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镜花“观念小说”刍议

2022-05-15 14:35:05 | 浏览次数：

摘要：泉镜花文学的原点——“观念小说”，自诞生之初即饱受争议。在研究界对“观念小说”的热情渐已消退的当下，重新客观审视“观念小说”的意义及价值，对于泉镜花研究来说，无疑是必要的。以泉镜花“观念小说”的代表作《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为切入点，还原历史语境，探寻内在联系，重新定位“观念小说”正是撰写本稿的目的之所在。

关键词：泉镜花；观念小说；《巡夜警察》；《外科手术室》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5-0073-08

《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是泉镜花的成名作，在日本文学史上作为“观念小说”的翘楚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潮流，通过这两部作品的研究可对泉镜花“观念小说”略窥一斑。

《巡夜警察》，1895年4月发表于《文艺俱乐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告终。在历经28年的“欧化政策”和“富国强兵政策”的催化下，日本终于战胜了昔日“顶礼膜拜”的“大国”，姑且确立了近代化强国的地位。但是，与西欧的市民革命不同，在急风骤雨般的“欧化风潮”中，封建习俗和观念势必与新观念、新事物发生冲突，各种社会矛盾积弊日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孕育了一大批拷问社会与个我的矛盾、纠弹时弊的作品。以泉镜花和川上眉山为代表的“观念小说”、以广津柳浪的《变目传》《黑蜥蜴》《今户情死》和小栗风叶的《晚妆》《龟甲鹤》为代表的“悲惨小说”（亦称“深刻小说”）应运而生。回顾1895年之前的小说，未曾出现对“欧化风潮”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此痛下针砭的作品，可见《巡夜警察》是以其“标新立异”征服了当时的文坛。

《巡夜警察》的主题是职责与人性的相克。小说的主人公是名为“八田义彦”的巡查，他恪守职责，呵斥老车夫，苛责露宿街头的母女，不惜牺牲生命救助“冤家”。

《巡夜警察》面世两个月后的1895年6月，泉镜花在《文艺俱乐部》上发表了《外科手术室》。小说受到文坛的追捧，泉镜花迅速蹿红。《外科手术室》是泉镜花依据自己游小石川植物园①的经历而虚构出来的故事，描写的爱情故事惊天地、泣鬼神，反映了作者爱情至上的恋爱观。早在《巡夜警察》中，作者曾借八田之口振臂高呼：“爱情是生命”。一个月后，即《外科手术室》出版前一个月在《太阳》杂志上发表评论《爱情与婚姻》。在评论中，泉镜花清晰地表达了对于爱情与婚姻的思考：“完全的爱是‘无我’的代名词。因此，为了爱甘受苦难和痛苦。爱是自由的，……‘爱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概而言之，社会的婚姻是束缚、压制爱情，剥夺自由的极残的刑法。……我国的婚姻自古以来就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社会存在而酷然存在的[1]。”《外科手术室》的诞生并非偶然。在审视《外科手术室》的内部世界时，泉镜花的这篇评论不容错过。

《外科手术室》反映的主题是爱情与道德的冲突，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我”的所见所闻，较《巡夜警察》表现技巧更娴熟，“森田思轩翻译调”的影响更深刻。

一、研究史的追溯

关于上述两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人物形象、情节内容、文体等方面。

对于两部作品主题的解读从最初就已在研究界普遍达成共识：揭露社会现实，对压制人性的社会及制度的反抗。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吉田精一的观点：“前者（《巡夜警察》）①抨击了将人视作奴隶、把人变成为职责牺牲个人幸福的机器的剥夺人性的社会。后者（《外科手术室》）②暴露了社会阻碍个我的成长和自由发展的事实。从这一点来说，泉镜花深刻揭露了之前无人正视的社会现实”[2]13。此外，持相近观点的有笠原伸夫的“对制度的讽刺和诅咒”[3]46、福田清人等的“《外科手术室》是对当时社会及束缚年轻人的封建思想的抗议”[4]122、关良一的“对压迫、抹杀个性的社会状况进行反抗和鞭笞——是社会不允许为“个我”而生的人生悲剧，是对非人性的批判”[5]118等。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渐渐将视点聚焦在这两部作品与泉镜花其他作品的内在联系上。例如，关良一在首肯《巡夜警察》的社会意义的同时，指出该作“描写了在大都会的冬夜投河自尽的怪异谭”[5]119，从而开启了泉镜花研究的另一扇大门。笠原伸夫继承关良一的观点：“勾勒出大都会冬夜僵硬、冰冷的形象”[6]115，并肯定了其积极意义：“这一形象包蕴了开拓新时代的要素”[6]115。笠原伸夫在与《夜半钟声》相比较之后指出：“《巡夜警察》以‘黑暗—水—死亡’等意象为基调，配以镜花特有的女性被虐的构图及偏执狂的性格，抨击警察与当局政府的色彩浓厚”[3]57。

