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争取群众

2022-05-10 14:40:06 | 浏览次数：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成功源自其对群众的有效动员。群众路线是其争取群众的独特方式，其具体表现为调查研究、宣传鼓动、利益赋予及组织领导等四重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争取群众的群众路线方式面临着相应的问题，梳理中国共产党成功争取群众的既有历史和经验是我们探索党群关系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 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宣传鼓动；利益赋予；组织领导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03-0009-05

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源自其对基层群众的有效动员，其理论和现实依据是其独特的群众路线，“正是这种‘群众路线’的逻辑，成为党用来扩发与人民沟通，并进而完全控制农民的一种动员方式。”[1]争取群众的群众路线方式是在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渐进成长和成熟的，如果进行细致划分和梳理，可将其概括为“调查研究”、“宣传鼓动”、“利益赋予”和“组织领导”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调查研究：技术与政治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历史和理论要追溯至毛泽东于苏维埃时期的创造，它既是一门了解现实的技术，也是一种关系重大的政治，就調查研究的技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而言：

首先，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政治性”在于其能够使党更好地贴近现实和群众、有效地保障和推进党的先进性与领导。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将调查研究与党员干部的先进本质、党与群众的关系、党解决现实问题能力和方式、党正确政策和策略的产生等紧密联系起来，调查研究是服务于这些政治的根本问题和目标的，“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2]作为群众路线的调查研究反映了党与群众之间的深刻关系。

其次，调查研究的技术性是实现其政治性的基础和条件。就“调查的技术”而言，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便是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已提出的“要亲自出马”和“要自己做记录”原则。一般来看，强调领导干部亲自进行深入而具体的调查与“调查的技术”对于效率的需要是冲突的——尤其是当中国共产党由苏维埃时期从事初步而具体的革命战争转变为超大国家的领导者时。条件的改善、机构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使党的领导干部既无需——也无法——仅仅通过“亲自动手”进行费时费力的深入实际的调研来获取具体充足的知识与材料，然而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强调领导干部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究其原因，如前所述，调查研究的技术性是服务于其政治性的，调查研究在技术方法上对于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的强调源自党所承担的领导重任以及对领导干部的更高要求，源自这一方式能够通过赋予党的领导干部相应的纪律和压力，进而防止作为领导者的党与群众的脱离以及党自身体制的僵化。因而，虽然至今仍强调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并不是实现“调查的技术”对于效率要求的最佳方式，却是与作为群众路线的调查研究的本质属性相契合的。

二、宣传鼓动：动员与唤醒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底层群众对于党及其意识形态都是陌生的，由此，无论是取得群众的信任还是对其的争取都需要借助党对于群众的宣传鼓动。“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做好群众工作，不仅要善于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而且要善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所要求的。”[3]

（一）宣传鼓动：群众路线本质。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宣传鼓动并不能完全消除其强制性、脱离实践的口号性、急迫的鼓动性乃至一定意义上的策略性，但群众路线式的宣传鼓动成功之处就在于其能够在诸如“真理与策略”、“自愿与强制”、“教育与鼓动”以及“口号与实践”等关系中形成必要的权衡，尤其是当群众路线逐渐成熟和理论化时，在上述关系中形成必要的权衡已经成为每一位党员干部开展其争取群众工作时所必须遵照的原则和纪律，“发动群众是由不敢到敢、由不自觉到自觉。这就是说，没有宣传鼓动工作，就不可能到自觉。因此每个同志谁看轻了宣传鼓动工作，工作一定无成绩，这干部也不一定是好干部。不会宣传鼓动者，就一定不能成为群众领袖。不会宣传鼓动工作者，就要包办代替，就要强迫命令。无宣传工作，群众就不能认识自己是一个阶级，也就不能组织群众。”[4]

1.真理与策略。真理性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宣传鼓动工作特点的基本定位，“我党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客观真理的，符合于客观发展的规律的。我们在认识客观真理、客观规律中，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和前途，并为着这种前途而奋斗。”[5]在党看来，其宣传鼓动的真理性源自党的先进性以及党对于群众的领导责任，党能够看到群众尚未知觉的规律，这一规律是党和群众所共有的真理，符合真理与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是统一的。然而，党所认知的真理对中国社会底层群众来说却是陌生的，因而将党对于革命和历史真理性的认识转化为群众的认知和行动，就需要党以具有策略性的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否则便无法争取群众。

