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教育投入对“资源诅咒”的破解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

第3期臧兴兵，张浩蕾：新常态下教育投入对“资源诅咒”的破解

经济学认为，基于一定禀赋结构的完全市场造就合理的经济价格体系。生产要素价格的经济分为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一种自然资源价格突然上涨或大量开发，会出现两种结果：其一，基本生产要素（劳动、资本）迅速向资源出口部门流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利润降低、竞争力削弱，同时外汇收入增加，引起本币升值，继而波及服务业；其二，资源型经济的繁荣能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但这种需求的供给主要来自国外更具价格竞争力的企业。不过进口无法满足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这为本国服务业再次繁荣埋下了伏笔，即所谓的“支出效应”（见图1）最终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制造业日渐衰落。制造业在技术创新、组织变革以及培养企业家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不高，而且缺乏外部性和联系效应。随着制造业日渐衰落，人力资本必将外流。就长期而言，即使服务业繁荣，经济也难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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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T5”H][JZ]图1“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HT][TS）][FK）][KH-*1]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往往起着阻碍而不是促进的作用，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使得自然资源与其他要素此消彼长，从而间接地成为经济增长的“拦路虎”，即所谓“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s），比如轻视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寻租和腐败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等。但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和资本的严重不足往往同时并存。自然资源的突然增加有可能吸纳原本过剩的劳动力，并不会必然引起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此外，在汇率升值的情况下，中间产品进口需求增加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制造业竞争力削弱。

托内尔和托尔维克的模型都从寻租的角度印证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并指出资源多少与收入高低之间存在一致性。托尔维克阐述了公共部门通过出售资源、按固定税率向企业收税以及权力寻租等方式取得收入的过程，寻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源大开发的过程，但同时对经济发展也存在阻滞作用。个人达到均衡收入的前提必须是置身于资源开发或寻租活动中。随着资源生产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增加，政府从中获利，但企业家才能不得不从制造业部门退出，转而加入寻租活动阵营，导致制造业供给下降。由于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资源开采收入的提高将会远远跟不上制造业生产下降的脚步。结果是一方面资源开采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却越发贫困落后。

国内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7]，“资源诅咒”在省际层面上成立[8]，并把它看做是形成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武芳梅指出山西省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9]；胡援成、肖德勇采用1999—2004年省际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在中国省际层面上同样存在“资源诅咒”现象[10]；张景华采用1996—2005年各省的数据，以制度因素为门槛变量，也证明了“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省际层面成立[11]；邵帅、齐中英证明了西部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增长[12]；韩洪云和张志坚认为资源丰裕度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投资、工业化程度、制度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变量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13]。这些研究反映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遭遇到“资源诅咒”效应。

作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热门话题，“资源诅咒”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自然资源之所以沦为“诅咒”，涉及“寻租”“制度建设”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松山提出的“荷兰病效应”理论认为，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种力量，促使制造业向资源采掘业转变，这种力量还削弱了制造业的学习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4]。资源型经济容易产生区域性投机主义和寻租行为，地区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利用率不高，使得其他生产要素流出[15]。其实问题最关键之处在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往往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结果导致人力资源流失。