《外科手术室》蕴含了其后镜花作品中的主题——至高无上的爱情。镜花作品中描写的爱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现实性较强，以悲剧告终的，以《外科手术室》《照叶狂言》《汤岛之恋》《妇系图》《日本桥》等为代表，其中所谓的花柳小说居多；二是描写异界、以喜剧收尾的，其中《夜叉池》《海神别墅》《天守阁物语》较具代表性；三是“前世注定”型，如《订货账本》《春昼》《春昼后刻》，其中描写的爱情较虚幻。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似乎是前世情缘，在冥冥之中一股神奇的力量将双方吸引到一起。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花前月下。然而，却能够听到对方心灵的呼唤，同赴黄泉。作品透出一股震撼心灵的力量。《外科手术室》中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注定了男女主人公9年后的双双殉情。虽然《外科手术室》是泉镜花一生关注社会度最高的“观念小说”阶段创作的作品，但其中已蕴含了幻想文学的因子。

此外，围绕上述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镜花叛逆精神的近代性，一些专家学者展开了讨论。有的学者将其视为“作家的批判精神”，依据“是否揭露现实是明治初期戏作者与近代作家的本质区别”[4]113，赋予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大部分学者对此则持保留意见。蒲生欣一郎认为镜花作品中流露出的反叛精神只不过是出于阶级本能的、对于“士族的反感”[7]。这一论点鞭辟入里。关良一、笠原伸夫、三田英彬、中谷克己等之后的学者均认同此观点。

概览先行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分析均聚焦在八田身上。在两部作品诞生之初，备受褒誉的同时也被指出人物造型和情节的不自然。斥责老车夫，赶走怀抱婴儿、寒夜露宿街头的女乞丐，近乎机械般麻木地尽忠职守，不谙水性却为了职责跳河解救欲拆散自己和恋人的“魔鬼”，在八田身上充满矛盾，亦因此而备受诟病。笔者认为，八田并非日常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物，镜花是通过艺术夸张把他作为一种抽象的典型形象来塑造、升华的，故而难免缺乏“人情味儿”。在研究者的眼中，八田是“职责与个人感情对立下产生的悲剧，是社会制度的牺牲者”[8]60。梅山利用反证法论证了镜花小说文本想通过八田的行为暴露社会所要求的“职责”与“感情”兼顾是对人性的束缚和压迫。“八田并不是被类型化的典型人物，而是镜花文学中独特的人物造型——追求彻底的尽责、至纯的感情，不允许丝毫妥协，这就是镜花”[8]64-65。与梅山观点相近的是笠原伸夫，他认为 “八田是位于压制百姓的官僚机构末端的警察，老车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牺牲品，年轻工匠是下层百姓的代言人”[3]48。同时，笠原还指出：八田是泉镜花幻视出的“在大都会寒冷的冬夜里心怀执念的形象”[3]46。“执念”“妄想”的概念与吉村博任曾指出的镜花的强迫症倾向不无关联。中谷克己依据吉村博任精神分析的方法，着眼镜花当时的境遇和精神状态，指出“八田的‘怪兽’性和阿香伯父的异常的强迫观念均是患有神经强迫症的镜花的内心体现，镜花将自己内心对死亡的执著投影在八田和阿香伯父身上，试图通过他们的死使自己从心理危机中得到救赎” [9]。与八田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相比，《外科手术室》中的人物造型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只有野口哲也曾指出“贵船伯爵夫人的脱俗性和神性”[10]。

关于情节不自然的指责集中在《巡夜警察》中八田跳入河中救阿香伯父的场面，以及《外科手术室》中高峰和贵船伯爵夫人的自杀行为。舍命救自己憎恶的“恶魔”的行为有悖常理。同时，只因擦肩而过时的回眸一瞥，导致9年后手术室中贵船伯爵夫人的“自残”及紧随其后的高峰的自杀，这样的情节设计过于唐突的指责不绝于耳。《外科手术室》中虽未明示，但经过推断植物园里高峰回眸凝视的美女即是9年后手术室中的贵船伯爵夫人，这在初期的泉镜花研究界已成定论。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这一论断的必然性提出质疑，野口哲也便是其中之一。野口从小说文本的叙述者——画家“我”对故事成立所起到的作用入手，指出《外科手术室》是“我”将所见所闻再加工的结果。市川紘美的博士论文也基本上延续了野口的这一论点。

