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国际间资本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走出去”日益成为我国企业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外直接投资也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借鉴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以期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战略；美国

自2002年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流量连续14年呈稳步上升态势，2002年流量为27亿美元，2016年增长至1961.5亿美元，是2002年的72倍，由此可见，我国对外直接对外投资进程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较晚，积累时间较短，我国在投资策略、政府管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文将以美国为例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及政策方面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投资成为进行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渠道，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强调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一带一路”更是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将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本文试图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经验借鉴。

（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分析

根据美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本文将其对外扩张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856年-1913年）

1856年，美國在爱丁堡设立了第一家海外企业，从此开始了海外建厂的进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升促使其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和更丰富的资源。此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加拿大和欧洲，对亚洲、非洲的投资仅占1.3%；在行业选择主要以资源类为主，矿业、农业和石油的比例高达53.91%，制造业投资较少，仅占18.16%。

2.第—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年-1945年）

本阶段美国历经了战乱和大萧条带来的动荡，对外直接投资仍呈上升趋势，战争的刺激大大促进了经济实力，使美国成为与英国旗鼓相当的投资大国。此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还是集中在拉丁美洲和加拿大，投资的行业中，矿业、农业和石油的比重下降至35.6%，制造业比重上升，达到27.5%。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至今）

二战后美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资本输出比重增长至世界总额的50%以上，稳居投资大国地位。截至2016年已超过50000亿美元，规模扩张迅速。投资的区位偏好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2016年对欧洲的直接投资高达60%，拉美和亚太地区均占16%，投资的产业结构更优化，服务业比例最高，制造业其次，挖掘采矿业仅占4%。

（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分析

美国政府鼓励企业和私人进行海外投资，支持政策贯穿投资活动始终，囊括海内外的本国企业，不仅在国内政策上提供制度保证，还在国际关系、信息提供上为企业扫除障碍，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在法律机制层面

1948年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创造了美国的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主要由政府与别国洽谈双边协议，美国国务院直属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企业办理政治风险保险；除此之外，政府还建立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等来规范、保护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2.在外交关系层面

美国政府致力于为企业在海外创造投资的稳定环境，通过向别国提供援助，如埃及、印度等，来换取对美国企业的资本准人和安全保障，减少政治风险和市场进人阻碍，这是美国最具特色的通道开辟方式。

3.在金融税收层面

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中小企业管理局和进出口银行等专门机构对企业进行融资支持，提供资金来源和金融保险；税收上，美国政府也通过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税收延付及亏损退回等方式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如对未汇回美国的海外收入不予征税，对出现的经营性亏损，可以抵消前三年的利润或后五年的收入等。

4.在信息服务层面

美国政府职能区域服务化，行为监管主要以法律为主彳艮少涉及行政审批，为企业的申报减少了障碍；同时通过美国私人海外投资公司、美国小企业局、专家团等政府机构向企业分享情报，以便及时解决企业投资过程中的问题；通过政府出版投资相关刊物或组织海外考察，提供宣传和学习机会；设立专业机构，为经验不足的企业提供可行性分析。

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近年来，我国投身全球化浪潮，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在区位选择、产业结构和政策支持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对此，本文将结合美国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分析

我国近代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取得了质的飞跃。从时间特点来看，本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79年-1985年）

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大型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和国际经济技术公司率先开拓海外市场，区位选择偏好资源丰富的非洲、中东地区，以及进出口市场集中地的东南亚地区。截至1985年底，我国设立了189家境外企业，涵盖了45个国家和地区，总投资额为2.89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在该阶段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不多，投资规模也较小。

2.缓慢发展阶段（1986年-1991年）

这一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加快发展，1985年7月经济贸易合作部颁布了《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型合资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放开投资限制，简化审批程序，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向世界。此时的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并开始延伸至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同时，企业涉及的行业种类显著增多，覆盖商贸、金融、科技、工业和服务业等多个行业，实现投资多元化发展。

