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与1958年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

老照片失而复得的经过

笔者珍藏有一张老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了1958年6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出席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的场景。会后给每位代表冲洗一张留念。然而因经历“文革”动乱，代表中能将照片存世者可谓凤毛麟角。笔者这张照片即经历了一个查抄没收、重新寻找及失而复得的曲折过程。

史载，这次会议分两个阶段于1958年4月15日至24日、6月10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管教育的书记、文教部长及其他教育部门负责人100多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教育方针和批判教条主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做了报告，并传达了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做会议总结报告。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其中就有时任江苏教育社总编辑的江苏代表之一、笔者的父亲钱闻。返宁后，父亲特意将照片配上镜框挂在家里客厅墙上。可惜，“文革”爆发第二年即被造反派抄家掠走，从此只能作为一个深刻印记留在家人脑海里。

2001年笔者父亲去世后，江苏教育报刊总社要为父亲编文集。在搜集整理父亲生前材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这张照片，遂决心查找寻回，并由笔者负责此事。遗憾的是，虽然费了很大功夫，跑了不少地方，但直到2005年《钱闻文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笔者仍一无所获。个中缘由，一是这张照片从未在正式出版的图书报刊上登载，二是国家档案部门对一般读者开放度不够，三是难以从参会者手中觅得。参加这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的三位江苏代表中的另两人，只有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欧阳惠林还健在，而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早已不在人世。笔者通过分别走访欧阳老及吴天石的子女得知，这二人在“文革”中均遭批斗、抄家而未能保存下照片。

至此，查找工作陷入瓶颈，但笔者并未放弃，坚信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档案部门对公众的开放程度和检索技术定会不断提高，这张照片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3年8月28日，这天的《中国青年报》上登出的一篇《当历史可以观看》的文章引起母亲和笔者的注意。文中所提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图片资料已实行对外开放一事，恰是我们未知的一条线索。笔者当即与该馆联系，对方了解原委后告知可与北京大北照相馆联系。大北照相馆工作人员接到笔者电话后立马上机查寻，当场答复有这张照片，并问清笔者的通信地址后，几天后便将一张冲印质量上乘的12英寸照片寄到笔者手中。回首这张老照片55年的历史，在家里挂了9年，而失落在外就有46年（其中寻找用时12年），如今它终于回家了，全家人倍觉欣慰和感慨万千。

关于老照片的史料价值

一张老照片往往能反映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历史的特点。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父亲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明、董必武、林彪等，特别是1937年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和1938年在延安学习与工作时，他曾多次聆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课或报告，且有近距离交流。但囿于战争年代环境，当年既无条件留影，也未保存下笔记；而新中国成立后这次会议的照片是父亲唯一一次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无论对于父亲本人还是我们家人都显得弥足珍贵，这也正是笔者起初费尽心力寻找这张照片的直接动因。

接下来，出于文献情报职业本能使然，笔者感到有必要对这张照片作进一步探究。经查检相关书刊和档案材料，笔者发现，如今这张老照片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个体性家事叙述范畴，而更与国事天下事紧密相连，它所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内涵，可为当今中共党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工作提供参考，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其一，综合现有史料文献，1958年的教育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由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结论经当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同意，写入9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会议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教育方针的形成和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意义重大，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会议和当年的教育革命带有“大跃进”背景下“左”的色彩，但当时在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创办职业学校、农业中学等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如江苏省大力兴办农业中学就是一个创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在会上受到表扬。

然而，这么高规格的一次党的重要会议，在迄今已出版、发表的中共党史和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却鲜有记述，即便有也很简略，更没有提及毛泽东与这次会议的关系。《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对1958年6月28日的记载仅为一句话：“下午，同黄克诚谈话。”据当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新华社28日讯”报道：“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和新疆全国农具展览会参观团、四川省牧区参观团。”可见，6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不只同黄克诚谈话，他还接见了三个会议的代表和两个参观团。这则短讯全文仅80余字，却是目前能查到记载毛泽东与这次会议关系的一段文字。其中“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指哪些人，照片清楚地给出了答案。他们是：朱德、邓小平、林彪、陆定一、康生。但查阅《朱德年谱》和《邓小平年谱》两书，其中均无朱德、邓小平参与接见的内容。

事实上，这次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开的。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而解决问题的首要方法即为开会。同一时期在北京召开的另一个重要会议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教条主义是这两个会的相同主题。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曾并列提到了这两个会：“最近几年，我们先搞合作化，再搞农业，然后就是搞工商业。学和兵呢，现在两个会在北京开，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军界，我看也就动起来了。”

