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科技如何“起飞”

计划”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科技发展采取整体规划、分工执行的原则，即整体规划由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同时负责推动基础研究与先导性应用研究，改善岛内整体研究环境，培育和招揽科技人才，奖助有成就的研究人员，以及协调、联系、审议与管制考核行政主管部门其他各“部会署”的年度重要科技计划，产业科技研发则由经济主管部门负责。

此外，各“部会署”均设有各自的研究机构，例如经济主管部门有下属各公营企业内的研究机构或研发企业，如“中国石油公司”的炼制研究所和探采研究所、台湾糖业公司的糖业研究所和畜产研究所、台湾肥料公司研发处、“中国造船公司”研究发展处、台湾电力公司电力综合研究所等。

1967年，以领导台电公司快速修复二战期间被破坏的岛内供电系统而闻名的孙运璇担任台湾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此时正值台湾经济“起飞”不久，市场空前繁荣，但他与蒋经国等人已意识到基础建设将很快不胜重负，于是开始着手规划“十大建设”，其中孙运璇筹划了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器化与南北高速公路等6项建设。1969年，孙运璇接替李国鼎担任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使他开始有机会展现自己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才能，先后完成了中钢、中船、核能发电、石化工业等重要建设计划以及加速农村建设方案，为台湾经济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

孙运璇大力推动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他发现，台湾要发展重工业，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性产业技术研发能力。而当时主要负责产业科技研发的经济主管部门只有下属联合工业、联合矿业、金属工业三个小型研究所，且都属于“官办官营”，相互独立，研发能力弱，再加上薪酬较低，吸引不了优秀人才，研发成果很少，根本无法带动经济发展。

当年，孙运璇到韩国访问，看到韩国科技研究院运作得十分成功；其中，一批韩国留美学人在电子、化学、纺织专业技术的研发上表现尤其突出。他敏锐地发现其成功之道在于人才引进。韩国科技研究院不受政府条规限制，可以用高于公务员两、三倍的待遇聘请韩国在海外的优秀人才，有的技术人才的薪水甚至高于其美国同行。

回台湾后，孙运璇立即着手准备投资建立类似的财团法人性质（具有独立民事权利的非营利事业组织）的研究机构，将经济主管部门下属联合工业、联合矿业、金属工业三个研究所合并，以捐赠方式成立财团法人工研院，突破台当局法规限制，以避免它成为低效率的政府机构，可自由选购仪器设备，高薪聘请海外人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事产业技术研发。1972年初，《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置条例》（草案）送进台湾立法部门审议，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反对的“立委”认为，工研院由台当局出资设立，却因财团法人的地位，台当局没有管理权，有化公为私之嫌，此例一开，将后患无穷。一位“立委”甚至扬言：“我抬棺材到‘立法院’来，也不让这个案子通过。”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孙运璇及其部属不断地向“立委”们耐心解释，并且保证，会制定一套严密监督规章，使其运营合理合法。经过不懈努力，1973年初，该条例终于在立法部门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1973年7月，由台当局提供2亿元新台币作经费，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当时台湾唯一经“立法”程序设立的研究机构，孙运璇也因此被称为“工研院之父”。

孙运璇从一开始就给予工研院以明确的定位，其作为台当局一个非营利性的研究发展机构，每年有70%以上的经费来自政府部门，从事应用研究，以加速提升工业技术为宗旨；同时它又是一个民间组织，讲求工业效益与社会效益，既执行台当局中长期应用研究计划，以包容性、前瞻性、尖端性为重点，其成果转让为非独占性，此类研究以不低于全院资源50%为原则，又执行短期研究项目，以改良产品与工序为重点，与产业界合作，此类研究以不低于全院资源30%为原则；研究成果秉公平、公开原则，适时以多种方式推广技术至产业界；辅导中小企业，培训工业技术人员。因此，工研院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方面接受台当局经费，用以建立研究基础环境，执行台当局应用研究专案，辅导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也接受工业界的经费，用以执行合作开发或专案委托，并提供技术服务。

