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大陆青少年援助交际现状比较研究

【摘要】起源于日本的援助交际现象已悄然出现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群体中，并有蔓延趋势，而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却凤毛麟角。通过对日本、中国大陆地区青少年援助交际现象的现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地在援助交际的主体人群及数量、接触和参与援交的渠道、援助交际的方式与内容、青少年对援交的认知情况等方面存在差异。该差异分析可以为预防中国大陆地区青少年援助交际现象得发生及进一步找到解决对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援助交际；援交；日本；中国大陆；青少年

援助交际现象自1994年9月首次见诸日本报端后一直被日媒广泛关注，并愈演愈烈成为其社会问题之一。此后，援助交际现象亦随20世纪的末世思潮，蔓延至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悄然出现在中国大陆的青少年群体中。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们都对援助交际现象十分关注且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至今却凤毛麟角。现有学术期刊网上仅有的几篇论文或泛泛介绍了援助交际这一现象，或分别介绍此现象在日韩、台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状态。[1]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青少年援助交际现象与发源地日本之间有何异同，迄今尚未出现详细对比研究。因此，笔者欲通过比较两地援助交际现象的现状找出其差异，以便为预防中国大陆地区的青少年援交现象发生及进一步找到该问题的解决对策提供针对性依据。

一、援助交际的主体人群及数量

由于援助交际行为的私密性及隐蔽性较强等特点，难以对其进行大规模地实况调查和监控。因此，尚无详细数据说明日本全国范围内从事援助交际行为的青少年人数。已知的统计数据都是通过局部的、小范围内的调查研究而得到的。日本援助交际的主体包括一般白领女性、大学生、自由职业者、已婚妇女等各阶层的女性，所涵盖的范围虽非常广泛，但主力军以及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都是青少年，尤其是在校女中学生。[2]1996年，东京都生活文化局就援助交际的实况，针对东京都内的女高中生开展了调查，结果显示：有援交经历的女高中生比率为4.6%。[3]另据日本某媒体报道，目前援助交际现象发生在日本女子高中生中的比例高的令人吃惊，高二女学生中有32.3%的人有援助交际行为，高三女学生更高达44.7%。[4]

而中国大陆出现援交现象较晚，且社会各界对其研究不足，有关援助交际的主体人群及数量的统计数据均以已知调查得出。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儿童中心对大陆西南某地区援交状况的一项调查：从事援助交际的女性，从年龄看，主要集中在17-20岁，未成年人比例占了33%；年纪为17岁者占总人数的33%，18岁的占17%，19岁的占44%，20岁的占6%。从在学情况看，初中生比例为5.56%，高中生44.44%，中专生27.78%，大专生、本科生均为11.11%，大专以下学历者占总人数的77.78%。从城乡地域看，44.44%来自农村，其余均来自省会城市。[5]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已知援助交际现象中，援交主体多为初高中在校女学生，与日本同样具有低龄化趋势，但也有不少大中专院校学生参与其中；并且来自城市的援交者明显多于来自农村者。然而日本的研究数据多源自对东京等大都市的调查结果，暂未出现城乡区域差异等相关分析。那么日本与中国大陆青少年又是怎样接触和参与援交的呢？

二、接触和参与援助交际的渠道

结合援助交际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日本与中国大陆地区的青少年接触和参与援助交际的渠道大致相同，主要为以下几种：

（一）朋友介绍

这是各种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出的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渠道。“大家都那么做”成为绝大多数日本青少年从事援助交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一直以来强调“同调性”的日本社会中，女中学生朋友圈中的行为成为她们的行动规范，她们那样做甚至就为了在朋友圈中立足或与周围人融为一体。而中国大陆也有“18位援交女学生中，有12个人是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的情况。[5]她们被现实中的女性朋友、男朋友或网友采取诱骗、诱逼等方式或介绍给援交对象、或介绍到援交网络以及援交中介。

（二）色情服务机构

现在日本利用电话俱乐部、留言电话等色情服务组织或中介机构，以赚取零花钱为由从事援助交际的女中学生不断增多，女中学生援助交际规模不断扩大，性交际的倾向越来越强。这些组织或机构多通过报纸、街头小纸条、交友网站、色情网站、手机或网络博客、微博等方法刊登讯息，等到有客人上门时，再用手机通知援交女交易时间和地点，最后定期分账。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青少年援助交际现象中，不少参与援交的主体和客体都是通过色情服务机构传播交换信息的。《青少年援助交际行为访谈报告》的研究团体恰恰是通过一位援助交际的组织者和联系人，才找到愿意接受采访且“符合要求的”援交少女的。同时，该报告指出“将在校学生作为目标，有组织地进行诱导，是援助交际行为得以发生并持续的根本原因。”

（三）网络传媒和影视书籍

随着援助交际现象的蔓延，日本以女中学生援交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书籍、影视剧、漫画等接连不断地问世，使得有些缺乏是非判断能力的青少年深受影响并开始从事援交。日本朝日电视台等有影响的媒体就曾以援交为主题制作成娱乐节目公开播放，甚至广告播放援交女的联系方式、交易价格和照片等信息。[2]中国大陆地区的一项有关援交认知状况的调查则显示：大学生通过电视电影的途径得知援交现象的比例为42.3%，通过漫画、其他书刊、报纸等途径的共占23.2%，网络包含游戏等途径的比例为18.6%，其中游戏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占了1.6%。[6]虽然得知信息者并非就会去参加援交，但该渠道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四）自行经营

