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地区急性期痛风患者不同中医证型的临床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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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痛风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分型标准;②急性发作48 h内;③患者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4 排除标准 ①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及其他药物对证型有影响者;②继发性痛风患者。

1.5 研究方法 详细询问患者的一般资料及病史，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病程、合并症、家族史等资料。采集患者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5 mL，测定血尿酸（SUA）、血脂、空腹血糖（FPG）、尿素氮（BUN）、血肌酐（Cr）、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等指标。中医证型由2位主治医师或以上职称人员辨证分型，将辨证结果一致的患者纳入研究。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多组间比较前先检验方差齐性，方差齐则采用One Way-ANOVA分析，方差不齐则采用Welch近似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215例痛风患者，其中男202例，女13例，男女比例为16∶1;≤30岁22例，31～40岁39例，41～50岁56例，51～60岁59例，61～70岁21例，﹥70岁18例。结果显示，痛风好发于40～60岁，占53.49%。

2.2 中医证型分布情况及临床特点比较 215例患者中，湿热蕴结证115例（53.35%），痰瘀痹阻证62例（28.84%），脾虚湿阻证32例（14.88%），寒湿痹阻证6例（2.79%）。不同中醫证型痛风患者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痰瘀痹阻证患者病程最长，与湿热蕴结证及脾虚湿阻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共有35例患者有痛风石，其中痰瘀痹阻证患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证型。见表1。

2.3 不同中医证型痛风患者实验室指标比较 脾虚湿阻证患者SUA水平最高，湿热蕴结证及痰瘀痹阻证与脾虚湿阻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痰瘀痹阻证和脾虚湿阻证患者Cr水平高，与湿热蕴结证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CRP和ESR不同中医证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4 不同中医证型痛风患者合并症情况比较 单纯痛风患者仅74例，伴合并症患者141例（65.58%），可见深圳地区大多数痛风患者合并一种或多种其他疾病。其中痛风二高症为51例（28.02%），痛风三高症为34例（18.68%），痛风四高症为18例（9.89%），痛风五高症为4例（2.19%）;其中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最常见，且不同中医证型患者合并症存在差异，湿热蕴结证多合并高血压，痰瘀痹阻证多合并高脂血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3 讨 论

痛风是常见病、疑难病，患病率呈逐年上升且年轻化趋势，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我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在过去的30年中呈逐渐上升趋势，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3-4]。

西药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因不良反应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中医药治疗痛风有独特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优势并未得以充分发挥，且临床疗效差别较大。史临平等[5]发现，不同体质患者预后差别较大，湿热质患者预后较好，而瘀血质患者疗效较差，久病缠绵。潘碧琦等[6]发现，痛风的辨证分型与痛风危险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性。国内开始关注痛风的系统损害，如贾育红等[7]研究表明，痛风的发生与代谢紊乱密切相关。代谢紊乱包括肥胖、高血糖、高脂血症、高血压、高黏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有研究表明，痛风的患病风险与体质量指数（BMI指数）呈正相关，调整年龄等其他危险因素后BMI指数为23～24.9 kg·m-2、25～

29.9 kg·m-2、30～34.9 kg·m-2、≥ 35 kg·m-2时，痛风患病危险性相对正常BMI指数者分别增加了1.4倍、2.35倍、3.26倍、4.41倍[8]。叶德邵等[9]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和高血压是痛风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与笔者在长期临床中的观察一致，发现痛风患者不同中医证型的发病特点、预后差异较大，且大多患者有一种或多种合并症。

本研究显示，深圳地区急性痛风患者以湿热蕴结证为主，寒湿痹阻证少见，深圳地处岭南湿热气候，环境雨湿较盛，且沿海地区人们喜食海鲜，长期摄入高蛋白饮食、夜生活频繁、嗜酒等，易致湿热体质，湿热蕴结，流注关节，致痛风急性发作。这与古籍中记载的痛风病因病机基本一致。元·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详尽分析了痛风的发病原因和机制，“痛风者，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灵枢·贼风》最早提出：“言贼风邪气之伤人也，令人病焉。”认为其病因在于“伤于湿气”，湿气停留体内，结滞难除。龚廷贤所著《万病回春》中提出湿热是痛风的病机，“一切痛风，肢体痛者，痛属火，肿属湿”。可见，湿热是痛风发病的主要病机特点。

本研究中急性发作患者不同证型之间的炎症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这与既往文献报道的湿热蕴结证患者ESR、CRP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证型不一致[10]。研究还发现，脾虚湿阻证患者SUA水平最高，分析其原因，一则脾主运化，布化精微，而升清降浊，脾虚不运，湿浊内生，湿阻气机，排泄不及;二则体内物质，适度则为正常，多余则为邪、为浊，按此思路，对于过盛之尿酸，可定为浊瘀之稽留。脾虚则浊生，故尿酸水平反而更高，也提示我们降尿酸治疗过程中应重视健脾利湿。痰瘀痹阻证、脾虚湿阻证患者的Cr水平均较湿热蕴结证高，提示不同中医证型痛风患者肾功受损程度不同，可能与SUA水平和病程相关，长期尿酸盐沉积在肾小管、肾间质，导致患者出现尿酸性肾病，缓慢加重肾脏的损害。本研究中65.58%的痛风患者伴有合并症，其中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最多;且不同中医证型患者合并症存在差异，提示痛风不是独立疾病，要提高对痛风的系统认识，关注合并损害，临床要系统诊治。总之，深圳地区不同中医证型急性期痛风患者有其独特的临床特点，在治疗方面根据中医证型，结合临床特点，做好疾病的预防，对进一步辨證论治，提高临床疗效，降低痛风复发率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深圳地区急性期痛风患者为研究对象，作为横断面调查研究，仅纳入深圳市中医院患者，调查例数相对较少，可能存在偏倚;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将继续扩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尽可能全面体现深圳地区痛风患者的临床特点，不断提高对痛风发病特点的认识，并积极诊治合并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使更多患者获益。

4 参考文献

[1] 樊培新.深圳地区痛风的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8，31（8）：7807-7808.

[2] 张剑勇，谢静静.痛风“六高症”中医证治评述[J].新中医，2017，49（6）：155-157.

[3] SHENG F，FANG W，ZHANG B，et al.Adherence to gout management recommendations of Chinese patients[J].Medicine（Baltimore），2017，96（45）：e8532.

[4] 李丹，张剑勇.痛风现代流行病学及降尿酸药物研究进展[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6，5（4）：73-76.

[5] 史临平，陈志新，高迪，等.体质类型与原发性痛风预后关系的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2015，24（9）：1535-1537.

[6] 潘碧琦，潘建科，刘军，等.痛风辨证分型与痛风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J].新中医，2013，45（7）：33-36.

[7] 贾育红，崔刘福.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J].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08，11（3）：417-422.

[8] CHOI HK，ATKINSON K，KARLSON EW，et al.Obesity，Weight change，Hypertension，diuretic use，and risk of gout in men：the healthy professionals follow-up study[J].Arch Intern Med，2005，165（7）：742-748.

[9] 叶德邵，徐霞，张兰玲，等.痛风性关节炎发病的危险因素[J].东南国防医药，2015，17（5）：461-463.

[10] 陈慕芝，王伟.痛风患者中医证型及相关指标分析[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1（5）：1000-1003.

收稿日期：2019-03-24;修回日期：2019-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