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长沙抢米风潮》赏析

长沙抢米风潮是指1910年（清朝宣统二年）湖南省长沙府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民变。这年春季，湖南因水灾而导致粮食歉收，米价飞涨，民不聊生。长沙城中以卖水为生的贫民黄贵荪一家因为无法买到米而集体自杀，此事激起民愤，引发了抢米风潮。清湖南巡抚岑春蓂对长沙人民严厉镇压，导致冲突扩大化。长沙人民的抢米斗争还直指帝国主义，长沙城中的许多教堂、洋行、领事住宅被捣毁。长沙抢米风潮参与人数超过两万人，并波及周边多个城市。最终清政府和列强将此次风潮联合镇压下去，同时又罢免岑春蓂，出示平粜，才暂时稳定了局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904年长沙被辟为商埠以后，外国商品像潮水一般涌入，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辛丑条约》规定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湖南每年要分摊70万两。地方当局巧立名目，增加捐税;大小官吏乘机勒索、贪赃枉法，弄得民不聊生。

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水利失修，灾害连年。而“抢米”风潮也由此席卷中国大地，仅1910年长江中下游各省就爆发了50多次抢米风潮。长沙抢米风潮是其中最大的一次。1909年，湖南发生洪灾，致使谷米收成受到严重损失。供应本省已经不足，因水灾歉收的邻近省份却仍然沿袭过去的办法，前往湖南采购粮食。自岳州、长沙开埠以来即从湖南采购大米转运出口的外国商人更是趁火打劫，他们取得湖南巡抚岑春蓂的同意，并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竞相携带巨金，来湘抢购，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偷运出境者为数更巨。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日益严重。

据王先谦等人的调查，1910年3月下旬，省城长沙公私存粮不足30万石，尚不足两个月的需要。这时，距新谷上市为时尚早，而地主奸商的囤积活动更加猖獗，米价扶摇直上，一日数涨，由往年每石二三千文上下，猛增至每石七八千文，而且涨势并未刹减，各米店皆悬牌书“早晚市价不同”六字。当时，大量饥民涌入长沙，长沙城内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局势动荡，迫于饥饿的民众铤而走险的征兆日益明显。

1910年4月11日，長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携带仅有的80个大钱去买1升米。店主以其中杂有12个不通行的大钱，不肯售米。傍晚，黄妻乞得数钱凑足80文，再去买米，米价1升又上涨了12文，仍然空手而返。她为此悲愤万分。回家后，她生起火，弄了一些泥，做了泥饼，给她的一双儿女说把这些饼烧熟后可以充饥。随后，她就投水自溺而亡。黄贵荪挑水完回家后，发现妻子已死，又看见子女正在吃泥饼，亦率子女投水惨死。

黄贵荪一家四口被逼惨死的悲剧，迅速在长沙城内外传散开来，人们无不为之感到极大的愤慨。第二天，一位老妇在南门外碧湘街邹姓碓坊买米，竟也遭到店主的无理辱骂。于是，饥饿的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一声怒吼，在木工刘永福的带领下冲进碓坊，揪住店主就是一顿痛打。当巡防队闻讯赶来时，碓坊已捣毁，大米已经抢光。愤怒的群众还冲向鳌山庙巡警局，将前来弹压的善化知县郭中广团团围佐，要求他立即开仓平粜，给百姓以生路。郭知县一看形势不对，急忙答应“担认平粜，约以翌午为期”。然后，赶忙抽身，打轿回衙。信以为真的群众雀跃欢呼而散。