关于《外科手术室》和《巡夜警察》的文体学研究前期主要集中在与森田思轩的影响关系上。手塚昌行首先论证了小说末尾以发问形式提出问题的方法受到思轩影响。三田英彬也曾指出：“周密文体的影响在《金表》《活人形》（1893）中显著，小说末尾通过发问提出问题的方式在‘观念小说’中影响突出”[11]244。镜花本人也曾亲口承认“观念小说”阶段的文体受到思轩的影响[12]。所以，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已普遍达成共识。其后，文体学的研究倾向于《外科手术室》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如笠原伸夫的『泉鏡花美とエロスの構造』（至文堂 1976）、山田有策的「鏡花言語空間の呪術―文体と語りの構造―」（『国文学』30.7 1985.6）、越野格的「<視線>の開示するもの（1）―泉鏡花私論―」（『青磁』2 1986.2）、大野隆之的「「語り」の抑圧―鏡花の観念小説―」（『論樹』5 1991.9）、三品理绘的「<眼>の機能を巡って——『夜行巡査』論」（『国文学研究ノート』 1999.11）、北原泰邦的「泉鏡花「夜行巡査」——歩行と眼差しの劇」（『國學院雑誌』 2008.8）、野口哲也的『泉鏡花研究―明治·大正期の幻想文学における想像力の構造と展開―』（博士論文 2010）、市川紘美的『泉鏡花研究：初期作品における語りの特質』（博士論文 2012）、峯村至津子的「泉鏡花『外科室』の語り手——天なく、地なく、社会なく」（『女子大国文』150 2012.1）等等，不一而足。笠原伸夫指出：《外科手术室》的不成熟首先体现在叙述者的位置上，“我”作为作品中的人物被剥夺了个性，作为近乎无人称的叙述者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有时叙述者会唐突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品头论足，这种方法是草双纸式的。山田有策则认为“我”是完全作为镜头而存在的。大野隆之的观点是：初期镜花作品中的叙述者，特别是《外科手术室》的叙述者作为作品中人物已完全失去个性，只不过是传达作者观念的傀儡。越野格注意到这种视线的不自然，指出是“一种偏离”的同时，揭示了作为作品中人物的“我”派生出故事的可能性。野口哲也和市川紘美则立足于越野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有关叙述者“我”在故事成立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研究。峯村至津子将《外科手术室》中的叙述者——画家“我”与同时代的小说中描写的画家的特性相比较，进而探讨《外科手术室》中叙述者的独特性，得出画家作为远离俗世的存在最适合见证主人公脱俗的爱情的结论。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在主题、人物造型、情节内容、文体方面的探讨较深入、细致。不过，我们不应忘记以《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为代表的“观念小说”尽管在文学史上获得较高评价，但是自诞生之初即存在争议的事实。一方面，泉镜花研究者们一直为挖掘“观念小说”的潜在价值而不懈地努力着。笔者尝试将其与同时代的作品和观念小说阶段前后创作的作品相比较，以求客观地审视其作品的历史意义及对于泉镜花文学的价值。

二、“观念小说”之缘起

《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是泉镜花的成名作，但并非处女作。泉镜花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处女作是在京都《日出新闻》上连载的小说《冠弥左卫门》（1892），因反响平平险遭撤稿。之后，镜花创作的《金表》《活人形》《穷鸟》《他人之妻》《大和心》《预备兵》也未引起很大的反响，倒是《义血侠血》为泉镜花赚得一点小小的名气。其后，又再度陷入沉寂。直至明治28年（1895）《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的发表才一炮走红。对于凭借“观念小说”一跃成名的泉镜花来说，《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意义非凡。同时，这两部作品在文坛上如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般激起阵阵涟漪，“观念小说”也因此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观念小说”“悲惨小说”“深刻小说”“倾向小说”——明治28年-29年文坛上出现的小说称呼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彼此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因此，有必要梳理一下脉络，厘清相互之间的关系。