孙运璇非常关注台湾工研院的发展。工研院成立第二年，他就独具慧眼，亲自任负责人，设立电子研究所，推动其展开对集成电路（台湾称积体电路）的研究。集成电路被认为是电子业的大脑，在当时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才能制造。孙运璇的决定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但他不为所动，经过对国际科技动态的分析，他认定台湾发展电子工业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他与李国鼎商议，推动科技主管部门发起一个大型研究计划，支持台大、交大、新竹清华大学与成功大学分别研究制造集成电路各领域不同的技术，其中交大的成果与集成电路的生产有很大关联。后来聘请交大的教授胡定华成为工研院电子研究所所长，交大实验室中许多学生也转到电子所工作。

1976年，孙运璇通过考察，决定选择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进行合作，耗资1000万美元，引进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并在工研院电子研究所内建立集成电路工厂，同时派出大批工程师去美国培训学习，回来后终于自行制造出集成电路。

由于台湾工研院电子研究所是研究机构，而非专业生产企业，所以孙运璇又说服岛内银行界，投资创办联华电子公司，由原电子研究所副所长曹兴诚出任总经理，大批量生产集成电路。

1977年，孙运璇极力协调安保主管部门征用新竹所在的科学园区土地，以此作为台湾集成电路示范工厂与未来科技产业的主要基地。该园区落成后，台湾成为当时世界上可以大批量生产集成电路的少数地区之一，工研院电子所有许多员工后来都出外自行创办公司，电子技术也因而转移到民间，乃至造就了后来的台湾半导体与资讯产业。时至今日，半导体与资讯产业已成为带动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如今台湾许多科技产业界名人，如台积电公司董事长张忠谋、联发科技公司董事长蔡明介等均出自工研院。

另外，从1976年开始，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编列专项预算，实施“科技专案计划”（简称“科专计划”），委托公共研究机构（主要是工研院）从事基础性产业技术研发，目的在于培植经济实力，协助民间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以确保台湾经济的发展。该计划主要定位于推动新兴高科技工业发展，特别是关键技术零部件的研发，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以实现自动化和现代化，建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高资源使用效力，解决产业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污染防治、工业安全等，工研院也因而成为台湾应用科技方面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在此后40多年中，工研院一直引导着台湾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通过积极开展工业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创新，不仅带动了岛内新兴科技产业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台湾科技水平，而且直接促成了许多高科技企业的诞生，在推动台湾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如孙运璇所说，“台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工研院就是龙头”。

组织实施大型研究计划

1973年4月14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迁入台北市广州街2号办公，这是该机构成立以来第四次搬迁的会所，亦为科技主管部门首次拥有财产权及使用权的会所。同年6月18日，吴大猷奉命专职担任科技发展主管部门负责人，由徐贤修接任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任期1973年6月—1980年8月）。

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台湾被逐出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大陆，对台湾社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经济方面，经过上一阶段全力发展以轻工产品为主的出口工业后，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成长，失业、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国际收支逆差等问题逐步得到缓解，1970年台湾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盈余，投资资金的来源逐渐充裕，民间企业迅速壮大，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培训出大量技术工人与管理人才。但此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交通、电力等基础建设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用于出口工业所需的机器、原材料等大多仍依赖进口，1972年机器设备进口额比1952年增长18倍，钢材、木材、纸浆、石油化工原料、电器零件等大部分仍需要进口，对外依赖日趋严重。1973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台湾的加工出口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同年，台湾批发物价上涨了22%，城市消费物价上涨了8.2%；1974年又分别上涨40.6%与47.5%，创下1952年以来的最高记录。一时岛内市场混乱，出现抢购风潮，台湾经济出现新的困难。刚刚实现三年外贸顺差的局面再度出现逆差，经济增长率由1973年的12.8%降到1974年的1.1%，创下5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长率。另外，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不仅使得岛内工资水平提高，也使过去劳动力充裕的现象一变而为劳动力供应不足，导致台湾廉价劳动力的有利条件逐渐丧失。

台当局认识到，岛内经济结构又一次面临转型时期，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将原先制定的第六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重新改为“六年经济建设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改善工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改善交通设施，建立现代化的运输系统；开发能源与海洋资源；拓展对外贸易。台湾经济发展也进入所谓的“第二次进口替代”与“出口扩张时期”，即改变输出产品的结构，由劳动密集的工业消费品转向技术密集的工业制成品。为此，台当局提出以“科技升级”带动“工业升级”的发展策略，一方面充实社会基础建设以便利民间的直接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原料工业，供应岛内的需求，以免受制于人。

