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

摘要 近年来中西比较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但迄今为止极少对这一方法进行系统的回顾、梳理和反思。本研究通过梳理以中西比较方法开展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若干主要论题，回顾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成就，从理论层面对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进行剖析，将相关研究区分为参照对象、观察视角、研究领域、分支学科四个层次，认为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具有开阔研究视野、发现和提出问题、破除西方中心论等意义与功用，同时也需要规避简单移植西方书籍史理论、不对等比较、本土意识欠缺等陷阱和误区，书籍史领域的中西会通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书籍史的书写，有赖于书籍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 中国 西方 欧洲 古代书籍史 比较研究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1.012

中西書籍史比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晚明时期欧洲传教士入华之际。《利玛窦中国札记》就对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进行了记述，并与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进行比较，称赞前者之简单、便利，中国书价便宜，书籍流通量大[1]。此后欧洲的学者间或对中国的印刷术有简略的记述和评论，其中不免包括和欧洲印刷术进行比较[2]。

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58年费夫贺和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的出版，标志着书籍史这一学科正式诞生，此后对中西印刷术、书籍史进行比较的论述和研究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兴起了一股中国书籍史研究的热潮，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这些研究的论题、视角和研究方法，深受西方学者欧美书籍史研究的影响，因而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带着中西比较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书籍史。这种中西比较的角度既使得传统的中国图书史研究别开生面，焕发出新的生机，提出并探索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也使得西方学者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带有比较明显的移植烙印——无论是问题还是方法，都来自中国之外。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书籍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比较方法在书籍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学者开始作系统的中西比较。潘吉星在1997年出版了《中国、韩国和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分别探讨三地早期印刷术的状况及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3]。包筠雅（Cynthia Brokaw）在一篇概论中国书籍史的文章中，从多个方面对中西书籍史进行比较[4]。西方书籍史研究专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安·布莱尔（Ann Blair）受邀为一部关于中国书籍史的论文集撰写序跋，站在西方的立场来审视中国书籍史，提出不少中西异同之处[5]。与此同时，专门以中西比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开始出现，并出版论文集。2005年，北京召开了“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学术研讨会[6]：2009年，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召开了“东亚与欧洲的书籍世界（1450—1850）：联系与比较”研讨会[7]，会后都出版了论文集。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世界书籍史的编纂也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布莱克维尔（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了《书籍史研究指南》，其中概述了世界上几种主要的书文化[8]。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更是推出了《全球书籍史》，力图涵盖世界各地的书籍史[9]。同年，大英图书馆出版了《极简图书史》，内容囊括了古今各地的书文化[10]。

近二三十年中国书籍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如果脱离对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借鉴和比较的视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本文旨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中对中西比较方法的运用及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西比较方法在中国古代书籍史中的运用类型、功用、局限及发展前景

此前直接相关的研究有：田建平，田彬蔚.中国书籍史研究批评——基于西方书籍史研究之比较视角.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张炜.西方书籍史理论与21 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晋阳学刊，2018年第1期;等等。这些研究给本文的写作带来启发，但均未就中西比较问题作深入讨论。。

1 中西比较视域下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诸论题

1.1 雕版印刷术的特点

国人对本土的雕版印刷术习以为常，在近代以前对其特性从未作过系统总结。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长期盛行雕版印刷感到不可思议，试图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他们以近代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为参照，总结出了雕版印刷术的一些特点。

首先，雕版技术简单，成本低，容易传播。雕版不像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那样，涉及复杂的金属铸造技术。对劳动力的要求也比较低，除了写样者需要识文断字之外，其他的工种并不需要什么文化。这使得雕版成为一个门槛比较低的行业，很容易进入，也比较容易传播到其他地方。同时也使得书籍刊刻的成本远不像欧洲那样高，书籍价格相对较低。其次，雕版印刷业投资少，印刷方式灵活，风险小。欧洲近代印刷企业需要自铸或购买昂贵的金属活字，因而先期投资巨大。在19世纪铅版（Stereotype）发明前，印版是一次性的，每次印刷之前都必须精确估算印数，印数少了不能充分占领市场，印数多了又会造成积压。这大大增加了出版业的风险，因此欧洲近代存在大量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的出版商。雕版印刷前期投资相对较少，而且书版刻好后可长期保存，随时按需刷印，生产方式灵活，适应市场的能力强，因而大大降低了市场风险。最后，雕版属于手工业，重手工技术，独立工作，各工序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完成。清代江南的扫叶山房等书坊，为降低成本将书版交给广东顺德马岗的刻工或妇孺刊刻，再运回江南刷印。四川岳池县的农民，在农闲时承接重庆、成都书坊的刻书活计，也是雕版印刷工序可拆分、可分散在异地完成的一个例证。近代欧洲印刷业则不同，铸字、印刷都要使用机械，排版、印刷等工序之间需要有比较紧密的协作，加之投资大、市场风险高，对印刷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要求更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