明治28年春天过后，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家陆续发表了大批取材于凄惨事件的作品，被称为“悲惨小说”。其中，将在作品中强调作家所持有的观念的小说称为“观念小说”。“深刻小说”与“悲惨小说”同义。换言之，“悲惨小说”“深刻小说”所指范围较广，“观念小说”则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关于“悲惨小说”和“观念小说”的命名，当初普遍认为田岗岭云是始作俑者。但是，经过成濑正胜的考证，“悲惨小说”的命名者未必是田岗岭云，而“观念小说”最初的冠名者则是岛村抱月。始于岛村，后得到其师坪内逍遥的认同，遂逐渐在文坛得以推广[13]。铃木启子则将泉镜花的“观念小说”称之为“悲惨小说”，并指出：田岗岭云参与了这一名称的命名[14]。森鸥外则称“观念小说”为“倾向小说”。

现在，文学史上普遍认为“观念小说”是以泉镜花创作的《巡夜警察》《外科手术室》及川上眉山的《书记官》（1895）、《表里》（1895）等为代表。“悲惨小说（深刻小说）”的代表作是广津柳浪的《变目传》（1895）、《黑蜥蜴》（1896）、《今户情死》（1896）和小栗风叶的《晚妆》（1896）、《龟甲鹤》（1895）等。但是，对于具体作品的归属问题，在个别文学家中存在分歧。姑举两例：吉田精一除泉镜花和川上眉山的上述作品外，将广津柳浪的《黑蜥蜴》和星野天知的《诅咒之树》（1896）也列入了“观念小说”之列[2]15。三田英彬则认为眉山的《大盃》（1895）、《暗潮》（1896）和镜花的《琵琶传》（1896）、《海城发电》（1896）、《化银杏》（1896）等也应包括在“观念小说”之内[11]247。

泉镜花的作家生涯是从模仿合卷本开始的，如《冠弥左卫门》《乱菊》（1894）、《秘妾传》（1895）。使其告别合卷本的是“观念小说”。泉镜花带有观念小说性质的作品可追溯到《金表》《预备兵》，《巡夜警察》《外科手术室》发表后名重一时。这些作品和之后创作的《夜半钟声》（1895）、《贫民俱乐部》（1895）、《琵琶传》（1896）、《海城发电》（1896）、《化银杏》（1896）共同构成泉镜花的“观念小说”群，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成为泉镜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泉镜花“观念小说”之于文学史——浪漫作家与幻想文学

《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面世的明治28年恰逢日本取得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资本主义社会飞跃发展的一年。然而，资本主义的异常发展、物价飞涨、军备扩张、增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和不安，与之前国民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狂热形成巨大反差。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已陷入绝境，甚至想到自杀的镜花来说，这种社会现实的严酷和不合理性比常人感触更深。在这种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中，《巡夜警察》横空出世。

当时的日本文坛，以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为代表的、具有前近代性质的拟古典主义文学仍然拥有大批读者，与以“文学界”为中心的浪漫主义双峰对峙、平分秋色，但因红叶的作品没有思想性，露伴的作品虽有思想但未着眼于现实而渐渐从人们的期待视野中淡出。“文学界”也因曲高和寡，未能获得广大阶层的支持。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无批判的肤浅的写实占据文坛主流。人们迫切地期待着既着眼于现实又不失思想性的作品出现。于是，明治28年春天过后，一大批纠弹时弊、叩问人性的“悲惨小说”“观念小说”悉数登场。泉镜花也因此走进人们的视阈。

《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的问世受到年轻知识阶层的欢迎，但是评论家们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泉镜花在自书年表中写道：世间哗然，毁誉参半。极尽赞美之词的是《文学界》和田冈岭云。《文学界》在其会刊《时文》栏中评价道：“泉镜花的《巡夜警察》立意新颖，思想深刻，具有潜质的笔力跃然纸上。我们期待泉镜花的笔锋越发达到深刻、痛切之境地。”田冈岭云寄书《青年文》，称赞道：“富于奇想，笔致深刻，洞察人间世态，体味微妙人情，着眼奇特，脱离了旧思想的窠臼，在小说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抓住了时代的机运。” 《帝国文学》也在《杂报》栏中发表中肯之论：“泉镜花的《巡夜警察》可谓压卷之作。立意奇特、深刻。虽然有不自然之处，但文坛出现了如此思想横溢的作品，可喜可贺。”