从1973年开始，台当局陆续推动“十大建设”和“十二项建设计划”，包括建设从基隆通往高雄凤山全长373.3公里的南北高速公路、实现西线铁路电气化、建设北回铁路、桃园机场、台中港、苏澳港等项目；此后，又先后成立“中国钢铁公司”，兴建年造船能力150万吨的高雄造船厂、高雄炼油厂及第二套轻油裂解厂和林园石化工业区、核能发电等重要建设项目，其目标是发展重工业，重点是交通、核能、石油化学、钢铁、造船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以自行生产的机械设备、化纤、塑胶、钢材等原材料取代进口，致力于建立上、中、下游产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

1973年7月，时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蒋经国亲临科技主管部门巡视，指示：台湾科学发展的目的在于增强实力，为民众创造更多财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台湾科学发展的工作原则是有效运用现有人力、物力、财力，来加快岛内建设的速度与加强发展的深度；各部门间要破除门户之见，做到密切配合与协调；选择台湾建设最迫切的需要，把握枢纽性问题做最适当的处理。

徐贤修刚到科技主管部门上任不久，即大刀阔斧地推动10项大型研究计划，包括大型电子研究计划、地热发电研究、电动车研制计划、台湾人力发展方向与策略研究、癌症研究、制药研究、软件系统研究发展计划、生产自动化研究、参与全台湾信息科学发展、特种材料研究等，均与台湾经济发展及社会需要有关。

这是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首次组织实施大型研究计划，为了慎重，特交由“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组”负责策划和推动，先邀集岛内专家学者，以集中人力、选定重点的方式进行集体创作研究，并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参与咨询，以使其科技发展能够突破瓶颈，确定之后再交给“学术组”扩大执行。

这些项目确实具有前瞻性。以电动车研制计划为例，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造成国际油价飙涨，而台湾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很大，海内外学者专家都普遍认为，台湾应该开发使用替代能源的交通工具，特别是电动车很适合在岛内发展，除了因台湾面积小，车辆的行程、速度及加速要求都低于欧美各国外，岛内四季气候温和，无论使用化学电池或燃料电池，出现低温影响电池效率的机率都很低。如果在岛内发展电动车，一则可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也可以大幅降低都市空气污染以及噪音干扰。

然而，推动这项大型研究计划需要许多人力和物力，虽然有台电等企业的资助，但由于徐贤修的大力支持，最持续的经费仍然是来自科技主管部门。1976年3月开始，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与交通主管部门也投入经费资助此项计划，希望能开发出小型客货两用电动车的生产样车。

该计划分为两阶段，由新竹清华大学负责电动车第一、第二期发展计划，唐荣公司负责电动车的生产。1974年10月，由新竹清华大学毛高文教授主持的电动车研究团队正式开始研发工作，包括车身、控制系统、电池3个部分。车身的研发主要是在结构材料部分。以往汽车车身都是以金属材质打造，重量动辄数百公斤。为了节省电池的耗电量，必须尽量减轻车身的重量，研究团队开发出使用复合材料玻璃纤维塑料作为电动车车体结构的技术。

这是台湾第一次开发出来以复合材料用作车身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自此以后，台湾开始大量使用强度高、重量轻的新型结构材料用于工业各个方面。

至于控制系统的研发很不简单。车辆的运转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要制作出控制绝对精准、绝对安全的车辆，对从事基本理论教学的学校教授而言是一项挑战。然而新竹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学系教授不仅让前后200辆电动车穿梭于台湾的大街小巷，而且从来没有一辆车出过差错。从这一点，就能证明这个控制系统的设计做得相当出色。

电池部分采用当时比较成熟且普遍使用的铅酸电池，研究的重点在于设法减轻电池重量、提高电池能量，这也是很困难的事。由新竹清华大学化工系研究人员在两难之间寻求最佳的解答。

1974年10月，由新竹清华大学2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研制完成的“清华1号”电动车从新竹安全驶抵台北。其后，该研究团队以每次10辆或20辆的生产速度，在15年内一共生产了200辆各种大小车辆。这些电动车有的作为邮局、电信局的运输工具，也有的供新竹清华大学师生在校区内使用。