[BT1]二、“资源诅咒”与教育懈怠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舒尔茨指出，教育投资是土地、人力、物力资本之外的另一个生产因素，单从自然资源、土地和资金已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决定人类前途的并非是空间、土地、自然资源，而是人的能力。教育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工作质量——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累积因果关系，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有能力的人才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彼得·德鲁克认为，“如今，正式知识被视为最关键的个人资源及经济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与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有消失，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只要有知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自然就跟着来。”[16]初级资源行业的规模与人力资本的报酬以及教育投资的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这也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由于我国普通高中是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不少农村初中生源因其基础教育质量不佳，根本考不上普通高中。因此，要么涌入初级资源行业，要么远离家乡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人力资本进入寻租的机会成本是将人力资本投入企业家行为的回报，当经济进入完全企业家均衡，人力资本从事企业创新活动相对收益较大；相应地，经济进入寻租均衡状态情况刚好相反，寻租最终破坏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一个地区经济可能存在路径依赖而进入一种状态。资源膨胀助长了寻租活动，由于寻租的规模效应，最终使得资源膨胀带来收入的增长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部门收入衰减的程度，从而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包括矿产、土地、水、动植物等资源。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资源诅咒”是我国东西部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技术创新能力低下、回波效应、荷兰病、资本外流、制度弱化、资源浪费以及贫富差距扩大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产权安排存在缺陷以及制造业的衰落。例如，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非但未能削弱“资源诅咒”效应，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源诅咒”。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资源诅咒”的显著性大大加强了。研究显示，西部大开发对能源产业的过度强调减少了R&D和人力资本投资，损害了西部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潜力，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差距。[17]总之，我国存在省际“资源诅咒”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投入水平上存在制约和差距，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及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可以有效缓解这一困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充裕对经济增长既存在正面的、促进的直接效应，也因它会减少投资、降低受教育水平、缩小开放度、减少R&D支出、增加政府官员寻租行为而带来负面的间接效应。丰沛的自然资源主要通过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教育和创新的渠道来间接地阻碍经济增长。

以我国2012年地方财政资源税为例，内蒙古、黑龙江、辽宁、陕西、新疆、山西都较高（见图2）。但是，观察2008—2011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我们发现：2008年，内蒙古、辽宁、黑龙江、陕西分别排全国倒数第3、7、8、14位；2009年，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分别排全国倒数第3、4、6位；2010年，黑龙江、辽宁、内蒙古、陕西、山西、新疆分别排全国倒数第4、5、9、15、18、21位；2011年，黑龙江、内蒙古、辽宁、陕西、新疆、山西分别排全国倒数第2、5、9、16、17、18位（见图3）。[JP]

自然资源丰富的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2011年，教育经费分别排全国倒数第9、10、12、17、18位（见图4）；民办学校办学经费新疆、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分别排全国倒数第4、5、11、12位（见图5）；社会捐赠教育经费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陕西、山西分别排全国倒数第2、5、12、16、17位（见图6）。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容易忽视教育的公共支出，导致自然资源挤出人力资本积累。而资源相对稀缺的浙江省公共教育投入力度最大，教育经费排全国第4，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排全国第2；广东省教育经费总量、民办学校办学经费最大，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排全国第3；江苏教育经费排全国第2，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排全国第1。可见，由于自然资源实现市场价值的链条较短，对高素质人才没有刚性需求，具有一般技能的劳动力即可满足工作需求，膨胀的自然资源挤出效应明显，容易挤出对推动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而忽视对教育的投入。[FL）]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超过了折现率，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大于教育的机会成本，穷人也会投资教育，导致短期的经济增长，短期经济增长会促进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会刺激教育需求上升，教育发展推动人力资本积累，结果基尼系数下降。在这个良性循环中，除了市场无形之手的牵引，政府的有形之手也不可或缺。像教育这种准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政府的政策会对穷人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如果政策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强调通过提高劳动力知识技能来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话，穷人就会更乐于选择投资教育。然而，这个良性循环却很难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发挥作用。自然资源增多所带来的租金大多流向少数权贵或垄断部门，促使政府采用内向型的资源依赖型发展战略，而放弃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为了补偿饱受汇率及成本上升困扰的制造业，有可能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结果，教育投入会随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知识技能需求的下降而下降。[JP]

