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与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制度变革

〔摘要〕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制度在人们的反思之中不断地进行制度的自我修复，但总体上仍以财务责任评价为核心，这对承担国家责任的国有企业是不够的。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本质，重新认识国有企业的受托责任，指出创新是中国国有企业永恒的国家责任，并依此提出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制度构想。

〔关键词〕创新责任；国有国有企业应承担哪些受托责任，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目标决定的。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中国国有企业现行的财务绩效评价制度提出了诸多质疑，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受托责任缺乏统一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应当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永恒的受托责任，财务绩效评价制度应当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实现无缝对接，才能引导国有企业在履行财务责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创新的国家责任。

一、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制度演进

作为对国有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的财务绩效评价制度，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保持，对国有企业准确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制度代表性文件主要有：

1995年，财政部制定和颁布了《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试行）》，这套指标体系设计了10个绩效评价指标，包括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销售利润率、资本金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与此前颁布的财务评价体系相比，该体系中增加了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资本保值增值率和总资产报酬率4个指标。其中，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貌似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但从内容上看，无论是社会贡献率还是社会积累率都仍然是国有企业财务责任的评价。

1999年，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和《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制定该规则和细则的目的是完善国有资本金监管制度，科学解析和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运营效果和财务效益状况。

2002年，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门对《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进行了修订，由28个指标构成。修订后的操作细则在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有了较大改进，从而使国有企业财务效绩评价体系更趋合理和完善。

2003年以来，国资委先后颁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补充规定》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补充规定》。与前述文件相比，这些文件修改完善的重点是对所有中央企业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突出企业价值创造，从而有利于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做强主业和控制风险，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全员业绩考核体系，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制度在不断地进行制度的自我修复，体现了国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对国有企业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的财务要求，但无论制度怎样变迁，财务责任或“赚钱”责任始终是过去近二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导向责任。

以经济价值增长为核心的财务责任促进了国有企业利润的全面增长和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张。从2002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数量平均每年减少7 500家左右，但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8%，国有企业利润年均增长23%，而中央企业数量从196家减少到129家，资产总额从71万亿元增加到243万亿元。在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有38家上榜。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国有企业较好地履行了财务责任，但人们却不以为然。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曾吐露这样的“心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1]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对国有企业受托责任的认识不尽相同，李荣融的“国企搞不好”是指过去国有企业连其基本的、第一位的财务责任都没有完成好，“在最困难的1998年，58万户国有企业中有2/3以上亏损，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为近千亿元”[2]，而“国企搞好了”主要是人们理解为国有企业仅仅履行了盈利责任，应当说对国家、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但国有企业仅有利润是不够的，还必须承担国家责任，尤其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更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国有企业受托责任是财务责任与国家责任的统一

国有企业在履行甚至充分履行了财务责任以后，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责任，这必须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所谓国家责任（National Responsibility）是一个国家为其国民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的责任。概括起来，国有企业必须承担国家责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从矛盾的普遍性来看，国有企业仍然是经济组织。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都把经济责任主要是财务责任作为国有企业受托责任的主要内容。Robinson把财务需要能自给作国有企业受托责任的首要内容， Maniatis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利润也可作为绩效衡量的标准。Twenty Century Socialism认为生产力不仅是私营经济也是国有企业绩效的最佳衡量标准。因此，履行财务责任是国有企业基本的、第一位的责任。

第二，从矛盾的特殊性来看，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具有一般经济组织矛盾的普遍性，更具有特殊性。如果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并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国家出资兴办的国有企业就失去存在的基础，现有的国有企业就应当全部进行民营化改造，也许更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因此，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组织除了应当承担财务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营企业不能承担或不愿承担的特殊受托责任，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否则，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就“合二而一”了。那种无条件要求“国退民进”的观点，可能基于如下认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是企业，承担相同或相似的受托责任。这种特殊的受托责任是社会对国有企业行为的客观期望，它是在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环境下，所有者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赋予国有企业的国家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对国有企业在承担国家责任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明确阐述，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