其二，江苏率先兴办农业中学，成为全国的样板，一方面适应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形势，另一方面着实解决了农村高小毕业生升学难的问题，在国家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情况下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初、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因此一直以来被史学界公认为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并予以总结和研究。但笔者注意到，时至今日，所有的论著只讲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却没提毛泽东与此事有何关联。2007年出版的《江苏教育史》中记载：“省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民办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于4月8日及时批转了这个报告，要求‘凡是有条件的省、市和自治区都应当效法江苏的办法，大力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其实，早在198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即有一则题为《对江苏省委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正文：“付讨论，研究推广办法”；签署日期：1958年4月8日。细看这篇文稿，正文只有两句话，但两条注释详尽明了：注释①为江苏省委1958年3月28日关于农业中学问题向中央、上海局的报告；注释②为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民办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这两条注释将毛泽东批语的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毫无疑问，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农业中学问题非常重视。此前，他在4月1日武汉会议上就曾说：“江苏、河南办农业中学的办法，看来是一个比较快地普及教育的办法，要先普及，再提高。”显然，没有他的首肯和及时批示，很难说江苏的做法能迅速在全国推广普及，而这一关键点恰恰为研究者们所疏忽。

关于另一个会议的一个重要传达

在1958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还传达了另一个会议的重要精神。这个重要传达非指陆定一在会上传达刘少奇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而是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6月21日上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此事从未见载于公开出版物，笔者是在找回会议照片不久后到江苏省档案馆查检相关资料时才了解到这一史实的。

有关材料显示，这次会议的主持者为陆定一，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康生，其间二人还参加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笔者查档时发现，有一份“只供书记参考，不得他传”的题为《康生同志传达主席6月21日上午在军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其中讲道：“主席对我们会议希望很大，把两个会并列和军委的会相比……”很清楚，当时毛泽东虽将主要精力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有亲临教育工作会议，但他6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不仅与“兵”并列提到了“学”，而且还让康生在“教育界”会议上传达他的讲话，足见其重视程度。令笔者意外的是，这份传达文件为打印稿和手写稿各一份，后者竟是笔者再熟悉不过的父亲的笔迹，也即该文件是经笔者父亲之手记录、整理而形成的，而母亲和我们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知晓此事，可见当年父亲的组织纪律性之强。

更值一提的是，核查以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均未收录这个讲话，仅《毛泽东军事文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以《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为题，刊出这个讲话的一点节录，全文不过百字。倒是《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载有这个讲话的少许内容，但篇幅显得简约。相较而言，笔者所见这份近5000字的传达讲话，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梗概如下。

关于“军队的事”，“不抓不好”

毛泽东说：我的讲话不是指示，只是谈话，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今年以来已习惯于这种形式。“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你们大家比我高明，经常接触实际。这几年来对军队的事没有经常抓，有人批评军委管得少，我也有责任，我有点单打一的工作方式。军事工作基本搞得好，但也有缺点，首先怪领导。也怪我，因为抓旁的事去了。

有一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的，内容记不得，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开首先唱《香山记》”。事情多是这样，我也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开首只唱别的事。唱戏也是这样，唱《打渔杀家》就不能唱《西厢记》，唱《黄鹤楼》就不能唱《白门楼》。我问过广东红线女，她说唱戏每年只能唱两百个工作日。我们唱“西厢记”，总该多于两百个工作日，总有时间抓到的吧？不抓不好。军委这次开会，主要是检查军委和军委各部，不对各军区，各军区自己回去检查。

你们对军委、对我提意见，你们压我一下，我越舒服，人都是如此。中国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压迫，就不会起来革命。人总不是生来就革命的。中国一穷二白，不受压迫不会起来革命。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劳动人民实际上做了帝国主义的掘墓人。你们压迫我，不是帝国主义，是督促。你们督促得好，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以及革命与和平的问题。

当前“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谈道：现在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几万万人民起来奋斗，我批发了几个文件值得你们看看，用钢笔画一画。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是什么？一曰粮，二曰钢，三曰机械。第一是粮食，这是最重要的，大家如果不相信，停止开饭三天，看行不行。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每人一千斤”，还有“苦战五年争取每人一千五百斤”，如果到那程度，我们的腰杆子就挺起来了，但现在还不能。二曰钢，冶金部文件规定，五年内生产六千万吨，要接近苏联（七千万吨），明年可能超英国。我们要在工业方面想出一个办法来，一年下去四个月，每年抓四次，我们首先要抓原材料，钢是制造机械的原材料，炼钢的机械也是靠钢。三曰机械，也很重要。没有机械不行，如炼油，开采煤矿，发展电力，开采石油，更需要机械。还有交通运输（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也要机械，农业也要机械，拖拉机、灌溉机等。所以当前粮、钢、机械是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年“六十条”中，有一条是关于军事的，就是要抓军事，过去中央抓得不够。现在地方进步很快，特别是农业，过去中央各部门有缺点：是多了一点，少了一点。多了一点什么？官气。少了一点什么？政治。但从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会议以后，他们有很大进步，不能再说他们“一多一少”了。现在，应该说他们官气少了，政治多了。军委有的同志说，工、农、兵、学、商，老三落后了。这几年，先抓农业，开花了；后抓工商业，工商业动起来了；还有兵和学，现在两方面都在北京开会，也在开始下力。