由于是以产品为导向，研究团队的每一部分研发工作都环环相扣，因此一边生产试验型车辆上路，一边继续改进。可以说，每一辆车使用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成为改进下一辆车的重要依据。

电动车计划前后大约历时15年。最后是因为能源危机解除，再加上参与的教授各有其他研究课题，因此这个计划就逐渐停下来，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曾经参与研究的人，由于亲身体验了工程系统的运作，之后有的进入工业界，有的从事控制系统研究设计方面工作，为30年后的今天，台湾再次研发电动汽车打下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了生产电动车，特别在唐荣公司设置了装配厂，专责装配生产新竹清华大学研究团队设计的车辆。这个装配厂在整个计划结束之后，被裁撤并入唐荣公司的生产线。至于在电池生产方面，为了突破与日本汤浅公司台湾厂共同开发电池的限制，当时有一些清大校友集资成立了电池厂，投入汽车电池的研发与生产，这对当时而言是破天荒的事。

地热发电计划也是针对解决能源问题，鉴于台湾全岛共有近百处温泉，地热活动广泛，具有地热发电潜能，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下属联合矿业研究所早在1962年即开始勘探台湾北部大屯山地热区，随后在1972年勘探太平山区地热潜能，发现位于宜兰罗东清水一带蕴藏大量地热资源。

为配合此项研究工作，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1976年成立地热发电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台电公司、工研院能源与矿业研究所、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此项地热发电研究开发工作，于1977年秋建造岛内第一座1500瓦先导型地热发电试验电厂，清水地热区在中油公司继续钻井生产下热水总量已达每小时550吨以上，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继续建造第二座3000瓦地热发电厂，于1981年4月建成且运转顺利，为岛内科技人员积累实地工程设计经验带来信心。

1975年，徐贤修通过调研发现，要发展现代化工业必须全力发展电子产业，其中尤以集成电路的制造及应用所需技术涵盖极广，因此必须进行全面计划性的人材与技术培养，因此邀集新竹交通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及新竹清华大学的有关院系教授，针对当时台湾工业发展需要，配合各校专长及客观环境，拟定大型电子研究计划，运用四所大学的设备与人力，从事集成电路及有关产品的制造与应用研究，其工作重点在于达成计划内所明确制定的各项预期成果，使台湾制造技术符合当时美国电子工业制造技术的一般水平，以促进台湾电子工业的发展。

这项计划是以中型或大型集成电路及有关产品的制造与应用为主，大体上分为四项，于1976年开始启动，其中半导体组件和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由新竹交通大学负责执行，离子布植与电子组件金属系统研究由新竹清华大学负责执行，发光二极管及陶瓷板研究由成功大学负责执行，微处理器设计与应用由台湾大学负责执行。

在化学工程研究方面，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于1975年开始，有计划地在三所大学建立催化剂（台湾称触媒）实验室，以奠立台湾催化剂研究基础，包括台湾大学化工系的一氧化碳氢化反应催化剂研究、新竹清华大学化工系的甲醇合成反应动力学研究、新竹清华大学化工系采用一氧化碳合成烯烃化合物的研究，以及成功大学化工系开展的甲烷水蒸气重组反应的反应工程及催化剂制造研究。由于受到当时设备及人才的限制，这项研究计划以应用催化剂与反应工程为主，并希望由逆向整合，以具体的应用目标往上游的研究逐步推动，此为岛内催化剂研究的萌芽时期。

在徐贤修任内，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推动开展多项其他方面的重要研究，如从1976年起，为加强岛内大气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在科技主管部门支持下，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台湾大气科学研讨会，后于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通过与外国合作研究方式，参与冬季季风实验（MONEX）。

为促进台湾整体经济发展，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与农业振兴主管部门互相配合，科技主管部门支持的多为基础性或长期性研究项目，农业振兴主管部门支持的多为应用性或推广性研究项目，彼此相辅相成。在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包括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则几乎都是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推动与资助，使岛内医学研究环境与水平提高至接近国际水平。

