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战结束前后的日子里

大学学习。当时越美已签署《巴黎协定》，美军停止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但南方的战事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客观上说，在越战中北方是后方，南方是前线。当时南越的阮文绍政权希望美军继续留在越南，还在负隅顽抗；而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军联手“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力量，正全力以赴逼迫美军撤出，进而一举推翻南越政权，完成南北统一。当时战争正处在胶着状态。

1972年12月底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对河内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记得我们乘坐的火车抵达河内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被炸得只剩下一半的车站大楼。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郊外，越方为中国留学生专门提供的两层楼房也在地毯式轰炸中被击中，因为需要整修，我们的行程被推迟了半年之久。离学校不远是“越南之声”电台，也被炸得只剩下一个铁塔。从校园到市内骑自行车需40分钟。这条路被称为“工业走廊”，沿途坐落着六七家中国援建的工厂，自然都是轰炸目标。到了中国大使馆，我们得知使馆后院也曾被美军炸弹击中过（1966年），当时胡志明主席还亲自到使馆慰问。不过，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地毯式轰炸出现在河内内排机场。那里的弹坑就像中国武术中的梅花桩，排列得出奇均衡，可见炸弹的杀伤力非同一般，足以摧毁一切建筑和生命。

虽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河内市民的生活却已显出了从容和平静。商店里东西不多，自由市场却交易活跃。几个电影院经常放映苏联、东欧国家的电影。战争题材的话剧演出很频繁，广受观众喜爱。

校园里，学习氛围甚浓，部分学生是前线归来的伤员，虽然受了伤，他们却表现得非常乐观。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断肢男生还经常找我们下中国象棋，至今印象深刻。同越南同学聊天，最忌讳的话题是“家庭成员”，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烈属”。一开始我们没太注意，后来有所感觉后就少问为佳了。

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到农村基层，不管去什么地方，都能看到烈士陵园。我们去实习的农场，百分之九十五的员工为妇女，剩下百分之五则是老弱病残，能上前线的男人们都走了。偶尔走进教堂，总会看到一些妇女在那儿祈祷，她们可能是母亲，为儿子祈祷；也可能是妻子，为上战场的丈夫祈祷；也或许只是为和平而祈祷。

历史时针终于指到了1975年的春天。美军去意已定，南越军队兵败如山倒。前方的节节胜利，使得首都河内全城沸腾。那些天，老师无心讲课，学生群情振奋；广播、电视更是全程跟进，报纸都显得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一些学生常常跑到我们住的楼前来讨论形势，或为分享喜悦，更多的则是表达对中国长期支援的感激之情。那段时间，有一首歌颂胡志明的歌在全民中传唱，歌名大致可译为“胡伯伯和我们一起分享大捷的喜悦”，其欢快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至今仍回荡在记忆里。

河内综合大学越语系有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当然清一色都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好，中国留学生被安排在单独的校区，平时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往甚少。但所有的同学在庆祝抗美战争胜利上找到了共同点。在北越军队攻下阮文绍总统府的第二天，我们全体外国留学生都参加了在大剧院广场的集会游行，大家在“导演”的要求下挥舞旗帜，以示庆贺。

战争结束后的难民潮

越战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页翻得过于沉重。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后，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相继爆发。

此时的越南百废待兴，国际形势则是风云激荡。越南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来治理历经多年战乱后得以统一的国家？如何在冷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找到一个正确的国际定位？

回过头来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越南的当权者在内外政策的把握上都出了偏差。在南方搞“社会主义改造”和让城市人口搬到农村去从事“新经济区”建设，无疑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而同邻国关系的迅速恶化也非明智之举。

从1975年开始至1978年达到顶峰的越南难民潮，正是多重矛盾和各种复杂因素叠加刺激的结果。

此次在澳门看的这部《西贡小姐》的主演是位越裔美国人。她在自我介绍中写道：“我要把这场表演献给我的妈妈，二十八年前她以单亲妈妈的身份带着三个孩子逃出越南来到美国。妈妈是真正的西贡小姐。”类似这位主演这样的越裔美籍青年人我还见过几位，先辈们的心灵创伤已然延续到了下一代，这是另一个悲剧吧。

