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医生媒介形象变迁

教育的重要功能。正如汤森和沃马克在论述中国的传播体制时指出：“它提出问题，进行论证，并且得出结论;讲道理、进行劝说，试图指导公众接受某个特定的观点;……通过好典型和坏典型来说明如何贯彻政策——应当模仿哪些经验，禁止哪些经验。”《人民日报》中有关医生的人物報道，实际上就是其选取的“典型”。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典型”，都是对国家所期待的行为规范的清晰展示，由此可以作为普通人学习和比照的标准 。因此，具有“榜样”意义的医生“典型”其实向民众传达了、同时也教育了医生群体如何作为才是对的、才是受到国家和人民认可的好医生，而每一个阶段的医生“典型”实际上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对医生职业的角色期待，也折射出医生的行为边界。换句话说，他们的职业伦理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被国家所规定和塑造，而《人民日报》上的医生人物报道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在不同阶段对医生职业伦理的不同期待。

因而，本文通过对1949年以来《人民日报》上医生人物报道的内容分析，力图呈现出医生职业的形象特征及其变化，挖掘其背后所隐含的不同时期国家对医生职业的角色期待及其变迁逻辑。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思路

一般而言，医生职业形象包括医疗服务技术形象与道德形象两个维度，前者指医疗行业的专业服务水平满足社会的程度，从而给服务对象留下的主观印象;后者则是指医疗从业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素养情操，它具体包括道德修养、服务方式以及行业理念等方面。同样，媒体所建构和呈现的医生职业形象亦可从这两个维度加以描述与分析。

近些年来多数相关研究都为微观研究，采用个案分析和深度报道的方法，而对媒体中的医生职业形象的整体性概述和长时段的趋势分析却相对较少。这些研究一般都认为媒体中的医生职业形象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负面色彩，从以往救死扶伤、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转变为了工作不负责、收受红包和回扣等形象 。这些对医生职业形象的趋势概括虽符合大众的广泛认知，但却缺乏系统的数据支撑，也未区分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而这二者在对新闻的筛选、报道的角度和态度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如前文所言，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职能，其所呈现的医生职业形象就很有可能与这些较为市场化的媒体不同。因而我们认为，为了摒弃原本可能存在的价值偏见，有必要对媒体相关报道做量化处理，如此才能更为客观而系统地解读官方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为克服数据的碎片化和断缺，追踪收集某家媒体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相关报道，可以较好体现数据的一致性与连续性 。因而，我们收集并分析了《人民日报》自1949年至2014年长达66年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