当然也会存在一类援交者，她们通常会以街头援交的方式，或有个人的候客地点，自己刊登广告招揽客人或用电话或网络联系援交对象。

综上，日本与中国大陆地区青少年在接触和参与援助交际的渠道大致相同。这使得中国大陆地区的援助交际现象和日本一样具有传染性、团伙性、隐蔽性等特征。

三、援助交际的内容和方式

在青少年从事援助交际的内容和方式方面，据1997年10月，东京学艺大学福富护教授对东京都圈的960名女高中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女高中生援助交际内容中，性交比例为2.3%、性交以外的性行为占2.3%、喝茶或约会占4.8%。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的援交现象从内容和方式上可分为两种：普通交际和性交际。[2]前者不涉及性行为，只是通过或出卖自己的内衣或制服、或陪伴援交对象一起喝茶、喝酒、唱歌、聊天、约会等行为达到获得金钱和物质的目的。后者则需为对方提供性服务，是一种赤裸裸的性交易。总之，两者均通过出卖援交主体的色相，获得金钱或物质上的享受。

而据《青少年援助交际行为访谈报告》，目前谈及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援助交际现象，“几乎只谈到性交易”。唯一例外的记录是，一位参与援助交际的女学生在电话访谈中提及她“只碰到过一次”，以聊天形式出现，没有性内容的，被叫做“素台”的援助交际方式。[5]由此可见，尽管日本的援助交际在内容和方式方面，形式多样、包罗万象，但到了中国大陆之后，其常见的方式和内容已由普通交际和性交际两种形式逐渐演变为单一的性交际了。日本、中国大陆地区青少年援交现象在主体人群与数量、接触参与援交的渠道、援交的方式和内容等方面虽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也存在不少差异，而两地青少年对援交的认知状况亦是如此。

四、青少年对援助交际的认知情况

日本警察科研所少年犯防范辅导研究室的内山绚子（1997）在日本24个都道府县433名援交少女和东京都、大阪的公立初高中584名女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把自己或自己的性作为商品也无所谓的态度，不仅存在于援交少女中，一般少女也不鲜见；一般少女约2/3，援交少女约1/2的人对同熟识者性交怀有羞耻心。对性交的获得酬金，一般少女约3/4，援交少女约半数对此感到羞耻；从事援助交际后无所顾忌地当色情杂志模特者，一般少女有1成多一点，援交少女将近3成。[7]此外，1998年日本的网络杂志TokyoWeekender曾报道一项针对日本国中三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出17%的受访者不认为援助交际行为有何不对，13%的人不会感到罪恶。

中国大陆方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梁俊花等人，在中国大陆12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对21所高校的在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1784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国青少年对援助交际的认知状况，其结果如下：知道援助交际的学生年龄集中在18-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8岁，占总人数的47.2%。认知度随学生学历、年级的升高，明显增加，女性认识度高于男性，文科专业高于理科，艺术类学校高于非艺术类学校，经济发达城市高于经济不发达城市，城镇高于农村高。在知道援交现象的学生中，有26.5%的人认为援交的内涵与卖淫相同。有53.5%的学生不了解援交，仅从字面去理解，认为是助人或增强社交能力的活动；这其中有20.7%的学生认为援交是提供者以满足物质需求为主要动机而进行的，不一定伴有性行为的、非常规性异性交往行为，但也强调了享受娱乐、满足感情需求的非物质动机；12.3%的学生认为援交等同于卖淫；10.6%的学生认为援交是为获得利益的社交活动，但利益还包括诸如“晋升机会”、“人际资本”等内容，他们认为援助交际现象极少涉及性行为。2.9%的学生认为援助交际类似于卖淫的活动，但更为高级，或者是美化后的卖淫活动。而据另一项对从事援助交际的19名青少年的调查显示，参加援交者全都知道且理解援交的含义，并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故常用“兼职”一词来替代援交行为。他们其中有11人感觉此类“兼职”不光彩，使他们自我认同感下降，造成人际退缩或障碍，对未来生活悲观缺乏信心。7人觉得援交与卖淫没什么不同，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只是次数可能有所不同，另外的12人则认为自己和性工作者还是不同的。[6]

经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与日本相比，中国大陆的青少年对于援交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认知度高低水平与青少年的年龄、学识、性别以及他们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上呈现出一定倾向性。同时，在中国大陆地区，无论是知道援助交际的一般青少年，还是参与援助交际的青少年，大多都不认同援助交际行为，认为参与援助交际行为可耻，但不同于卖淫。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大陆地区青少年援助交际的现状与日本相比，在援助交际的主体及数量方面同样具有低龄化趋势，在青少年接触和参与援助交际的渠道方面大致相同，都具有传染性、团伙性、隐蔽性等特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起源于日本的援助交际现象蔓延至中国大陆地区之后，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国大陆地区的青少年援助交际现象，其主体人群呈现出城乡区域差异，并且在援助交际的内容和方式方面逐渐单一化，在青少年对援助交际的认知情况方面与发源地日本相比则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差异。那么，我们在预防以及进一步解决中国大陆地区青少年援助交际问题时，必须要注意两地间在援助交际现象的现状方面，以及本文未涉及的援交现象产生的原因等方面的异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又不能全盘照搬，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大陆地区的解决方法与对策。

参考文献：

[1]童小军.日本、台湾两地青少年援助交际的文献综述[J].中国青年研究，2010（8）：84-88.

[2]师艳荣.日本女中学生援助交际问题分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3）：18-22.

[3][日]福富护，松井丰.女高中生“援助交际”的背景要因[J].教育心理学研究，2001（5）：49.

[4]王唯凤.网络援助交际与刑法之比较法研究——以美国法制为借镜[D].东海大学，2003：23-30.

[5]童小军.青少年援助交际行为访谈报告[J].当代青年研究，2010（8）：22-29.

[6]梁俊花.大学生对援助交际认知状况的调查与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0（8）：13-20.

[7][日]内山绚子，吉文.日本少女的性商品化意识[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7（8）：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