关于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教条主义问题

关于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回顾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比俄国早些：俄国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时间很短。我们从1912年到1949年，共37年，落后于俄国，但是我们的革命是自己搞起来的，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理论从实践来，又用于实践。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是什么？莫斯科会议九条，我们原先提五条，九条也是从五条来的。中国革命有它的特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和实际结合，照搬是不行的。我们有没有照搬过？搬过的。这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党的历史上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也有好处，成了教员。敌人对我们也有好处，蒋介石、美帝国主义反对我们，我们在和敌人斗争中也得到教育，得到好处。我们党不仅有教条主义，还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第二次王明路线、高岗等。这些右倾主义，有些人是敌对性质的，如高岗；有些人属于党内性质的，如王明现在仍在党内，走到哪里去将来看，他一开会就有病。

政治上犯错误，军事上必犯错误。我写过论战略问题、古田会议决议等，就是总结那个时候的经验，划分资产阶级军队与无产阶级军队的界限。四军九次代表大会，那时有两条路线，有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很有兴趣，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外行是指那时的党代表、政治委员，他们不能领导。这种现象过去存在过，现在不存在了。有些同志认为学过军事才能领导，你们都进过军事学校没有？没有。这不是说在旧军队工作过的同志没有用，有用的，他们对军队起了很大作用。我说的意思，不是说在旧军队就有缺点，大家都有缺点，当时有这么一股空气，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感兴趣。林彪同志就进过军事学校，但他就反对旧军事学。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无非是打骂制度，所以那时写了些东西，批评这些问题，这些思想可叫作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后来有了变化，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教条主义，这就是王明路线时有一个外国人叫李德，做太上皇，反对游击主义，把我们叫作“上山主义”，他们大概是“下水主义”，他们要正规化，要短促突击，要拒敌于国门之外。这时，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就归降于无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两种教条主义的结合。结果把工作毁掉了，来了一个大游行，来了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中央苏区，其他苏区也犯过错误。

我党犯过三次“左”倾，两次右倾，军队受了损失，但也有好处，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很多同志纠正过来。不能说我们军队没有犯过错误，没有犯错误，为什么把许多地方丢了呢？长征当中还有一段，中央苏区军队与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迈入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又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按王明路线，我们今天就不能在怀仁堂开会，看不到梅兰芳的戏。王明路线实际上还是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说，不能同蒋介石打，如果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并说只能和，不能打。我们没有听斯大林的话，坚决地干，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基本没有分歧，在1939年党的六中全会上，我讲过将来战争的好处，可以建军，可以建党，由于这样，我们变为四个野战军。两次战争，不是按教条主义办事，而是按自己的一套，当然也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是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按洋教条取得胜利的。建国以后，又打败了美国。抗美援朝时，苏联同志说，朝鲜战场的敌人空军威力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空军不能去第一线，第二线也不能去。我们后方有几架飞机，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打败了凶恶的美国敌人，是不容易的。有人说我们的军队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参加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厉害的战争。我们在战略上看美国是纸老虎，但在战术上从未看他为纸老虎，是把他看成铁老虎。建国后我们办了这么多学校，请了些苏联顾问，有了教条主义，这很自然。

谈怎样克服教条主义

谈及怎样克服教条主义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一种是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这两种都产生过，并进行过斗争，克服过，我看现在又有了点。不加分析地照搬外国，这是自己不相信自己，妄自菲薄。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没有什么军事学，只写了几篇文章，当时有一肚子气，没有这股气也写不出来。抗战时期王明回来了，那时有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论调，对党内主要批判速胜论，对国民党主要批判亡国论，这都是应时文章。现在一套我不懂，我只懂小米加步枪，原子能不懂。军队有两种传统：一种优良传统，一种错误传统；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这次会议要做点结论，决议要实事求是，大家共同来议。开次会要把心里话讲尽，我们要直道行事，这是我们的作风。有人怕讲了话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共产党还怕穿小鞋吗？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最厉害是杀头，我向你们交心，总是要插旗子的，敢于插旗子，要养成这种空气，不要讲起话来字斟句酌，写稿子念，要敢于插红旗，否则别人要插白旗。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全党、全军、全民的团结。为了团结，必须把问题搞清楚，军人要爽快，就是那么一点事，要把问题讲清，要交心，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十年不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有二十一年和平。如果这样算，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八年和平，我们超过英国三年差不多，七年超过美国。蒋介石在台湾很小，但还神气，还常常派了个飞机来散散传单，如果我们有一万二千吨钢，那时蒋介石就要走路了。到六二年苏联有七千万吨钢，我们有六千万吨钢，接近苏联，有七年就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有了强大的工业，导弹、原子弹都可能有了。要向萧劲光同志说一下，海军很重要，现在不行，但大有希望。现在可能有二千五百万吨钢，有人说今年粮食可能增产一千亿，我说增加七百亿有把握。有了强大的国家，就有了强大的军队，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为此努力奋斗。……

笔者以为，上述传达讲话虽非原始记录文献，但因源于当年同等重要的“两个会”，由传达者秉承讲话者旨意而产生，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加之记录者的速记水平和文字功底，在完整性和准确性方面，可起到互见互补作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