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自的合唱创作看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谈到黄自的合唱作品，我们可以对他的创作风格、创作技巧作更深入的分析，也可以对他如何融合国外先进作曲技法和国内民族民间音调作挖掘和借鉴性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回避的一点是：黄自的合唱创作和当时的爱国呼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典型的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抗敌歌》、《旗正飘飘》和《长恨歌》，皆创作于九·一八事变后。

那么，黄自的这些作品在其生成过程中，是如何艺术地体现时代精神、反映出强烈的民族解放这一崇高的功利性价值取向的同时，又较为完美地实现自身的艺术价值的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回味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合唱作品的文本内容来考察。这三部作品除《抗敌歌》第一段歌词由黄自创作外，其余全由韦瀚章创作。据韦瀚章说：“中心内容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指出‘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它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没有经历这种历史事实的人也有同感。”因此从词曲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他们的作品本身包含着民族解放这个爱国激情，并且是以民族解放作为最终目标而创作的伟大作品，黄自在当时所写下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为这个理想目标而服务的。时代证明，黄自的这三部合唱作品是中国现代新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这样评价黄自的合唱作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学堂乐歌”运动是大规模的以音乐作为“武器”与“工具”，用以启蒙国人的精神和与国外侵略者及国内敌对势力进行殊死搏斗的大型群众歌咏运动的肇始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开创者的“学堂乐歌”在艺术水准和思想境界上都不尽如人意（当然没有前者也不可能出现后者）。随着新音乐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时代对新音乐事业的积极推进，不管是从艺术形式还是在思想内涵上，新音乐开始在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战争中逐渐成熟起来。而新音乐中的抗战歌曲创作正是这个大家族中成果最突出、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个领域。从合唱的角度看来，如果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看作新音乐最终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的话，那么，黄自的合唱创作可以看作是新音乐走向成熟的开始。而新音乐的诞生发展正是与民族解放这一崇高的政治目标密切相关的。

在这以后，中国的新音乐便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新传统，这就是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所广泛批评的“武器论”、“工具论”的传统。“从历史的角度看，新音乐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现代化过程里，大体上是一种工具化艺术，亦可以说是实用艺术。” （刘靖之《回顾与反思》。载《中国音乐史论文集——回顾与反思》，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2版，P25。）如果将这种传统进行溯源追踪的话，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孔、孟、荀，还是墨、法、道，他们都是从政治出发，为统治需要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的音乐美学思想都是功利主义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论》，蔡仲德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但这种传统不是中国独有的，众所周知，欧洲音乐的传统始于教会音乐传统，它把音乐的宗教政治性这个功利性目的放在第一位。至此，我们不难发现，音乐中的内外关系（指音乐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人文系统的关系）是古而有之、外亦有之、今难避之的永恒式难题。而且也必须承认，在我们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这一功利性的时代需求对新音乐运动中的群众歌咏运动的发展与成熟来说是“催化剂”。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这些爱国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中国近代、现代乃至当代新型歌曲的全面发展与成熟。

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这种内外关系中的外部需求（社会政治功利），甚至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固定下来，这就使得建国以来的音乐艺术领域呈现出政治伦理主义高于一切的工具主义特性。物极必反，由于这种狭隘的功利性音乐观念自身所具有的否定性因素的缘故，再加上新时期里人们对它的广泛批判，这种文艺理论也随之寿终正寝了。音乐创作自身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开始彰显出来，艺术的独立意识逐渐开始得以产生与勃起。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的发展史就是艺术（音乐也包含在内）不断地与外部各种功利性制约因素互动互趋的历史。外部因素既是对艺术发展的制约因素与艺术成长的“摧残者”，同时又对音乐艺术主体意识的萌发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唤醒”作用。因为当它对音乐艺术产生巨大的“作用力”时，又能迫使音乐艺术焕发出巨大的反“作用力”。

对此，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冼星海说：“过去的救亡歌曲虽然发生很大效果和得到群众的爱护，但不久又为群众所唾弃。因此，‘量’与‘质’的不平衡，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消失或全失效用。”（《冼星海全集》第一卷P37，广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贺绿汀在谈到早期的救亡歌曲时也认为：“在音乐方面固然和以前日本式歌曲差不多，而且在作曲技巧上许多地方都显得幼稚，甚至生硬，但是他们利用简单的民谣曲，鼓起民众爱国的热情，从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观点上来看，我们却不能否定他们的功绩。”（《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P8，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历史证明，现在能传唱的救亡歌曲确实廖廖无几，依然留在人们心中的是那些不光具有爱国情感，而且更具纪念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作品。虽然黄自的救亡合唱歌曲并不多，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却大都具有人民所喜爱的品质，在时代发生巨大变迁的今天，他的作品依然能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回味。

这种创作风格和他过去的抒情作品大不相同，英勇豪迈的爱国歌曲的出现，标志着黄自音乐创作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出现与当时的国内紧迫形势和黄自先生从小受祖国文化的熏陶和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分不开，同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当时美学思潮变化的影响。

中国近代美学发展到二十年代末，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首先表现在文艺理论上，“一方面，要求文艺按照资本主义美学体系的既定方向发展下去；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影响，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中产生了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要求文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的政治倾向性。”（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P38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对于一切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学者和文艺家来说，国家的命运、前途，革命救国的责任、义务，成为他们考虑选择的唯一出发点，因而也就要求文艺政治化，成为宣传、鼓动、说教的工具，以便直接、紧密、及时地配合政治斗争。这是一种战时需要，是牺牲文艺自身的某些东西,以便适应这种当务之急。

通过对黄自三部合唱作品所蕴涵的“政治功利性”和艺术价值的思考，可以使我们对音乐艺术与外部诸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一个较为开放和理智的心态。一、应当善于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摒弃音乐艺术上庸俗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同时又要客观清醒地看到实用化的音乐在人类艺术文化的历史上自有其非本质意义层面上的合理性。二、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艺术家在各种功利性的创作诱因的驱使下产生出创作动机后，进入到创作状态之中后的情形就是完全的按照音乐艺术自身纯然的内在规律来进行操作了。这一事实已被中外许多音乐家的经典性创作所证实。三、应当充分地尊重与提倡无外在功利观念的纯艺术的创作行为，并应把这种价值取向作为人类艺术的理想境界和奋斗目标，两种创作价值取向互补才是全面与健康的社会音乐价值观。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晓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