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发于留日浪潮下的西乐理论

2022-05-10 16:40:05 | 浏览次数:

zoޛ)j馝}zMOi']4mm5]4ݴixvzu_5m{ݶ|=uvӝ讲话》(1926年)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山东时期的《实用和声》(1954年),对这两套编写于刘质平归国初期与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个不同音乐活动时期的教材进行文本分析,并以此来窥探20世纪初由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西方音乐理论之样貌。

一、《普通和声学讲话》中的“日本痕迹”

19世纪,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看到了自身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相对落后,于是日本成为最先学习西方并进行政改的东亚国家之一。为了革新,日本政府开始遣人到美国、欧洲等地考察,并发现进步与发展的首要途径就是效仿西方改革自己旧有的社会体制,西方音乐体系亦是在此时传入的。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的近代教育制度《学制》中把“唱歌”作为常规科目,随后1879年由日本文部省派遣到美国考察师范教育的伊泽修二带回了自己的老师,美国著名的现代音乐教育家梅森(Mason L.W),同年在二人的倡议下日本政府文部省设立了以培养音乐教师人才为主的实行师范教育的“音乐取调挂”。1898年,德国人豪斯库涅奇(Emil Hausknecht,1853–1927)在东京大学教学,带来了德国盛行的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Frobel)实用教学理论,这种更注重实用性的德国教学体系在日本因更符合其国情的需求同时受到欢迎并普及起来。

进入20世纪日本学校的科目中音乐课已经是必备科目,随着东京音乐学校的发展和更多高等学校中音乐科目的设立,西方音乐教育在日本更为体系和专业化。1887年音乐曲调挂改为东京音乐学校,伊泽修二任首任校长。1917年刘质平进入东京音乐学校的时期,外国人到日本任教人数较上世纪末大幅增多,其中德国籍教师相较其他国籍的数量明显要多。反观中国,西乐教育所使用的教材主要由民国以前清末留日归来的学生所编写的音乐教程为主,从内容上可大致分为唱歌、风琴教材和音乐理论教材。在民国以前就广泛流行于新式学堂中的众多学堂乐歌教材,主要以简谱记谱的简短歌曲为主,创作大都采用选曲填词的方法,曲调大都来源于日本的学校歌曲。音乐理论教程主要以翻译日文版的西方音乐理论著作为主,如1904年出版的曾志忞的《乐典教科书》是以由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翻译自英国爱爱拜耳博士所选学校音乐理论教科书 Text-Book of Musical Grammar,后由曾志忞翻译为中文版并扩充以供当时中国示范学堂等所用。另有最早介绍西方作曲家资料的文章,由李叔同编译并发表于1905年《音乐小杂志》第一期中的“乐圣比独芬传”是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西洋音乐史》中所载内容翻译而成的。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音乐教材的编写方式和内容主要是翻译日文的音乐教材与书籍为主。虽然这种教材编译方式缺乏创造性和为中国音乐教育量身定做的特殊性,西洋音乐的根毕竟在西方,介绍精准的西方音乐到中国翻译原著未尝不是一条最好的途径,可以保留原意。但是留日学生大都选择翻译的对象并非原版,而多为日文版书籍,所以此时引进中国的西方音乐理论的教材中不免留存有日本文化的印迹,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刘质平编写的教材中看到。

刘质平在1926年《音乐教师的良友》中成章连载的《普通和声学讲话》中,可以看到刘质平的和声理论课程,是使用源自德国的和弦阶级理论。这套教材中调式音阶中各个音级的符号采用罗马数字,写作为I II III IV V VI VII,字母大小写表示大小和弦。表示增、减和弦用符号+和0(摄氏度的符号)来进行标记。不同的和声标记方法是用以区分和声理论不同风格的重要依据,这套罗马数字标记体系是19世纪初音乐理论家韦伯(Gottfried Weber;1779—1893)在另一位欧洲和声理论家福格勒(Abbe Vogler;1749—1814)理论的基础之上确立起来的,并详细记载于他的三卷著作《作曲艺术的系统理论指南》(Versuch einer geordneten Theorie de Tonsetzkunst;1817—1821)。这种罗马数字标记体系盛行于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在这套标记方式的发展中产生了由和弦在不同调性中的部位而决定和弦作用的和弦“阶级理论”(Stu fentheorie)。

刘质平教材中所教授的和声体系同样是以分别建立在长音阶(大调)和短音阶(小调)各阶级基础之上的七种基础和弦类型为主:三种三和弦(小三、大三和减三)和四种七和弦(属七、小七、大七和半减七)。由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音乐教程(第二册)》可见(图1),这套标记方法继续使用。教材内容则主要是以强调和声在实践中的实用性基础写作和分析,其中在功能上针对教学所以配有大量的歌曲伴奏写作练习题。从编者的卷首语中可见这套教程是刘质平在上海教学期间所一直使用的,第二册的教学目标对象是供初级师范或幼稚师范高年级的学生使用的。