毋庸讳言，当年的越南难民中很大一部分是旅居越南的华侨和华人。而华侨华人问题也是中越矛盾迅速激化的催化剂。

我于1976年结束在越学习，回到北京，不久便进入外交部工作。1978年我被派往越南，一开始是作为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筹备小组成员派出的。当时华侨、华人问题已非常突出，但越方一直以技术理由迟滞中方在胡市建总领馆的要求。我们一行先到河内，住在大使馆，以便越方确认后立即去胡市。但直到两国关系全面破裂，也未等来这个消息。

在使馆“等待”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眼看着大批华侨华人涌进使馆领事部，申办“归国证明”。最多时领事部大门内外达到二千多人。当时因领事部人手紧张，我也被临时调去前台接案。那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向你诉说，你需要向他们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多数来自越南北方各地，也有部分是来自胡市的年轻人。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你永远不知道你做的工作是否真的帮到了他们。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每当我重回中国驻越使馆，经过领事部院子时，当年那种紧张忙碌的场景和许许多多惊恐、无助、绝望的眼神仍会浮现在脑海。

历史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在历史的巨浪面前，外交官个人所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在那几个月里，中越双方也举行过几轮有关华侨华人问题的副外长级磋商，中方甚至派了两条船到胡志明市去“接侨”。在那几个月里，前后有近三十万印支难民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中国境内。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投奔怒海”，搭乘各类船只抵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等地。

事实上，《西贡小姐》触及的是越战和越南难民两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剧中，女主角金虽然爱上了美国大兵，但她的父母恰恰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金有两次开枪，一次误杀了从小被指腹为婚而又企图危害她儿子生命的“未婚夫”；另一次则是以难民身份在异国他乡自杀了断，将儿子送到了背弃她的“前夫”的手中。

吊诡的是写这部剧的两位作者都是法国人，而法国也曾是印支三国的宗主国。在抗美战争之前，越南民族用了整整十年才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而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越美会谈及“巴黎协定”的签署又均发生在法国。

越战：一代人心中永久的痛

除《西贡小姐》外，我在澳门还看过一个由旅法越南舞蹈家爱雅·索拉导演的舞剧《旱·雨》。该剧描述的是抗法、抗美战争背景下越南妇女的困苦、不屈和坚强。舞蹈本身有些抽象，音乐采用了越南北方的一种地方剧“潮剧”的铿锵有力的曲调，演员除领舞者外，都是曾到前线参加过慰问演出的、年过半百的群众演员。那天在后台，我同导演聊了许久。她是河内人，从小旅居法国，现在在越南发展事业。

其实，我说看《西贡小姐》与旁人有不同感触，不仅仅是由于1975年和1978年我都在河内，还因为之后我在外交部又长期主管东南亚事务，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与越南有关的人和事。每次去胡志明市访问，必去的地方之一就包括阮文绍的“总统府”及其作战指挥部。在历史博物馆里，后来成为政府总理的武文杰在乡亲家用作掩护的那口缸给人留下很多想象空间。而胡志明市郊区全长200公里的古芝地道，其工程之庞大、复杂在人类战争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另外，在当地的战争纪念馆里观看美军对村庄狂轰滥炸的纪录片，依然让人有恐怖的感觉。有次在纪念馆外看到一名美军越战老兵在抱头痛哭，他是在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进行忏悔。

事实上，越战造成的创伤不仅限于越南一方。1988年，我应邀对美国进行交流访问，去了华盛顿越战纪念碑。那里的气氛非常凝重，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人用不同的方式对着墙上的亲人名字表达哀思。那次，我们还访问了多所大学，其中不少设有越战研究所，其资料之齐全令人叹为观止。某大学的研究者中有一位曾是《纽约时报》的战地记者，他虽然不懂越南文，但却收集了很多的越战遗留实物，包括南方游击队使用过的旗帜和标语等。他认为语言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其史料价值。而在我们与美国教授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也明显地感到对方不愿深入触及越战的话题，甚至只要提到“越战”二字，对方都会以为我们在有意挑衅。可以说，越战也成了美国人心中永久的痛。

这些年来，在美国关于越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除了描写战争场景之外，也不乏反思和反省之作。《西贡小姐》即属此类。它能在纽约常演不衰，除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美国观众的越战情结。

（作者为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亚洲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