2.自愿与强制。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动所欲解决的强制源自党为群众指出的目标和需要并不是群众自己和当下所能认识和理解的，与党的理想和目标相比，底层群众的认识是现实而短浅的，革命的成功不能建立在被动等待群众自发觉醒的基础上。“自然融化的自觉，就是说未经人力培植而自然营养生长的，发育的要慢些，因为我们对民众的宣传甚少，宣传工作没有深入，以此群众对革命的认识，还有许多是模糊的（比较的）以此革命的情绪，自然不甚热烈……”[6]宣传鼓动需要群众自愿认同党的理想和意识形态，而不将其视为外来的异物和强制。因而，党在革命实践中如何既争取到群众及其利益，又不至于引起群众过分的反感和反抗，使其自愿将自己和自身利益投入到党所需要的革命进程中去，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宣传鼓动必须达成的目标，也是群众路线为党员干部提出的艰巨任务和现实压力。

3.教育与鼓动。群众路线使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兼具贴近、争取群众与提升、改造群众的双重目标。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分为“宣传”和“鼓动”两种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方式和内容，其中“宣传”含有对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内容，而“鼓动”则往往是为了完成某一具体任务而进行的临时而具体的对群众的煽动，完整意义上的“宣传鼓动”需要将“宣传”和“鼓动”很好地结合起来。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不仅仅以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为唯一任务，其宣传鼓动还包含对群众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增强群众的文化素质与知识水平的要求，进而使群众既能够理解和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又能够提升自身的素质和知识。

4.口号与实践。宣传鼓动是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心理、文化和精神实施的影响和改造。由此，宣传鼓动首先不停留于美好口号的提出，更重要的在于党的口号可以由党的正确实践加以注解，进而达到宣传鼓动中的“言行一致”，“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与党的行动相符合的，言论和行动的一致，是我党的特点。群众所重视的不仅是言论，而主要的是行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是行动的、战斗的。”[7]其次，宣传鼓动需要与赋予群众现实的利益相配合，使群众认识到宣传鼓动的现实效果，进而认同党的宣传鼓动。当党能够将解决群众的心理、思想和教育问题与解决群众的现实问题相结合时，宣传鼓动便能达成争取群众的预期效果。再次，宣传鼓动需要以激发群众的实际行为和斗争为目标，需要将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实践，也需要党不断调整自己的口号以更好地迎合、推动群众的运动和实践。

（二）宣传鼓动：群众路线方法。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付诸中国实践使中共的宣传鼓动必须迎合中国底层群众的需要和特质，通俗化与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得以能够争取群众的重要标准，当然，在具体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也必须注意与通俗化、大众化对应的艺术性、革命性。

1.大众化与革命性。如果没有大众化，群众根本不理解党宣传鼓动的内容和目标；如果缺乏革命性，则宣传鼓动也将失去意义。“群众”是多数人的代名词，对群众的争取也是中国共产党使其宣传鼓动工作大众化的根本原因，“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8]党的理论和目标只有为最普遍意义上的大众所掌握时，才会变为革命的力量，因此，党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将其宣传鼓动深入到群众中去，“文化只有为大众所接受时，才成为物质的力量。”[9]

2.通俗化与艺术性。作为主体群众的底层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往往一无所知，“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10]因而，宣传鼓动要实现其争取群众的目标就必須以非常通俗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方式进行。当然，必须认识到，一方面，这里的通俗化并不等于庸俗化，其核心在于既能为群众所了解，又能够提高群众，这才是党的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宣传鼓动的通俗化，“偏重于做通俗化工作的人，只有时时刻刻提高自己，才能真正的通俗化；而偏重于做提高工作的人，只有时时刻刻接近大众，了解大众，把握大众，向大众学习，才能真正的提高。不然通俗化会变为庸俗化，而提高变为脱离大众。”[11]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宣传鼓动通俗化的同时仍注重其艺术性。通俗性是为了贴近群众，反对过多的矫揉造作和抽象化，但仅仅通俗化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适当的“艺术创造”、“艺术改进”和“艺术加工”，使得这种“通俗性”能够兼具“观赏性”，惟其如此，才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因为群众虽然偏好通俗易懂的宣传鼓动，但其对艺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要求。

三、利益赋予：“满足群众”

群众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是非常讲求实利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实现对群众的组织动员，就不仅要从价值情感上打动群众，同时也要以现实的利益满足群众。