第三，从中国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国有企业始终肩负着特殊的国家责任。近代中国国有企业起自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其对国家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一是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培养了技术力量，实现了产业创新。二是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三是积极发展国防经济，成为抵御外来侵略的主要经济后盾。例如，在南京国民政府最初的十年中，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步步加紧的对华攻势，“不得不从发展国防经济，准备抗日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发展国营工业体系和国家基本工业，以支持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战争局面。”[1]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主要表现在通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大战役，掩护大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迁往西南后方，从而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2]。新中国成立以后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基本是作为政治组织而存在的，因机制僵化，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未能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经济组织作用，但丝毫不妨碍国有企业在低财务绩效基础上承担一定的国家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作用之一就是实现“市场失灵”、政府也难以用其他的间接干预手段来实现的某些社会经济目标，起到社会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例如，国家发改委多次调整汽柴油零售价格，这有利于缓解能源价格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虽然成品油价占CPI的直接比重较小，但由于向下传导次数较多，因此对CPI有间接影响。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所说，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稳定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又稳定了世界经济。

第四，从生产技术能力来看，国有企业承担部分国家责任责无旁贷。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上交的税金和利润越多，越有助于政府履行国家责任，但相当多的国家责任完全依靠政府完成纯粹是“纸上谈兵”。例如，国家为维护海防安全需要建造航空母舰，这必须由大型、特大型国有造船企业完成。如果以纯粹的经济组织为托辞，上交税金和利润让政府完成这一责任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政府是纯粹的行政组织，税金和利润在财政账户上只是一串数字而已，要建造航空母舰必须组建企业，也就是说，政府承担的建造航母责任最终仍由企业承担，而在技术上、管理上都具有优势的国有造船企业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的统一体。履行财务责任是基础，承担国家责任是财务责任的延伸或衍生。正因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三、创新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最大的国家责任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而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已影响国有企业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因此，必须在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着力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

（一）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现实背景

当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竞争，国家间的较量，实际上是各国企业间的较量。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强化科技和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力度明显加大，依靠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各国均希望依靠创新，引领经济走向繁荣。美国推出的《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提出，要对创新基本要素进行大量投资，保障创新所需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和研发投资，依靠创新动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欧盟出台的《欧洲2020战略》，提出要通过创新推动可持续包容性增长，要把欧盟建设成创新型联盟，而囊括欧盟层面的重大科研项目规划——“地平线2020”，将欧盟所有的研究和创新投资统一起来，其重点是将科技突破转化为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企业提供商业机会，并改善欧洲公民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出席开幕式发表演讲也强调，改革创新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同时，跨国公司间的竞争，代表了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乃是当代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因此，从国家竞争战略的需要出发，对关系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国内企业还面临着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缺少尖端核心技术等问题，部分产业安全面临的最大危险仍是产品缺乏竞争力。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指出，近十年来，外资对中国第二产业即工业的市场控制程度稳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国资委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出口依赖于简单加工、低端产品赚取微薄利润的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强技术与管理的创新能力[3]。因此，创新将成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二）国有企业履行创新责任的优势与不足

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备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基础[4]。根据波特建立的国际竞争优势模型（又称钻石模型），国有企业在本国的四种决定因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公司的战略、组织以及竞争）上与民营企业相当，但在两种外部力量（随机事件和政府）上处于有利地位，体现在创新上主要有两种优势：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有能力抵御各种创新风险（不确定因素）对自身的冲击。这是因为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大，而且社会信誉好，对创新型资源（资金、人才、技术）吸引力强。二是在获得政府财政、政策支持方面更具有合法性。正因如此，在高铁领域，中国用五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四十年的路；在航天领域，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奥运场馆建设等重大项目建设凝聚了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成果[5]，“神舟”系列载人航天、嫦娥系列自动返回、深海移动工作站“龙宫”下水和“歼系列飞机”工程等更成为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的典范。

依靠波特钻石模型的两大优势，中国国有企业在创新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为人诟病的国有企业垄断性以及绩效评价的不科学性也阻碍着创新的进程。尽管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不是尸位素餐，但与人们对国有企业创新责任的期望还是有差距的。2011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60%以上，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也超过60%[6]，也就是说，中国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略少于40%，但全国8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来自非公企业[6]。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在高科技以外领域的创新能力与其所占的经济总量比重或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是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财务业绩评价体系，使国有企业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造知识产权的主力军。

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制度构建

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理念下，国有企业财务绩效评价制度必须改革，尤其要实现财务绩效评价与创新绩效提升无缝对接，以引导国有企业在履行财务责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创新的国家责任。主要从以下方面改进财务绩效评价指标。