从和声的标记符号和教材的内容编辑来看,刘质平的和声教材可以说是对德国“和弦阶级理论”体系的初级介绍,这一理念一直贯穿于他的整个教学实践活动中。在其1954年编写于山东师范学院的教材《实用和声》中仍在延续。这些教材文本中的欧洲“实用音乐”理论与和弦“阶级理论”的体现,与他留学东京时期音乐学校内教授的音乐理论知识多为德国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在表示大、小调性和大小和弦的音乐术语上却用长音阶、短音阶等来代替,和弦使用和音等这些音乐术语明显是日译词汇,在当时普遍流行于中国的众多留日学生所编辑的音乐理论教材中都可以见到诸如此类的大量的日译词汇。

二、《实用和声》中的“和弦阶级”理论

《实用和声》是由刘质平编写于1954年4月并由山东师范学院教务处印制的,这本和声教材也是他在山东教学活动的见证。全书共十一个章节,其中各章中都包含各讲(共32讲)若干节。笔者本着全面介绍这套理论的完整性和还原内容全貌的目的,以本书中刘质平原文所划分的各章节和各章中的各讲为内容,做了《实用和声》内容表格于下:

在第一章和音总说中,是刘质平对于这本教材中所要用到的音乐形态的总体介绍,以和弦的种类、标记方法和大小调式三方面为主。首先从和弦的种类来看,分别是建立在大音阶(大调)和小音阶(和声小调)各级音阶之上的不同性质的三和弦,如C大调音阶中的由各级根音分别构成的,七个三和弦中性质不同的三个大三和弦、三个小三和弦和一个减三和弦。其次,对于和弦的标记仍然全部使用罗马数字(I II III IV V VI VII),并用来表示根音在音阶上的位置与和弦种类。第三,调性方面,在“大音阶调名中”刘质平采用由C大调初始向上(从C向上—G—D—A—E—B—#F—#C)和向下(从C向下—F—bB—bE—bA—bD—bG—bC)以五度循环法则所产生的15个大调,小调也是按照此方法由a开始两个方向构成共15个。这样的大、小调的五度循环法则所构成的30个升、降号系统调式,在排除了重复调(如:bC与B)之后,在这本教材中主要还是以24个大小调为主。除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以外,刘质平还在各讲的结尾配以大量的写作和弹唱练习题,意图使学生可以熟练运用内容中所学到的各和弦种类(正三和弦、副三和弦)在不用状态下分别在声乐曲和钢琴伴奏曲中的写作方法。通过以上对《实用和声》全书主要内容的介绍,可见刘质平这本教材的目标受众群是高等专业教育的学生,以和声理论运用到实际作曲中为主的教学目的。

通过这一时期所存留的《实用和声》一书进行文本解读,可见刘质平所教授的和声理论,确实是源自德国音乐理论家韦伯所创立的和弦阶级理论(Stu fentherie)。韦伯的和弦阶级理论是其出发自思辨性和经验性的研究方法之上,用建立在大、小调音阶的各音级之上的主、属、属七、下属和其余自然音和弦所构成的。相较于前人所给出的复杂的众多和弦类型和符号体系,韦伯只给出了七种基础的和弦类型:三种三和弦(小三、大三和减三)和四种七和弦(属七、小七、大七和半减七)并采用福格勒罗马数字记号,为了能够区分三和弦性质,韦伯用大写和小写改进了它,音阶在韦伯理论中保持了它的组织作用。在刘质平的《实用和声》中可见以大小调音阶为组织基础的这七种和弦的运用方法,这种和声教学方法与1957年自苏联引进中国的由伊·杜波夫斯基和伊·斯波索宾等合著的《和声学教程上、下册》中所教授的,强调和弦运用时的功能性和色彩性的功能和声理论并不相同。

小 结

通过以上笔者对两套和声教材的文本解读和分析可见,刘质平编写的这两套和声教程其内容并没有涉及音乐理论的学术探讨与研究,而是更关注于和声学理论的实践。在和声理论的教学上,采用的是来自德国音乐理论家韦伯的和弦阶级理论。而这套和声理论是自他音乐活动在上海阶段时期就一直延续下来的。从刘质平任教学校的数量和地域覆盖范围的广度来看,这本早已泛黄的《实用和声》中所传授的和弦阶级理论在苏联的功能和声理论流行于中国之前,也曾由留日学生引入中国发展与存在,亦可得出西方音乐理论于20世纪初留日浪潮下进入到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之中。此外,有别于“学堂乐歌”时期的音乐教育家们大多直译或改编教材的方式,刘质平已经开始依据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进行更适合中国学生和适合中国教育语境的教材编写。

[参 考 文 献]

[1]缪裴言,缪 力,林能杰.日本学校音乐教育概况[M].上海:上海音乐教育出版2011.

[2] 刘质平.实用和声学[M].济南:山东师范学院教务处,1954.

[3] 刘质平.普通和声学讲话[J].音乐教师的良友,1926(05,06).

[4] 刘质平.开明音乐教程[M].上海:开明书店,1934.

[5] 孙继南.一份残存的珍贵音乐教育史料——刘质平“文革日记”解读[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02).

[6] 孙继南,刘雪阳.刘质平年表[G].

[7] 2006,Thomas Christens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郝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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