，须以时间因素的引入为前提，这与之后历史方法和统计方法的采纳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理论不但与现实相互联系，理论方法中的动态与静态，动态方法中的历史与统计，都是相互融合，难以分割

的。就如他本人在《古斯塔夫·施穆勒》里所说，“除非有人决定将所有的沉思刻画为不带描述的理论，并将所有的观察定义为毫无理论的描写，否则，他将不得不承认两种方法经常融合而难以区分。”

二、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的开拓性创新

熊彼特的方法论不但强调融合，而且强调区分，统一于他的创新风格之中。融合：方法更丰富，体现在计量经济学对理论与统计的同构；区分：方法更精确，集中于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政治个人主义的差别。熊彼特在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无疑是开拓性的。

1、率先融合经济理论与统计观察

除上文提到的创新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外，熊彼特把融合数量经济理论和统计观察作为毕生的事业，在促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这是将不同方法相互融合的又一范例，计量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熊彼特区分了19世纪与公共政策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和与之无关的“科学经济学”，认为后者只研究事实或者发展与之相关的工具，而不必做出道德和文化上的评判。抛却价值判断，经济理论应专注于客观的经济事实，不断地科学化和数学化，这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先声，也是时代氛围的反映。理论是通往科学的漫长之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每个经济学家的目标。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分析除了提出“创新”理论之外，便是对数学方法的强调。从1906年的第一篇文章“论理论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到1946年与人合著的《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需用的数学初步》，他一直提倡和呼吁在经济理论中使用数学方法，因为数学方法可以提高经济科学的精确程度和成熟程度，消除其中的分歧意见。具体说来，经济理论包括简化了的图表和模型，用来描绘现实的某一方面，把某些东西作为前提假设，并根据某些规则和程序再来建立其他的东西。经济理论的本质是由财物与财物的交换关系决定的，它们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由能够用数学表达的函数关系决定的。在纯粹理论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方面，熊彼特认为，纯粹经济学不必追究经济性行为的依据，即使追溯经济行为的目的及依据，也无法从中得到纯粹经济学所需要的东西。在纯粹经济学的领域，一切都是同时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意义。其中交换关系产生的数量是确凿无疑的。但是，熊彼特给他的经济理论设立了严格的界限，这种对数学方法的强调只是在纯粹经济学领域中才有效，只是在论述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必须确立其基础这一点上才能运用。

经济理论和统计方法的相互融合和运用，贯彻熊彼特学术生涯的始终。早在1906年的作品中，他就小心地区分了数量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数量关系的建立不必等待数字和数据，实际上，应该早于它们。也就是说，经济理论应该驾驭统计数据，而不该受它们的支配。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函数关系的存在，并尽可能多地搞清楚这些函数的性质。即使数据大小不能确定，人们还是可以建立代数表达式。因为，不同于数据，数学方法是可以用于阐释的合适工具。用以代表经济相互关系的静态等式能清晰地理解经济现象中这些关系，而其他的方法则难以企及这样的清晰度。但数据资料最终还是要通过统计研究后才能清楚地提供给研究者。经济理论先于和高于统计资料，但也需要后者的支撑，两者相互结合。通过纠正纯归纳学派统计专家的夸张声明，熊彼特最大程度地将统计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甚至早在1908年，他就造了一个词“reehnendes Verfahren”来表示经济理论和统计的必要结合，并对其怀有强烈的信心：“我对它寄予厚望，……它会是我们学科发展路上向前跨越的一大步。”20多年后，计量经济学会正式成立，熊彼特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不但在他波恩的住宅举办过多次筹备会议，他也是计量经济学会于1930年12月29日在克利夫兰(俄亥俄州)正式诞生的那次会议的主席，并于1937～1940年间担任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

2、明确区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政治个人主义

熊彼特在方法论上最成功的创新是他第一个彻底区分了政治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两者虽然同名容易混淆，但含义并无交叉。“前者从自由高于一切，人类共同福利等一般前提出发，提出各种实际主张；后者仅仅意味着对经济过程的描述最好从个人行为出发。”如通过对两者区别的强调——“个人主义经济科学和政治个人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特别密切的联系”，“我们从理论本身获得的论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政治个人主义”等，使得科学领域的经济理论不必牵连于政治学的范畴，如道德判断、政策建议等。熊彼特认为方法所服务的目的是发展令人满意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政策建议。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是与科学精神相悖的，只会延迟经济学的发展。他在《经济周期》序言里写道，“我们时代最缺少和最需要的是对人们下定决心热衷于控制活动的理解。提供这种理解就是对那决心的实现并使之理性化。这是科学工作者唯一胜任提供的服务。”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政治个人主义的区分，使经济学进一步摆脱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等牵绊，向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目标又迈进一步。

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出发点，主张“方法论宽容主义”的熊彼特对其也不是全盘接受，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对纯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论个人主义一般是最有用的；在社会学等领域的分析，则强调社会实体的重要性。具体应用也是视情况而定，“对纯经济学的现象，比如市场，别无选择，只能从单个人开始，但也不是永远如此；在一些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无疑应从整个社会人手。”但这也不是界限分明的，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学家，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倾向是不强烈的。他并不否认个人行为受到社会的强烈影响，以及社会团体成员间的密切关系。从宽容主义视角，熊彼特理解的个人主义要比主流理论的复杂，除了功利主义的享乐动机外，影响经济行为的还有其他动机：打架的冲动、对自身优越感的证明、创造的快乐等等。