不言而喻，《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针砭时弊的思想性迎合了文坛的潮流，也是其获得文坛认可的前提之一。明治28年，即上述两部作品面世前后，樋口一叶的《浊流》《十三夜》《青梅竹马》、川上眉山的《书记官》《表里》、广津柳浪的《变目传》《黑蜥蜴》、江见水荫的《杀妻》、前田曙山的《卖蝗虫》、三宅青轩的《奔马》、北田薄冰的《鬼千疋》等大批情节或结局凄惨、纠弹时弊的作品问世。持平而论，镜花的这两部作品与同时代的作品相比，在成熟度上算不得卓然独立。樋口一叶在发表《大年夜》后迎来鼎盛期，彼时的镜花不能与之比肩而立。但是，与其他人的作品相比，文坛对于镜花的期待和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尽管柳浪和眉山老练、成熟，但是，其小说结构落入俗套，未能超越时代。许多小说虽展示了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但多是为了“悲惨”而“悲惨”，或为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或为赚得读者的眼泪，常常止于肤皮之论。反观那一时期的“观念小说”，其所谓的“观念”其实很单纯、肤浅，不具有西欧小说中深刻的思想性。但是，通过阅读森田思轩的翻译作品而汲取了雨果“社会恶”思想的镜花，其作品反映的“职责”与“人性”的相克及“社会”与“爱情”的对立等观念在当时的文坛是具有深刻性和先驱性的。与当时悲惨小说中常见的以情痴为主的故事不同，镜花在《外科手术室》中追求的是心灵互通的至纯爱情。

除作品体现的社会性外，镜花的作品还以“新”和“奇”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将思轩的翻译文体——“周密体”用于小说创作的尝试，特别是小说末尾作者的“发问”令读者眼前一亮，唤起读者的共鸣。众所周知，思轩翻译的雨果作品在当时被奉为西欧先进的近代文学，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从这一点上来说，《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所体现的“观念”“思想”是与时代同步的，思轩式的文体是近代的。再者，为“仇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只因回眸一瞥铸就9年后为至纯爱情的双双自杀，这些情节的反日常性，恰恰是那个时代所不具备的要素，是泉镜花丰盈的想象力的产物。

在赞誉的背后，泉镜花作品狭隘的主观倾向受到鲁庵、樗牛、抱月、鸥外等人的质疑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说，评价一部作品时，应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的思想性、文体及立意的确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品。现在的文学史也多是依据其社会意义而对泉镜花及其文学进行定位的。在文学史书上寻找泉镜花时，几乎只能在“观念小说”的解释中找到。而在对泉镜花文学的说明中，其大作《高野圣僧》也只是一笔带过，最能够代表其作品风格的《春昼》《春昼后刻》《草迷宫》《和歌灯》等却少有提及。“观念小说”对于文学史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泉镜花创作的“观念小说”未及其作品总量的3%，“观念小说”阶段关注社会的目光，在其后的作品中已荡然无存。因此，仅凭“观念小说”来评价泉镜花文学有失公允。泉镜花文学是浪漫的“幻想文学”。即便是“观念小说”也蕴含着“幻想”的因子。

四、“观念小说”之于泉镜花——进军文坛的敲门砖

明治20年代是日本作家集体探索小说文体的时代。处女作《冠弥左卫门》面世的明治25年至28年《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发表的3年间，泉镜花也同样经历了艰苦的尝试与挫败。

泉镜花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风格各异，如文体具有草双纸风格的《冠弥左卫门》《乱菊》《秘妾传》，面向儿童创作的少年文学《金表》《大和心》《鬼角》《海战余波》《旅僧》，取材于中日甲午战争的《预备兵》《海战余波》《海城发电》，训诫小说《譬喻谈》《旅僧》《八万六千四百回》《铁锤的声音》《十万石》《吉祥果》以及以《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为代表的“观念小说”群。此外，还创作了诸如描写女艺人白丝为援助日后成为检察官的村越新弥而不慎失手杀人、被处以死刑的《义血侠血》、以镜花父亲清次为原型塑造工匠一心形象的《聋子一心》、揭露华族贵妇们的伪善、恶行的《贫民俱乐部》、刻画盲人复仇之心的《黑猫》、描写遇见山中女神的《妙之宫》、在黑岩泪香翻译的侦探小说盛行时发表的侦探小说《活人形》等题材各异的作品。