例如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支持开展的台湾生物资源调查项目，对包括台湾维管束植物、藓苔植物、鱼类、鸟类、菌类、藻类及昆虫等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其中《台湾植物志》在台美合作方式下已于1976年出版，共6卷。鱼类、菌类、昆虫及藻类各有10至20位专家投入，也有若干目录及专志出版。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主导的水稻基础生产力研究项目，包括对水稻的生长模型及其生长介量变异的研究、水稻余留物分泌的植物毒物质及其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水稻潜伏性细菌的探讨、水稻根系机能与土壤中理化性质的研究及稻之光合作用研究等。另一项台湾二期作稻低产原因及其解决方法的研究项目，包括环境因子对产量构成要素的影响、根活性与植物生理、光合作用及光合成物质的生产、土壤因子及肥料与植物调节素、病虫害对作稻的影响及提高二期作稻产量的对策等研究。该项研究结果已于1978年6月在台湾省农业试验所举行研讨会，并出版论文专集。

植物组织培养研究项目包括无病毒马铃薯在试管内结球的研究、人参组织及细胞培养研究、水稻花药培养研究、台湾重要果树的组织培养繁殖研究，以及烟草、甘蔗、水稻等原生质体融合研究等。

有关鱼虾类繁殖、养殖技术与生理、生态研究项目，主要由台湾省水产试验所执行，内容包括各种虾类大量繁殖技术、乌鱼的完全养殖技术、虱目鱼人工繁殖技术、温度及盐度对鱼虾类的存活生长影响，以及探讨养殖池水质的变化与养殖之间关系等。

在医药卫生方面，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维护金门岛军民健康，配合卫生主管部门对该地区流行血丝虫病进行防治研究，包括喷射杀蚊液及服用海喘散。至1977年的追踪调查，血丝虫的感染率显著降低。

多年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一直支持台湾大学药理学科进行蛇毒研究，包括对蛇毒内含各式各样的胜肽具有种种特异药理作用的研究，纯化出一种后来成为国际间用来研究乙酰胆胺受体的标准工具。另一项研究是关于蛇毒对血液凝固的影响作用，分离出引起血液凝固的酶，其成分在临床医药上有很大的用途。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助台大医学院与美国癌症研究所合作，对岛内鼻咽癌患者进行各项免疫生物学检查，以建立合适治疗法的指标，包括患者血液淋巴球抗原、EB病毒抗体、T及B淋巴球、血清球蛋白、血清醣蛋白、单纯疱疹非病毒抗原的抗体及与癌有关的胎儿抗原检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资助台大医学院引进软式鼻咽镜，可容易地观察鼻咽部，早期诊断出微小肿瘤。经过临床试用结果，效果十分好。

在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资助下，台湾已建立起一套判断鼻咽癌治疗效果的鉴定方法，以系列免疫学检查，包括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A、IgM、EB病毒有关抗原、抗体、血中醣蛋白、T细胞及B细胞，白血球抗原分型等检查，根据100名以上病患治疗后的追踪检查结果，发现这种生物免疫学检验法对鼻咽癌治疗效果的评估具有很大价值。

在肝炎与肝癌研究方面，由于台湾民众中B型肝炎带原者比例很高，而肝癌亦为台湾癌症患者中常见者，因而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大力支持此方面研究，结果发现健康人群中约17%为B型肝炎带原者，同时B型肝炎表面抗原也是引起慢性肝炎的一种原因。在岛内B型肝炎带原者中，北方省籍78%是adr，南方省籍76%是adw，台省籍91%是adw。另外发现B型肝炎感染主要是家庭内感染，并且主要是由母亲而来；推测B型肝炎表面抗原可能有起癌作用或辅作用，其潜伏期可能长达35至60年。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还支持台大医学院生化学科进行鸡母珠毒蛋白及蓖麻毒素的纯化及抗癌作用研究，首先从鸡母珠植物的种子中分离纯化出鸡母珠毒蛋白的甲链及乙链，然后研究其毒性及对腹水癌及肉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并探讨其两段式作用机制。经过一系列试管内试验及小白鼠抗癌试验，显示鸡母珠毒蛋白的抗癌作用主要是抑制癌细胞本身蛋白质的合成，另外也可能经由免疫机制产生抑制癌细胞生长。在蓖麻毒素的抗癌作用研究结果也与鸡母珠毒蛋白相似。