4月13日一早，获得知县郭中广许诺的饥民，便都提着米袋，挑着米桶，拥向碧湘街，人数上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是平粜却杳无音讯。众人连呼上当，怒不可遏，大骂“狗官”。正在这时，忽然得知前日率众动手捣毁碓坊的刘永福被捕，数千要求平粜的饥民群众即如潮水一般，涌到里仁坡鳌山庙巡警分局（刘永福所住之地属该分局管辖）。巡警道赖承裕闻讯，亲自率队前往镇压，被群众摘掉官帽花翎，捆吊在庙侧的大树上，饱受拳打，副将杨明远上前救护，也被殴伤，所带差勇皆被吓散。这时，赖承裕的一个亲兵情急之中，趁人不注意，脱去号衣，换上一套烂衣裤，诡称殴之无益，不如扭送抚署找岑春蓂论理，随即背起赖承裕疾驰入城。群众不知是诈，便浩浩荡荡跟着来到了巡抚衙门。

这时天色渐黑，但愤怒的群众仍是络绎不绝地涌向巡抚衙门，要求开仓平粜，释放刘永福。岑春蓂闭门不见。群众忍无可忍，打破辕门，摧毁照壁，锯倒旗杆，掀翻石狮，有的人则直向内堂冲击。岑春蓂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十多人，伤几十人。饥民愤恨至极，于是涌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800家米店、碓坊堆栈存米抢得干干净净，将警兵站岗的木棚捣毁殆尽。

4月14日，抢米风潮更趋高涨。抚院门前围聚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已拥入抚署大堂。岑春蓂再次下令巡警开枪，又打死20多人。面对当局的血腥屠杀，群众更为愤怒，行动也更加激烈，首先放火焚烧湖南巡抚衙门。顿时抚署内的号房、赉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一实堂等处，浓烟滚滚，直至下午，余烬犹炽。由于外国的经济侵略是造成粮荒的重要原因，接着饥民们又将日本领事署、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日商东情三井洋行及教堂、趸船等都予以捣毁或焚烧。外国商人、传教士纷纷逃往武汉。清政府的大清银行、长沙海关等衙署也遭到毁灭，整个长沙城一片混乱。

当长沙饥民群众焚烧抚署时，正在省城担任警戒的四十九标二营排长同盟会员陈作新曾向该营管带陈强（也是同盟会员）提出乘机发动起义的建议。但陈强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胆小怕事，不惜变节向岑春蓂告密，借故将陈作新革职。这样，使革命党人错过了发动群众起义的好机会，同时也使起事的饥民群众得不到必要的组织与领导，从而使这次“风潮”只限于平粜、救灾、惩办一批贪官劣绅，没有明确反清或反对外国。

岑春蓂见风潮扩大，于4月14日自请免职，由布政使庄赓良署理巡抚。庄受命后，即以署理巡抚名义命令：士兵不许开枪;释放被捕饥民，被杀者恤银200两，伤者40两;并许愿即日开办平粜，每斤米价40文。但事态仍不能平息，“众人恣横，如入无人之境，到处火起，竟夜焚掠。”15日，庄赓良发布告示，对“放火抢劫者”“格杀勿论”。官军四出弹压，“擒斩数人”。翌日，湖广总督瑞澄调遣湖北巡防营2营、新军第8镇、第29标及炮队赶赴长沙镇压;长沙水师营调来军舰20余只，开炮示威。清兵举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扬起沾满鲜血的马刀，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对民众进行恐吓。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协助清朝政府镇压群众。到4月17日，长沙抢米风潮平息下去，起事饥民被杀，数百人被捕。同日，清廷谕令因湖南巡抚岑春蓂办事失当，激成民变，革职查办，由杨文鼎署理湖南巡抚。杨文鼎接印后，一面奉令“严拿倡乱之徒，尽法惩治”;一面严禁米肆涨价，又成立善后总局，筹银100万两，赶办平粜，每升40文，仅准贫民按日携带执照购买，才算基本收拾了事态。