这些貌似风格迥异的作品，其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观念小说”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其创作手法在《金表》和《预备兵》中已初露弥端。《譬喻谈》主人公的狭隘性与八田巡查一脉相通，末尾的呼吁形式也令人不禁联想到《巡夜警察》和《外科手术室》。《巡夜警察》中反映的公私相克的主题早在《他人之妻》中得以体现，其后在《义血侠血》中再次演绎，在《海城发电》中进一步深化。《义血侠血》是镜花生平第一部受到较高评价的作品，后被搬上舞台，成为经久不衰的名剧。该作品首次彰显了镜花独特的浪漫风格，这种浪漫风格贯穿镜花创作始终。

泉镜花的“观念小说”与其中、后期创作的名作、大作相比成熟度不高，甚至有些幼稚，但是对于镜花来说，却是无法替代的。试想，在社会与个我激烈碰撞、社会积弊日益加深的明治28年，即便是镜花发表了诸如《高野圣僧》、《草迷宫》之类的幻想文学，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在以底层社会为舞台、描写悲惨事件的小说泛滥的大势之下，脱离社会现实的作品又怎能独树一帜？换言之，“观念小说”恰巧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泉镜花凭借“观念小说”换取了进军文坛的“门票”。

“观念小说”之于镜花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观念小说”是镜花文学的源泉，它蕴含了镜花文学共同的主题、手法、风格、人物形象等要素。《金表》反映了对欺辱日本人的外国人的反抗。其中有一个帮助主人公三郎惩治凶恶的外国人的小偷出场，镜花是将其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在其后诞生的作品《妙之宫》《黑百合》《妇系图》中小偷也作为重要人物登场。这与镜花那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有关。镜花曾对登张竹风说：“非常喜欢小偷”。《海战余波》的主人公千代太在海底与异界——海底宫中的公主交游的手法同《夜叉池》《海神别墅》《天守阁物语》如出一辙；被年长少女庇护的惹人怜爱的少年形象与以《一之卷》——《誓之卷》和《照叶狂言》为代表的作品群毫无二致；千代太在梦中与战死的父亲相会的梦幻能式的结构是镜花在现实描写中插入幻觉的初次尝试，这在《高野圣僧》《采药》《隐眉的鬼灵》《因缘之女》《春昼》《春昼后刻》《结缘》《缕红新草》等名作中被演绎得炉火纯青。《化银杏》也描写了少年爱慕年长女性的悲恋，这部作品是从“观念性小说”向《一之卷》——《誓之卷》及《照叶狂言》中的浪漫风格过渡的作品。在《外科手术室》中描写了令“我”战栗的美神——伯爵夫人。美丽的女性是镜花文学永远的主角，镜花一生都是美丽女性的守护神。从初期作品《外科手术室》《照叶狂言》到《高野圣僧》《春昼》《春昼后刻》《白鹭》《歌行灯》《日本桥》《因缘之女》《隐眉的鬼灵》和戏曲《天守阁物语》《战国琐事》美丽的女性、娇媚的幽灵，无一不体现了美的本性。可以说，“观念小说”是镜花文学的萌芽。

泉镜花文学的原点——“观念小说”，自诞生之初即饱受争议。在研究界对“观念小说”的热情渐已消退的当下，重新客观审视“观念小说”的意义及价值，对于泉镜花研究来说，无疑是必要的。还原历史语境，探寻内在联系，重新定位“观念小说”正是撰写本稿的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泉鏡花. 爱情与婚姻[A]//成濑正胜.明治文学全集21. 东京：筑摩书房，1966：329，330.

[2 ]吉田精一. 镜花的观念小说[J]. 国文学：解释与鉴赏， 1949（5）： 13-15.

[3] 笠原伸夫. 美与情爱的构造[M]. 东京：至文堂，1976.

[4] 福田清人，浜野卓也. 泉镜花人与作品[M]. 东京：清水书院，1966.

[5] 关良一. 巡夜警察[A]//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泉镜花. 东京：有精堂， 1980.

[6] 笠原伸夫. 评传泉镜花[M]. 京都：白地社， 1995.

[7] 蒲生欣一郎. 另一个泉镜花[M]. 东京：日本图书中心， 1990： 119.

[8] 梅山聪. 试论泉镜花的“观念小说”——以<巡夜警察>为中心[J]. 国語和国文学， 2013（8）： 60-65.

[9] 中谷克己. 泉鏡花——以心象为視点[M]. 东京：明治书院， 1987： 23.

[10] 野口哲也.泉鏡花研究―明治·大正时期幻想文学中的想像力的構造与展開[D]. 仙台：东北大学， 2010：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