[BT1]三、新常态下教育投入对“资源诅咒”的破解

[JP3]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知识不再是一个外在的独立因素和变量，而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变量。知识可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一般知识可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会给个别厂商带来超额利润，进而成为个别厂商研究与开发资金的来源，既促进了技术进步，又与投资相互促进。知识积累具有收益递增性，作为独立变量，还能促进其他要素的收益递增。因此，知识的积累不仅可以实现社会总产出的规模收益递增，而且还是经济长期均衡和稳定增长的保证和源泉。罗默模型的提出不仅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开阔了视野，而且具有一定的实证检验意义：现代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当今发达国家把资源的50%左右用在研究与开发方面，足以说明知识对企业、地区或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知识和积累率的高低和由此带来的要素收益率的差距是各国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明显正相关。全球化可以加快知识积累，提高世界总产出水平。在此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知识扩散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第一阶段：采用模仿创新战略，追随、模仿、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在学习中实现跨越式的积累；第二阶段：通过产业优势、科技优势的积累，积极开展合作创新，尝试自主创新。[JP]

[JP2]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劳动力人数是传统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而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需要引入智力因素来替代传统的生产要素。公共教育经费和地区生产总值显著相关。比如，采用2011—2012年我国地区GRP、城镇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用SPSS190进行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地区GRP与城镇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高度相关。通过以上分析，用A代表技术进步，K代表资金（产出弹性为α），L代表劳动（用城镇就业人数表示，产出弹性β），教育因子用E表示，γ表示教育的产出弹性，则生产函数可表示为：[JP]

Y=AKαLβEγ[JY] （1）

其中，教育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投资，一个国家或地区初始的教育水平对随后的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从根本上说，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都源于教育投资差异。资本、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与发展。而教育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生产管理现代化来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一是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拉动作用。二是教育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是使科学技术有效传播及迅速扩散的主要渠道；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杠杆，也是“科学—技术—生产力”这一转化过程实现的催化剂，尤其高等教育更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基地。三是管理、科学技术、教育被称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新的支柱”，也必须进行系统的教育与培训，才能系统掌握；想要提高管理水平，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管理人员，而教育培训是这些人员的必经之路。除此以外，教育投资还是削弱收入不平等性的有效手段，继而发挥对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正面效应。例如，提高对妇女的教育投资会降低生育率及改善子女的健康水平，这都是有利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

以上分析表明，资源型经济的繁荣在长期内对人力资本投资与报酬存在挤出效应。自然资源行业的扩大会降低人力资本的报酬以及教育投资的规模，对长期增长产生负面效应。资源性投资对一般投资，特别是教育支出和研发支出的挤出、对寻租行为的催化是区域省级层面上资源诅咒传导的主要渠道。因此，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破解资源诅咒，必须从以下方面着力：

[JP3]1加大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拓宽教育经费筹措渠道，努力开辟新财源。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实现地区公共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加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随着我国中小学规模逐年缩减，高校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取得长足进展，财政性教育投入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财政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注重科研院校等研究基地建设[18]。财政增量投入应以人员经费为主，提高教师薪酬整体水平，从而提升高校科技创新驱动能力。[JP]

2完善公共教育投入法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投入缺乏刚性的法律保障措施。各地每年的教育经费是否足额到位，完全视领导是否重视教育而定。因此，首先要制订《教育投入法》，用法律的形式把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确定下来，明确各级政府间教育投入责任及各自承担的比例；其次，要完善教育财政预算决策程序，设立教育经费拨款委员会，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再次，必须优化公共财政负担结构，继续减少行政审批并严格控制编制，大力反腐并使之制度化，认真执行“八项规定”，严格控制“三公支出”；最后，要健全中央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强化各级教育财政职责，在财政预算安排中，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幅度都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幅度。

总之，解决“资源诅咒”的整体思路为“资源优势→资本优势→产业优势→科技优势”的连续转型，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增加教育投入，变自然资源优势为人力资本优势和技术创新动力，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短期来看，必须统筹好资源收益与配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尤其要大力扶持本地弱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利用好资源收益，优化本地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形成技术人才和资本的“洼地效应”。就长期而言，正如管子所言：“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关键要连续追加人力资本投入，持续增加教育经费，注重知识的生产、积累、传递与再创新，从而改变劳动力形态，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和素质，普遍提高劳动者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学习、理解和接受能力，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物质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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