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概念”：禅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异质同构性

摘要：中国古代的禅宗哲学和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理性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大胆挑战理性的形式逻辑规则，并以反逻辑的话语形式颠覆了传统的逻辑规则。这两种异质的哲学都质疑理性逻辑概念的唯一性和合法性，都反对理性哲学为了坚持概念的普遍性而扼杀语词的个性化生命的举措，都采用了超越语言逻辑规范的话语策略来反对理性主义逻辑的霸权等，因而，它们在反逻辑、反概念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同构性。

关键词：禅；后现代主义哲学；反概念；反霸权话语；反逻辑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概念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元素，是建构理性哲学体系最重要的构件，因此，在理性主义哲学家的眼中，概念的地位非常重要，坚不可摧！西方哲学家们认为，“理性就是思维”，“理性等于概念”。黑格尔曾说：“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而理念就是思想的全体。”[1]“哲学是概念性的认识……概念才是一切生命的原则，因而同时也是完全具体的东西。”[2]在西方哲学中有一种“树喻”理论，该理论认为，哲学的思维结构就像一棵大树：树叶、树枝、树干最后都归总于树根，而树根的根须广布四方并深深地扎于地下，这庞大的根系就是庞大的概念系统。没有这个庞大的概念根系，西方一元化的理性哲学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不仅理性主义哲学家崇尚概念，甚至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也说：“人人都知道哲学与概念打交道……但概念绝非唾手可得，它们并不会预先存在：你得创造，创造概念，这其中所包含的创造丝毫不亚于你在艺术之中所见到的创造与发明”[3]4。这充分说明了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纪在欧洲崛起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是一场涉及到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的思潮。从哲学认识论来看，它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理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否定了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大胆挑战理性的形式逻辑规则，并以反逻辑的话语形式颠覆传统的逻辑规则。正因为如此，非理性主义者们才集中火力猛烈攻击理性哲学概念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并力图用非概念的语词来取代概念，以完成后现代主义思潮“非理性”化的哲学革命。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人类思想史上，中国禅宗是率先反思理性的缺陷与局限性的哲学流派。禅宗高举“不立文字”的非理性大旗，并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上自觉地采用非理性的处事策略。可以说，禅宗思想是中国古代诗性的、非理性的那一支思想文脉滋养出来的奇葩，是中国非理性文化观念和诗性智慧的代表。

相比较而言，中国禅宗思想同西方非理性思潮都具有鲜明的反对“唯理主义”的特点，但两者的反理性主义却是异质同构的。两者的异质性表现为：中国禅宗的反理性主义思想是来源于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尤其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升华和张扬。一方面，禅宗是站在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的立场上，在主张无捡择、无取舍、无是非的“中道”态度上来反对理性主义的单方面的霸权的；另一方面，禅宗又继承了大乘佛教的“空”论和“中道”思想。例如，中国晋代的僧肇在《不真空论》等哲学著作中所阐述的“非有非无、亦有亦无、有无统一、不落两边、不偏不倚”的佛教“中道”的世界观，是禅宗“中道”思想的直接来源。由于禅宗坚持“中道”——无捡择、无取舍、无是非的处事态度，所以禅宗对理性哲学思想的态度就是：批判它，却不否定和抛弃它。中国禅宗是以“中道”的态度来对待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因此，绝没有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者们，例如德里达、德勒兹那样的过激和偏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是站在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来反对西方文化传统，尤其是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抗、否定、颠覆与砸碎。两者的差别是明显的。

两者的同构性在于：禅与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反对理性主义，虽然在反理性主义方面两者动机不同，目的不同，但是，两者所瞄准的靶心都是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其制定的原则、规范，例如，在反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上，在反对理性的二元对立的原则上，在反对理性主义的语言中心论和逻辑概念上，在提倡直觉认知方式以及对真理的把握方式上，它们的方法与策略却非常相似，可以说在反对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上，禅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殊途而同归，两者的思想观念和运作策略都表现出很多的“家族相似”的同构性。

一、质疑理性逻辑概念的唯一性和合法性

禅宗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性主义“霸权话语”的基本策略都是首先质疑理性主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次，是从根子上挖断理性主义的命脉——理性形而上学哲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的合法性。

现实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鲜活的世界是自然而然地生成和存在着，它看起来可能是杂乱无序的，未必符合理性逻辑的规律和秩序。逻辑是人类思维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是人类智慧对生活现象加以编织的结果。理性主义常常教导我们，怎么样才是合理的，怎么样才是符合规律和原则的。如果原生态的大自然与人的思维方式不符合这些人为制定的规则，就是不合理的，就应该受到贬斥、打压，就要被“纠正”到理性的逻辑轨道上来。“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审判台”（恩格斯语），只有经过理性审查或应允的东西才是合理的存在：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理性和逻辑的就是谬误。这就是理性主义权威性的体现，也是理性主义“权力话语”专横之所在。对于理性主义这种天赋的霸权，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者群起而攻之。海德格尔曾尖锐地质问：“什么是理性？理性之为理性，是在什么地方，通过谁人决定的？理性已经自称哲学之王了吗？”[4]罗兰·巴特指出：“语言既非反革命的，也不是进步的，因为它原本就是法西斯的。”[5]79罗兰·巴特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任何语言具有人们无法抗拒的强制性力量，不管面对着语言的人是谁，不管这个人有没有权力或地位，都必须接受语言存在的事实，同时必须承受由语言存在所造成的一切客观力量，并接力其控制。”[5]79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了西方传统语言通过“同质化”和“政治化”，不仅成为“霸权话语”，而且成为了不可动摇的铁的规范：“将语言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那种科学模式与一种政治的模式联为一体，而正是通过后者，语言自身被同质化、中心化、标准化，形成一种强势的、支配性的语言，一种权力的语言。……对于一个正常的个体来说，形成语法上正确的句子，这就是服从社会法则的先决条件。谁也不可以无视合语法性，而那些无视它的人则归属于特殊的体制。”[3]137著名的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对理性逻辑概念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德里达发现，要彻底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摧毁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要彻底批判和颠覆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则首先要“解构”西方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揭示了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基本特点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