长沙抢米风潮是长沙广大人民群众举行的一次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它从饥民要求官府减价平粜开始，斗争逐步深入，以致殴辱政府人员、烧毁抚署，进而将矛头指向在长沙的帝国主义势力，充分反映了清末社会矛盾的严重，以及人民群众斗争情绪的蓬勃高涨。这次风潮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给予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预示着一场政治剧变的到来。后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人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谈到这一事件，称长沙抢米风潮“影响了我的一生”，并表示：“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长沙抢米风潮”被鲜活地记载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令人难忘。当艺术家刘俊彪先生接受这个题材的大型历史画创作时心情非常激动，他整日里翻阅大量近代历史资料和影像图片，彻夜难眠。两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到1910年已走向了彻底的衰亡和没落。封建统治和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肆意践踏已经把民众的怒火点燃，反抗的情绪终将爆发。在黑压压的乌云蔽日的大地上，民众的苦难像潮水般涌来，凄沧而无助。

这幅长五米、高两米多的巨幅历史画是艺术家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流着汗水和泪水一鼓作气完成的，艺术家用饱含深情的画笔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自身也深受感动，倍受教益。介于创作主题和生活素材之间的艺术家，主观意识将使他对素材的认识与体验投射上强烈的个性色彩，这就造成同一题材在不同艺术家笔下，可能形成全然不同的处理呈现方式。然而，同一重要史实、历史事件，由其萌发至成为事实，将可能是一个过程，具有时间空间的跨度。为了找到最能表达主题的关节点，需要寻找表现的角度，或正或侧，或局部或全景，不同角度可能带来表现手法的差异，角度的明晰亦即切入点的定位。艺术创作的构思构图皆由此而展开发展。构思的精妙与否固然与艺术家的学养、才情、智慧有关，但离开了精确的切入点，常常会出现失却要领的偏颇，甚至导致谋篇布局事倍功半的效果。这是相当多的历史画作品存在先天硬伤的原因所在，即前期准备、案头工作没有下够功夫。创作《长沙抢米风潮》时，刘俊彪先生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把握“事件”与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

历史事件受到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关注，人们通过电影、文学、美术等媒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还原和解读，特别是许多画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既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参照，也增加了创作的难度。最后艺术家确定从民族和时代交织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和还原历史，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中把握历史的内在逻辑。构图上，刘俊彪先生用三联画的分隔展现三个不同的镜头。时代背景的描述基本用单色完成，展现历史的画面，以观者的角度看看历史中那段凄苦的景象，将人们带回到历史中感受民族的悲哀，民族的情怀被激起，从而使觀者能够热情激愤地进入到中心画面。

中心画面的视角是从上往下使人身临其境的设置，我们每个人都仿佛站在了画面中的某个位置，真实地目睹和参与了这样一场血腥的抢斗事件。混乱动荡的场面、激动愤怒的身影、燃烧着的滚滚浓烟和火焰表达了一种历史的悲情，震撼人心。但这绝不仅是一件纪实性的作品：阴暗的色调、惨淡的阴影、被镇压的人们坚定凝视的目光、厉声啼哭的婴儿和顽强凝滞的男儿等等，这一切都以其象征性而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还原历史的尝试不过是要把人们带入历史的真实情景中去思考历史。在这历史表象的背后，不仅是一个民族悲怆的记忆，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钟长鸣。

写实绘画，对形的要求很高，用笔用色要服从画面需要。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当置身于这个水火交融的场面里，我们总感到一种塑造与挥洒的冲动。这种冲动让我们在沉闷的画面中，用褐色与深红的色相和横竖交织的用笔在烟火的飞动中淋漓地挥斥。我们可以感受到笔触从形体中挣脱出来的动感，从而抒发出表现主义的那种无以遏制、发自内心的搏击，感受到悲惨的历史对整张画面的深切影响。

历史画的艺术创作有别于普通的艺术创作，它更倾向于公共艺术，所以在绘制此类作品时，艺术家肩负的不只是画面的制作与情感的表达，同时肩负着历史的责任感、社会的责任感。愿《长沙抢米风潮》这一幅画作能够表达出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民族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