（一）创新投入指标

创新投入主要从创新过程上考察企业的投入是国有企业创新的资源基础。就财务绩效评价而言，主要考察体现为诱导作用的财务指标。

1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研发经费投入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最重要因素之一。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主要是指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反映企业在产品、技术、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投入的各项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上海市国资系统2012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3%，中央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2010年已上升到18%。而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奥斯陆手册》中的标准，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1%—4%，其创新能力才达到中等水平。国际上普遍认为，若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于1%，企业会因创新能力低而无法生存，2%则勉强维持，5%以上的企业才有活力和竞争力[7]。2011年中国只有中国石油、中航工业、航天科技、国家电网、航天科工、中国移动等7家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5%，使得这些企业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立足于自主开发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如果中国国有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一般企业的中等水平，不仅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如高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获取科研经费的渠道大大拓宽，而且全社会的创新能力也会不断增强。

2研发人员薪金投入强度

截至2010年底，仅中央企业就拥有两院院士217人，科技活动人员和研究开发人员分别达到1298万人和535万人，分别占中央企业职工总数的107%和44%[8]。因此，国有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当务之急，是以调整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为基础来重塑创新要素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这就必须不断提高研发人员薪金投入强度。这一指标可以通过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薪金所得与管理人员薪金所得的比例反映。这一指标有三个方面意义：一是反映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是否向研发人员倾斜，从而调动研发人员创新的积极性。二是反映中国国有企业的薪金优势是否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加盟，以增强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反映研发人员的创新产出，创新产出与研发人员薪金收入一般呈正向变化，科技成果丰硕，研发人员的收入必然增加。企业研究开发人员主要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三类，应根据企业的技术研发过程确认技术、研究人员身份，重点提高研究人员的薪金收入，以避免大量拥有科学和工程技术学位的科研人员涌入高收入的垄断行业或管理岗位。

3消化吸收投入强度

消化吸收投入强度主要是指企业近三年来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占技术引进经费总额的比重。技术引进能够节省研发时间、费用并降低研发风险。尽管引进技术的企业在产品竞争力方面一般不如原拥有技术的企业，但技术引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容置疑。日本二战后的技术水平大约比美国落后二三十年。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利用引进的新技术，改造和更新了原有陈旧落后的技术设备，还搞起了一系列的新兴工业部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因此，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大量地、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动国内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二）知识产出指标

知识产出包括国有企业资助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完成的、所有权属于国有企业独立拥有或共同拥有的科技成果，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效率和效果，主要指标包括：

1研发人员拥有的无形资产价值增长量

这一指标主要指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价值增长量与企业研发人员数量的比例。无形资产指由特定主体所拥有，无一定型态，不具实体，但可构成竞争优势或对生产经营发挥作用的非货币性资产。从狭义上讲，包括商誉、商标权、版权、特许经营权、租赁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营销渠道、服务标记和非竞争协议等。从广义上讲，还应包括生产工艺、产品配方、营销策略、管理方法、规章制度、人员素质和劳动力组合等无形生产经营要素，甚至包括企业战略目标、企业精神与凝聚力、组织管理体制等更为宽泛的内容。无形资产价值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企业知识产出的总量大小，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2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销售占比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大量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已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指标能够促进中国国有企业在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上下功夫。

3新产品（工艺、服务）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比重

新产品一般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比重越大，企业给消费者带来新的利益、新的满足就越多，从而创造的价值就越高。

（三）创新绩效指标

1高新技术产业利润占企业利润比重

高新技术是指那些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能形成产业的先进技术群。这一指标告诉人们，中国国有企业仅有丰厚的利润是不够的，还必须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利润占企业利润比重，促进利润结构、质量上水平、上等级。

2新兴产业利润占企业利润比重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部门和行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国有企业应利用自身优势，努力提高新兴产业利润占企业利润比重，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更大贡献。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主力军，不仅要同民营企业相互扶持、共同发展，还应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依靠创新（而不是垄断）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在于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优势产业的建立有赖于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生产率的源泉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列宁称之为“国家脊梁”或“企业长子”的中国国有企业理应肩负着经济社会发展重任，是维护国家利益与经济自主权的先锋，承载着民族的梦想，理应成为中国创新能力最强的一流企业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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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涂露芳.中国工业安全触及警戒线[N].北京日报，200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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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丽君，温源，冯蕾.国企怎么样？[N].光明日报，2012-04-17（16）.

[6]冯蕾，程恩富.国进民也进[N].光明日报，2012-07-12（1）.

[7]余凤翥.转型期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动力问题的探索[J].科技管理研究，2008，（8）：9-10.

[8]李政.“国企争议”与国有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J].学习与探索，2012，（11）：84.

[9]徐海星.李荣融的感慨和给国企打分[N].广州日报，2009-12-12（15）.

（责任编辑：韩淑丽）

企业；财务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3519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5）02006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