（一）物质与精神之辩。中国共产党首先认识到，要争取群众就必须迎合其偏好现实利益的心理，“有些同志把斗争当做第一位，群众得到好处当做第二位，这种观点是违反群众心理的。”[12]现实利益的满足对于党争取群众而言，往往是决定性的。中国共产党将群众对利益的追求视为其人性的本质，视为唯物论在群众心理上的体现，由此，群众的这一趋利性本质决定了党必须首先给群众以现实利益，才能向群众进行必要的索取，才能动员群众，“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3]同样，党只有在满足了群众现实利益的基础上，才可以唤醒群众，才能将群众引至党的革命道路上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其在理解群众趋利心理的同时，必须有针对性地满足群众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入手，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对群众的动员，这是群众路线灵活性的体现。此外，无论是就群众的本质特征抑或其对于现实利益的追求而言，都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平等。单个人需要以平等——甚至雷同——的存在方式聚成群众，群众对于现实利益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由此，满足群众平均主义式的利益诉求就成为决定党争取群众成效的关键，“毛认为，平均主义是落实群众路线的关键——因而也是他改革中国的全部理想的关键。没有平均主义，他就无法充分发动群众，如果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他的有关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人民意志论的方法就不能成功。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信奉极大地影响了其部下和民众的生活。”[14]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正视群众对物质利益的偏好，另一方面则要求其党员干部将对精神价值的追求置于其对物质利益的需要之上，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就在于超越群众的“唯物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15]因此，与群众不同，党员干部不是以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导向，而是以自我牺牲式的精神价值为归属的。

虽然为了争取群众，党必须给群众以相应的利益，但如果仅仅以群众的“趋利性”为归属而不从党的群众路线出发进行适当的引导，则群众的趋利性就会变为“发横财”，无法成为党争取群众的重要手段。因而，党员干部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与群众对利益的偏好必须——也可以——通过党的群众路线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了能够更好地争取和领导群众，党就必须保持群众的趋利性与党员干部的精神价值追求之间的统一和平衡。如果使群众忘记现实利益而追求狂热理想，抑或使党员干部现实基本需要凌驾于其精神价值追求之上，都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既有统一和平衡的否定，都会引发相应的问题。

（二）利益赋予与恩赐。必须注意到，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逻辑出发，虽然党争取群众需要对群众进行必要的利益赋予，但是党赋予群众利益并不是党对群众的“恩赐”，将利益赋予与恩赐明确地加以区分，基于党的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从理想上看，群众路线所要达到的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自觉、自主和自愿的辩证统一，党的领导不是替代和命令群众，而是为了使群众更好地“自己解放自己”。就利益赋予而言，党为群众所指出的抑或赋予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说都是属于群众自己的，因而从群众路线的理想和原则来看，利益赋予不是党恩赐群众现实的利益，而是为群众指出其利益所在，并发动群众通过自身的力量自觉、自主和自愿地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党争取群众最好的方法不是自上而下地恩赐群众利益，使群众被动地接受，而是要激发群众争取利益的信心和行动。利益赋予如果变为党对群众的恩赐，则群众获取利益的过程必然是“和平的”过程，必然为党所“命令”和“替代”，“只有经过基本群众的手自动来没收分配，才可不至脱离群众和代替群众斗争，才可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16]只有当利益赋予从党对群众的恩赐变为群众自觉、自主和自动地争取利益时，则说明群众已为党所发动和争取，已经投入到党所领导的运动和斗争中去了。社会革命中群众对利益的获取总是建立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的，这一过程充满着暴力和风险，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底层农民对于利益的偏好往往让位于其对风险的恐惧，党对于群众利益的恩赐无法消除群众对风险的恐惧，消除这一恐惧的方法就是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投入到争取现实利益的斗争中去。因而，当党不恩赐群众利益，而是发动群众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时，就说明群众已然通过集体性的行为追寻利益，应对风险，而群众要稳固地维系既得利益，就必须建立政权和军队，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以社会革命的胜利保持群众由社会利益关系变化而获至的现实利益。

四、组织领导：“激发群众”

上述调查研究、宣传鼓动以及利益赋予都是我们党争取群众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然而党动员群众中最终和最为有效的方式则是对群众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核心和关键，因为“只有将广大的群众吸收到革命的组织以内，才能易于领导”[17]。才能真正成为承担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而“共产党的胜利是因为它能够在长期混乱和外国占领的年代里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农民组织起来，这在中国并非新鲜，但新鲜的是应用军事和其他纪律严明的手段，去动员群众来完成管理社会的长期任务。‘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之类的口号被纳入了中国现代化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重组了中国社会”[18]。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组织中国社会底层群众最为重要和独特的方法与工具。