台湾制药工业中的原料药一直都依赖进口，为提升岛内制药水平及减少外汇开支，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支持岛内各大学药学系及药学研究机构从事各项研究，其中包括消毒用无刺激性碘剂、抗疟喹及镇痛剂等药物的合成研究，更进一步支持进行烟碱酰胺工业生产可行性研究、临床分析用酵素胆固醇氧化酶的生产研究、尿激酶的纯化及工业生产研究、阿托品（atropine）的合成及生产研究、抗霉菌霉克咪唑的合成及制剂研究、抗癌剂茶叶碱衍生物的合成及生物活性研究、肾皮质醇的合成及生产研究等。

孙运璇（1913—2006年）

山东蓬莱人，幼年家境贫困，1927年考入俄国人主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34年以当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到江苏省连云港电厂工作。因为发表“配电网新算法”论文受到赏识，加入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湘潭湘江电厂的建设。抗日期间，从事战时临时电厂的装配工作，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组织骡队，花3个月的时间徒步越过秦岭与大巴山，将电厂锅炉从陕西迁移到重庆大后方。后来又奉派至青海，建造当地第一座电厂并任厂长。1942年，国民政府派孙运璇等人前往美国田纳西水坝管理局参观见习，并在美国进修。1945年抗战结束，孙运璇奉命赴台担任台电公司机电处长，带领一群尚在就学的工专生，四处拼凑零件，在6个月内修复了在盟军轰炸破烂不堪的台湾供电系统，展现了他在技术专业与工程管理方面的长才。

1950年，孙运璇升任台电公司总工程师，陆续完成了台湾东西部配电联络线、乌来水力发电所、立雾发电所、新竹变电所等设施，并在乡村不惜成本铺设电力网络，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超越当时的日本、韩国，达到99.7%。1964年受聘前往尼日利亚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执行长，率领国际团队推动尼日尔河水力发电计划，使该国发电量因此增加了88%。

1967年底，孙运璇以技术官员身份担任台湾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职，推行农村“村村有道路”的政策，在全台湾广建道路，并负责规划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等。1973年，孙运璇力排众议，成立以当局资金为主的半官方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1974年，启动规划已久的“十大建设”，借此开始推动台湾产业转型。诸如“中国钢铁公司”、“中国造船公司”、“中国石化公司”等都在这时候孕育出来，成为台湾重工业的基础。同年，孙运璇决定以半导体产业作为台湾7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发展重点，自美国引进集成电路技术，奠定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基础。

1978年，孙运璇担任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在任期间，克服了第二次能源危机和台湾一度面临的经济衰退，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复苏；同时采取限制出口、扩大进口的措施，并调整经济政策，将原制订的第六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重新改为“六年经济建设计划”，改善台湾工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改善交通设施，建立现代化的运输系统；开发能源与海洋资源；拓展对外贸易，形成重工业与轻工业配套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更提出发展所谓“策略性工业”，即发展技术程度高、附加价值高、能源密集度低、污染程度低、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潜力大的产业。

1982年，针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差距与贫富不均，孙运璇推出“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以200亿新台币的资金，缩短农民与非农民所得的差距，并加强农村福利设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在孙运璇担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期间，台湾在货币稳定与通货膨胀不算严重的情况下，人均收入所得从1977年的1182元新台币增加到1984年的3134元，在6年内将近翻了三番，而此期间超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为世界第一，因此被誉为“台湾经济奇迹”，更一度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

1984年2月，孙运璇因突发疾病辞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职务。2006年1月病逝，享年93岁。孙运璇一生勤俭，被评为台湾历年品格操守最佳的政治人物，享有极高民间声望。他大力推动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化社会，被誉为台湾“科技产业之父”。他去世后，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和海协会分别致电表示深切哀悼。

徐贤修（1912—2001年）

浙江永嘉人，1935年获得清华大学数学系理学学士学位。1946年赴美国布朗大学留学，两年后获应用数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起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后在普渡大学任教。1961年响应台当局号召，毅然放弃在美国的高薪工作，到台湾创设新竹清华大学数学系，1970年担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积极延揽人才，增设院、所、系，让该校展现前所未有的活力。他在1973年6月接掌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任内建树甚多，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提议创设新竹科学工业园，被誉为台湾现代高科技产业的“元老”。1978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81年担任台湾工研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