三、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的宽容主义

研究熊彼特的方法论，不可能忽略始于1883年的那场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之战。争论的双方历史学派的领袖施穆勒和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围绕历史方法和抽象方法孰优孰劣展开了持续数10年的学术争论，对在维也纳大学就学的熊彼特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孕育了他的方法论和学术上的基础。——虽然他入学时，争论的战火已基本平息，门格尔也已经退休。然而，他本人对论战持批判性态度，认为这只是浪费精力，其中夹杂了大量的误解。“战场上战士的炮火大都朝向他们想象中的敌方堡垒纷飞，而过后一看，所击中的只不过是好端端的风车而已”。因为双方都没有准确理解对方观点的前提和内容，就盲目地相互指责。而且，作为社会性实体而存在的学派及其方法的争论往往过多地与人们非科学的利害关系相交织。熊彼特认为，“科学超越论战依靠的不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论点一决胜负”，而是“有关具体问题的实际工作沿着当前工作所引导的方向继续进行”。除了以上因素，争论之所以会白热化，是由于学者的气质和理性倾向所致。双方关注的是同一现实的不同的方面，但复杂的现实是不可能被简化为一个问题

的。

不只是经济学，熊彼特指出社会科学的两个根深蒂固的致命缺陷：把自己研究的方法看作是唯一可能的，欲使其成为通用的方法，并把怀着神圣的愤怒消灭其他所有观点作为自己第一要务的幼稚而狭隘的观点；第二是对自身学科以外分支的基本知识完全无知。面对这种情况，熊彼特在构建自身理论时指出，“我们所要的不是克服，而是理解，不是批评，而是掌握”，“所谓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因此，他的方法论被称为宽容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汪洋大海般的事实有无数不同的方面，自然也需要无数不同种类的方法。”

熊彼特认为，“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而且，他的经济学目标并不单纯地囿于经济领域，而是被设定为：“从纯粹的理论基础出发，完成一种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这一目标，广义来看，也是科学研究的一般目标：用纯粹理论阐释现实变化。然而，这其中内含着几对难以跨越的矛盾：理论与现实、纯粹与杂多、一致与变化等，似乎暗示了熊彼特方法的“二元论问题”：系统性纯粹经济理论方法和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的不一致，也间接导致了他的方法论体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只是后人的理解，熊彼特本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因为理论和现实的分立，并不像简单想象的那么截然。——“把一个事实称为经济的事实这已经包含了一种抽象，这是从内心上模拟现实的技术条件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的许多抽象中的头一个。”所称的事实本就是一种抽象，抽象的理论则是由现实得来。在给《经济发展理论》写的序言里，熊彼特说，“关于‘事实的’和‘理论的’研究的关系，我现在(1934年)的想法倒是和1911年有些不同。但是我仍然深信，我们的科学，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丢掉我们称之为‘理论’的所谓精炼的常识，它提供我们以考察事实和实际问题的工具。”作为熊彼特经济学目标的貌似矛盾的两部分，实际上是彼此贯通的。在同一序言稍前的地方，他写道，“就目的和方法而言，本书显然是‘理论性’的。这里不是作为方法上一种信仰表白的地方。”不崇尚单一的某种方法，宽容地接受不同学派及其方法并加以融合，是熊彼特的一贯特色。“我们不应该一次性地为所有目的设定种种方法论方面的假设，而应当使之适应我们的每一个目标。”

这么多的方法该如何运用?这应视认识目标和实际情况而定。“每种方法都有它的应用领域，”他举例说道，“历史方法是不能用来发展价格理论的，就像经济组织的问题不能用抽象的方法来解决。”在另一处，谈到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方法的运用时，他强调在这两者之间划定明确界限是有违他的原则的——“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最有趣的地带，在这里，名义上静态方法的应用前提严格地说是不符合的，但却建议采用它，因为实际上它是起作用的；同样，在有些不能从静态方法中得到满意结果的地方，我们青睐动态方法。在这里，正确地处理需要机智和判断，或是直觉。这里我们面对的是认识论中最有吸引力的问题。”看来，对方法的选用，不能归纳提炼成一种固定的规则和理论，而是在实战中灵活地随机应变，这主要靠机智，甚至直觉。

四、结语

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宽容主义，对各种方法应摒弃门户之见，兼容并蓄：既包含了经济理论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又将理论与历史、统计的方法融为一体，开创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就是典型的范例。他给每种方法设定了严格的界限和前提，尤其是数学方法，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又当止则止。而且，他也给没有界限的地方划定了新的界线：方法论个人主义不同于政治个人主义。有融合，又区别，才会丰富而又有条理。总之，他的方法论体系是一个以理论为骨架，以事实和经验为血肉的有机体。至于如何完美地互动协调，如何应用于实践，则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和目标随机应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责任编辑：黎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