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追溯风暴

报告。

在该产品的奶源信息里，分别有对牧场、奶牛以及牧场地址、饲养方式的介绍。通过信息查询，记者了解到，该产品的奶源来自于丹麦的格灵斯泰兹镇得霍依旺农场，这个农场共饲养了450头奶牛，农场负责人通过现代化的饲养方式饲养奶牛。

而该产品的追溯检验信息则是一份放心乳粉检验报告。此报告的检验单位是欧世蒙牛，监督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此报告中，有产品名称、生产日期、规格型号、生产批次、生产企业、检验依据、报告人、审批人、检验人等信息。除此之外，这份报告还详细地介绍了该产品的检测项目，一共有60项项目检测信息，最后的检验结果为，该产品为合格产品。

此次前往和林格尔蒙牛生产基地，记者意在确保产品追溯信息的可信度和了解该产品在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情况。

在欧世蒙牛办公中心的二楼会议室里，丹麦国籍的蒙牛奶粉事业部生产总监莱福·哈曼介绍，一盒奶粉的生产，首先要经过选取原辅料环节。在原料和辅料入厂时，公司方面会通过采样、检测等方式检查原料是否符合质量要求，之后把相关数据录入系统。之后，当原辅料被生产为奶粉并完成包装后，会进入库房储存7天以便进行全项检测，而检测信息经过出库录入后，产品将投放到市场终端。

为了进一步一探究竟，记者经过消毒并穿着全套隔离服进入了欧世蒙牛奶粉的分装车间。在这个车间内，每一盒印有二维码的奶粉在流水线上经过追溯设备进行系统录入后被装箱并等待入库检验。

记者注意到，追溯码不仅出现在奶粉盒和奶粉罐上，甚至每箱奶粉的外箱上都有一个产品追溯码。

根据欧世蒙牛的质量主管魏忠燕介绍，包装车间与其他车间的生产环节环环相扣，欧世蒙牛每生产完一个产品就通过激光将产品追溯码打到产品包装上。而通过产品追溯码，之前几个生产环节的数据都可以看到。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码查到产品的奶源是哪里来的，产品是在哪天、哪个班生产的以及产品的批次。

随后，记者走出生产车间进入了产品库房。记者看到一箱箱通过检验的奶粉摆放在物流托盘上，蒙牛员工用便携设备把奶粉追溯码和出货信息录入到了追溯系统中。在完成这一流程后，这些可追溯的奶粉将会被发往全国各地。

在蒙牛发力食品安全可溯源体系的同时，白酒厂商们也在谋求通过该体系重塑品牌信心。

五粮液已经推出了针对苹果手机的溯源应用软件。从2009年开始，五粮液在自己生产的20多款总量将近5亿瓶中高端白酒的瓶身内，均置入了可以用于信息查询的RFID标签。通过可溯源查询设备，消费者可以获得包括该款酒品的净含量、生产线、生产日期、物流码等一系列信息。

5月31日，五粮液与上海酒类专卖管理局合作，在上海举办了五粮液及相关酒类产品溯源查询设备的启动仪式。此次，五粮液共准备了5台溯源查询设备，分别放置在上海市酒类专卖管理局、上海市酒类功能服务区 （即上海市酒类检测中心）、麦德龙、大润发及食品一店等5个地方。

经过记者实地走访几家酒水专卖店，记者注意到，在五粮液的两款中高档产品新品五粮液和五粮液1618的酒瓶的瓶盖及包装上，均有RFID电子标签。经过与专卖店店主协商，记者拿到了装载五粮液酒的专用纸箱，记者发现，在箱子上也有可追溯的信息码，并且箱码与瓶码互相关联。

据了解，五粮液的可溯源系统是由其子集团公司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的。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五粮液的可追溯系统已有3次升级换代，并引进了美国3M公司的技术。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大力推进，五粮液的可追溯体系也从以防伪为主逐渐发展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产品质量信息。

从中国食品大型企业纷纷发力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中，可以看到国家和大型食品企业急于摘掉“质量问题大户”的帽子，但完善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绝不是一个能够一蹴而就的小事情。

挑战与机遇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建一个体系是需要成本的，而目前只有少数的大企业有实力建设完善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而如果要建立一个全产业链的电子化追溯系统，则难度更大。