（一）党的领导与群众自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自主性之间辩证的平衡，就组织群众而言，群众路线既要保障群众的组织化，尤其要使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发挥群众组织的广泛性和自主性，但群众路线同时要求保障党对于组织化群众的领导，进而使群众组织能够归于党的领导，而不是与之相抵触。因而，一方面，如果不发动和依靠群众，便会形成党对群众组织化的包办，这便难以发挥组织群众的效力。群众的自组织就意味着组织群众应发挥形式多样的群众组织的力量，使群众组织有充分的群众基础，而不能囿于党政机关和形式主义，此外还意味着群众要自觉自愿地加入组织，与组织发生关系，由此，群众组织才有力量。一种群众团体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组织，主要表现在其已成为群众的利益所系和情感归属，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建立和运作便能够有效实现党对群众的争取。另一方面，如果不使“自己组织起来”的群众最终归于党的领导，则群众的组织化便是无效的，“组织工作亦非常重要，我们要利用各种组织，以经常的加与阶级的训练，而且亦只有在我们影响之下有组织的群众，方才是最靠得住的力量。”[19]

（二）组织的灵活性。现实的革命斗争以及群众的自身特征都需要党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对群众实行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使其对群众的组织领导在形式和方法上体现出灵活多样的特征，这是党能够成功争取群众的重要基础。

在特定环境和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组织化在很多时候必须是秘密而多样的，并由此逐渐确立对群众的领导权，这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现实来看，这一时期灵活性的组织群众的方式既能够迎合群众的需要，也能够使群众规避不必要的危险。当然，现实处境的改善必然带来党组织群众方式的转变，尤其是随着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党逐渐从尊重、利用群众的自主性和自组织能力向加强党的领导倾斜。

（三）在运动中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于20世纪初以来的社会革命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中共而言，政治意味着运动和斗争，因为在特定的革命战争背景下，斗争和运动是组织群众、激发群众力量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党的领导和唤醒是无法激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力量的，群众需要借助斗争的洪流和运动的惯性，进而从历史被遗忘的角落中凸显出来，“实际的斗争对于群众（对于我们共产党员亦然）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在斗争中，群众会认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在斗争中群众会感到团结自己与组织自己的必要，会学习如何向敌人进攻以战胜敌人，如何退却与防御，以保存自己。也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他们会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群众不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是从斗争中学习。对于群众，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自己的政治经验。”[20]党的群众路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是通过群众运动和斗争的方式加以推进和实现的，党对群众的组织动员离不开其所发动的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和斗争。

五、结语

上述争取群众的群众路线方式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当前党群关系的矛盾主要源自争取群众既有的群众路线方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具体而言：

首先，调查研究是党深入现实，沟通群众的重要方式，是对党员干部的一种必要约束和压力，通过党自身对于调查研究经常化和工作制度化、对于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亲自动手的强调虽然可以很好地防止党的领导体制的僵化以及党与群众的脱离，但规范党员干部、推动党的领导更为切实有效的方法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明晰党群、党国关系，尤其是加强群众自下而上对于党的领导的监督和约束。

其次，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党宣传鼓动工作的定位以及具体的方式方法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党的宣传鼓动在新时期已经不再是为了争取群众，进行社会革命，而主要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党的宣传鼓动不能停留在党自上而下地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甚至改造群众之上，而必须在保障党的领导的同时，逐渐推动群众在文化上的自主和自觉——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发展方向。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的自主化和多元化，使党与群众之间的利益赋予关系已不是群众利益获至的唯一方式，市场原则满足了社会对利益的基本诉求，也引发了相应的利益矛盾。对此，党应当继续推进市场原则作为社会利益发展和满足的核心方式，并逐渐将党对群众的利益赋予转变为对市场社会利益冲突的消弭和对市场社会多元利益的规范。

最后，就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价值和工作方式而言，革命时代所借由群众斗争和群众运动组织群众的方式需要改变，党需要在群众斗争和群众运动之外寻求新的、更好的发动组织群众的方式。

总之，对群众的有效争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国家构建的成功，在新时期，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必要的梳理、反思和发展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社会的未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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