3.调整发展阶段（1992年-2001年）

我国通过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综合实力得以增强，同时也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物价上涨过快等现象，在此阶段，政府开始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方向，规范投资行为，注重有计划的对外直接投资，培养一批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在非洲、中东、欧洲等地投资办厂。整体而言，行业投资趋于多元化，投资最多的地区仍集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全球分布不平衡。

4.飞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

在此阶段，我国“十五”规划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在海外就地加工、生产、销售，促进国产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及设备的出口，以推动对外出口贸易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企业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尤为青睐，占历史存量的76.3%，主要流向租赁与商务服务、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第二产业占22.7%，主要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等，第一产业仅占1%，主要为农、林、牧、渔业等；投资地区相对集中，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占总存量的57.5%，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共占l 4.2%，美国占4.4%，对亚洲、美洲的投资上升幅度明显，对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呈下滑趋势。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去”的脚步加快，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结构与政策等方面仍存在着不足：

1.投资的国家与地区高度集中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全球范围内覆盖越来越广，但主要投资还是集中在部分地区。截至2016年末，我国投资存量最多的亚洲地区占总投资存量的67%，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澳门、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占15.3%，对欧洲、美洲、大洋洲及非洲地区的关注度不到二成，对新市场的开发和发达国家的学习型投资不够。

2.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我国的“走出去”战略主要鼓励企业在海外开展三种对外投资：能实现出口的加工贸易、能获取国内短缺资源的能源资源开发业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的境外研发。然而在201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中，制造业占8%，采矿业占11.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高新科技产业的投资存量仅占6.2%。从整体上看，租赁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采矿业三类行业的比重高达59.2%，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家鼓励投资的三种产业尚有提升的空间，我国投资的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3.政府支持有待完善

在行政审批环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至少要经过发改委、商务部和外管局这三个部门的审批，由于部门功能及投资标准不明确，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多头审批或不予批准的情况，导致企业难以取得投资资格；在信息指导环节，我国驻外机构主要承担行政责任，缺少一定的服务性质，网站披露方式一般为单向性，企业无法及时与机构进行双向沟通；在融资环节，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相较于大型企业，更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求贷无门；在国际关系上，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背景，遭受着更多的投资限制，在“走出去”的道路上面临着更多阻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基于美国的发展经验，结合本国国情，本文提出了以下参考建议：

（一）投资地区多元化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集中程度较高，不利于风险的分散，对于东道国的选择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每年编制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该报告以每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对华关系等一系列指标为评价标准，对每个国家与地区进行分级，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除了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在稳定安全的低风险国进行投资，针对哈萨克斯坦、印尼、老挝等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政府还可建立在当地的风险预警和应对系统，保护本国企业在当地的合法權益。

（二）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资金主要集中在租赁及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等行业，对于技术集中的、高附加值的科研、信息服务业却投资甚少。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资源开发型到制造型，再到第三产业型的转变，我国也应吸取经验，一方面将国内发展饱和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低成本地区，为新型产业腾出空间；另一方面，加大对高新产业的投资力度，吸收专有知识和技术并反哺国内，提升我国价值创造能力。

（三）完善政府职能

第一，针对审批环节，政府应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体系，对行政审批机制进行精简整改，明确立项、审核、备案的负责机构与环节，规范企业上报流程，为企业的“走出去”提供方便；第二，在融资与税收环节，应建立多个主体、多重维度的融资优惠政策，囊括专项贷款、投资补助融资担保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境，同时实施税收退减、税收补助等多种优惠支持政策，为企业减少税收负担；第三，在信息沟通环节，应完善服务体系，设立机构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经营管理、专家答疑等服务，实现服务方式多样化；第四，在国际关系上，一方面对企业固有的经营方式、组织结构进行改革，以适应海外灵活的、分散的决策方式，另一方面，把握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主动发起国家之间投资协定的建立，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准则规范的制定，增加本国企业在国际资源配置和商业谈判中的话语权。

综上所述，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企业要参与国际交流，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战略资源配置，就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特点、发展动因和政府的支持政策，试图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参考建议，旨在帮助我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维护自身权益、降低风险、提高资源整合能力，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成功实现我国经济的优化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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