对食品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如茅台、五粮液、蒙牛、完达山等大型公司是有实力支持食品的可追溯体系建设的，但是这毕竟只是行业内的少数，对于整个食品行业而言，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他们可能难以支撑整个可追溯体系的建设。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乳业高级分析师陈连芳认为，让食品领域的小商小贩付出高昂的成本建立一个食品可追溯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记者实地了解获知，如果要建设全产业链的电子化追溯系统，那么企业的原辅料供应商都必须要有一整套的电子化录入的设备和编码设备。当供应商的原料、辅料运送到企业里后，企业也必须有一套设备，将产品进行入库和录入信息。当企业生产完产品后，其产品在进入终端市场前要进行喷码，而这套喷码的设备也必须跟前端设备兼容。等到了出库环节，经销商也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设备，将企业生产的产品做入库记录。而经销商再将货物发放到零售点时，同样，零售点也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追溯设备进行产品的入库和读取。

在蒙牛助理副总裁王艳松看来，这样的体系建设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在他看来，如果真的要做到全产业链的追溯，就得进行全国整个网络的布控，但这样做的难度很大。

但如果一味让大企业承担体系建设，也并不利于食品行业全产业链的信息真正可追溯。

实际上，产品追溯体系在整个产业链上是一环扣一环的。以乳制品为例，它的产业链很长，而且覆盖也很广。蒙牛技术交流中心主任尹艳霞认为，如果仅仅从产品生产企业这个环节上去推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追溯的话，可能还是会存在很多困难，对大型乳企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资金并不是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中唯一的难题，信息标准的不统一是眼下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食品可追溯体系而言，消费者与企业关心的方向可能会有所不同。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产品的原料和辅料来源、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生产日期、产品质量以及检验项目等内容。

王艳松认为，要实现食品可追溯体系的电子化一定得达成一个共识。“有的人说消费者想看到这个内容，又有人说消费者想看到那个内容，但是应该让消费者看到什么才能建立他们的信心呢？”

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信息的可靠性与准确度。可追溯体系是一个信息的集大成者，二维码中有很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是单方面采集的，需要多方配合而最终呈现。对此，陈连芳表达了他的担忧：“这些原始的信息的可靠程度很难保证，可以人为地造假。举例来说，一扫二维码，你可以看见它里面的图片，但是你能确定这个图片是真的吗？”

此外，对目前的很多消费者而言，可追溯系统可能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消费者对食品追溯体系的认知度普遍较低，目前国内可追溯体系的覆盖范围并不广泛。那么如何通过可追溯系统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权益？

面对如此多的难题，或许国外在可追溯体系建设上的经验可以给予我们借鉴。

以中国的近邻日本为例，在食品可追溯系统应用方面，日本不仅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而且其零售终端的大部分超市已经安装了食品可追溯终端，供消费者查询信息使用。在政府的推动下，日本从2001年起在肉牛生产供应体系中全面引入信息可追踪系统，要求肉牛业实施强制性的零售点到农场的可追溯系统，系统允许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输入包装盒上的牛肉身份号码，获取他们所购买牛肉的原始生产信息。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所采取的方式或许更为强硬。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生物性恐怖主义法案》，将食品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提出“实行从农场到餐桌的风险管理”，国家对食品安全实行强制性管理。

对此，冯力更表示：“目前国内的食品可追溯体系与国外的可追溯体系比较重要的差距之一是与法制体系的关系。”冯力举了一个例子，以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为例，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涉及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的生产记录是可以作为法庭证据的，因此对生产记录是有一定要求的，例如不得涂改，必须有责任人签署等。这一切也是受到第三方（HACCP体系认证）监管的，所以不可能随意记录或篡改生产数据。

陈连芳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还要加强立法，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必须加强权限，加大对食品追溯体系造假企业以及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不作为企业的处罚力度。“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必须要作为一个行业准入强制性条件，企业要想进入食品行业，就必须建立这个体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陈连芳说。

对于企业而言，要建立全产业链的电子化的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食品生产企业就必须把追溯环节建立到产业链的上游，甚至是上游的上游，但是食品生产企业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蒙牛奶粉事业部生产副总监王成保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我们现在只能选择和有追溯体系基础的厂家合作。”王成保的希望是，在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下一步，国家能够要求整个产业链上的但凡与食品行业相关联的厂商都要建立这个可追溯体系和相应的淘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