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史稿（节选）

前言

鄂温克（ewenki）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千百年来，以鄂温克（ewenki）自称的人们无一不以自己的民族为自豪、为荣耀，无论他们身处天涯海角，都以坚定的信念固守自己古老的称谓及文化传统。这其中隐含着怎样的奥秘，蕴含着何种力量，值得鄂温克民族的后人潜心探求。

以鄂温克（ewenki）自称的族群分布在中国与俄罗斯两个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中国境内的鄂温克（ewenki）人口总数近三万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市境内；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ewenki（鄂温克）人口总数为三万多人，分布在西至叶尼塞河左岸，东至鄂霍次克海沿岸及萨哈林（库页岛），北至北极圈，南至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地域。俄罗斯学者曾感叹地说：“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区别的最大特征是：少数人口占有如此广阔的地域，世所罕见。”

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鄂温克族群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以怎样的迁徙路径形成了如今的地理大分布？

鄂温克人的起源及其历史大迁徙，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重要历史课题。

近百年来，一些不同国际身份的中外学者对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文化（又称通古斯学）进行了多角度探索，提出了多种学术观点及不同的推论，并以谨慎的态度对鄂温克民族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著名人类学家希罗科戈罗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史禄国）的专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作者在多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中俄两国鄂温克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其著述真实、深刻、厚重，达到了难以企及的水准，堪称一部描述鄂温克民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鄂温克族简史》一书同样不容忽视，它由吕光天先生执笔撰写，为之提供素材的是个专门的调查小组。《简史》的社会影响力不可低估，它代表了20世纪中期有关鄂温克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阅读这一简洁的读本便可发现，它大体上理顺了清代以来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脉络，称得上资料翔实，印证准确，可以说是一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末期，《鄂温克族的起源》的问世，一举打破了鄂温克民族起源问题上的僵局，将鄂温克民族历史研究推向新高度。《起源》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是乌云达赉先生的扛鼎之作，它凝聚了这位历史地理学家在古地名考证、北方民族语言比较研究，以及鄂温克古老氏族溯源等项专业的学科优势，以印证鄂温克民族的古老传说为研究基准，为修复鄂温克民族断裂的历史记忆，把握其早期历史脉络，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独特的创见，在这一特定的学科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依据乌云达赉先生的考证，鄂温克民族起源于兴凯湖及乌苏里江流域，这一推论与鄂温克族群内部流传已久的古老传说相吻合。而认定鄂温克民族为古沃沮人的后裔，应该说，是这位历史地理学家的一大发现，它匡正了以往的学术偏差与谬误。至于破解渤海国开国君王大祚荣的族属及氏族脉络，其意义远远超出一般历史研究的领域。尤其应该谈到的是，这位学者所勾勒的鄂温克民族历史大迁徙的路径，开启了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闸门。（本文有删节）

鄂温克民族起源的传说

千百年来，鄂温克民族以口传方式记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通常由萨满或擅长讲述故事的老年人担当。由于鄂温克族群历史命运的跌宕起伏，特别是历经多次民族大迁徙，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得以流传的有关民族起源的传说屈指可数，因而弥足珍贵。

鄂温克人信奉和传承先祖的音讯，以此凝聚民族的认同感。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访问了鄂温克人居住的地区，采集到一则有关鄂温克民族起源的传说：

传说，有一个很大的湖，叫“拉玛”（laamu）湖。八条大河流入这个湖里，湖里长着许多美丽的水草，水上漂着许多荷花。站在湖边望去，离太阳好像很近，太阳就像从湖边升起来。那里气候温暖，但一过湖就冷了。湖的周围山很高，鄂温克人的祖先都是从“拉玛”湖的高山上起源的。①

有关“拉玛湖”的传说流传在敖鲁古雅河畔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中间，那里是这一传说的第一采集地。之后得到证实，生活在雅鲁河畔的鄂温克人中也流传着与此相似的传说。②由此可见，这则有关鄂温克民族起源的传说从古至今得以传承，其中蕴含着极为珍贵的远古信息，对鄂温克人而言，传说的内容是真实可信、不可遗忘的。

还有一则传说同样重要，它是由萨满世家的后人讲述的：

在很早的时候，鄂温克人就开始迁徙了。

据老人们讲，我们的祖先是朝着好几个方向迁徙的，其中的一部分是沿着海边往北走的。沿着海边往北走的这些人，一边走，一边打貂。后来，他们一直走到了大陆的尽头，不能再往北走了，再走下去就要往西拐了。这个地方有三角形的海岸，海岸像箭头似的朝前伸出去，鄂温克人称它“纽热”（niure）。而海水围过来，就像一把弓，鄂温克人称它“白令希敦”（behring xiden），这个地方就是白令（Behring）海峡。

当时，好几个氏族一同迁徙。走到这儿，人们开始犹豫了，是顺着海岸往西拐呢，还是掉过头来往回走。这时候，萨满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儿，白胡子老头儿对他说，这可是像弓箭一样的海岸呀，从这里渡海就像射出去的箭，一下子就能到对岸。对岸可是一个好地方呀，那个地方的名字叫“阿拉希加”（alaxijia，鄂温克语“等待你”的意思。这里是指美国的阿拉斯加Alaska）。

一连几天，萨满都做了这同一个梦。萨满请大家共同商量这件事，因为有人愿意渡海，有人却想往回走。鄂温克人并不怕海水，他们会游泳，也会造大船，能渡海。过去，鄂温克人用扎大木排的方法横渡过宽宽的海峡。

最后，萨满拿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往回走的人，晚上头朝回去的方向睡；想渡海的人，头朝大海的方向睡。”第二天早上，萨满一看，人们真的分两个方向睡了，这促使他下了决心，要领着朝大海方向睡的人渡海。临行前，萨满说：“现在就让我们分手吧，以后我们会离得很远，我们的后代怎样彼此相认呢？要记住，大拇指上戴箭环的人，就是我们鄂温克人。”这样，他们就分手了。

渡海的鄂温克人用圆木扎大木排，用桦皮桶盛淡水，他们准备好了食物，就往海峡的对岸渡过去了。

多少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渡海那部分鄂温克人的消息。往回走的鄂温克人，记住了那海峡的对岸叫“阿拉希加”，鄂温克语的意思是“等待你”。③

这则“渡海传说”发生的年代已无从考证。毫无疑问，这是鄂温克民族的远祖无数次迁徙中的一次，但它所提示的信息极为重要：这次迁徙的起始地位于濒海一带的山区，可以确认，那里是鄂温克民族先祖的世居之地。如传说所言，鄂温克族的先人是生活在濒临大海山区中的游猎族群。

在口口相传的古老音讯中，一位老萨满的祭祖之辞有幸得以存留，被学者们视为瑰宝，收入专业著述中反复引用，以致出现误读和转译中的偏差。近年来，这则珍贵的“萨满祭祖之辞”被准确地翻译解读：

我们是从siwoo-hat之阴

顺着silkir而下的

我们在silkir有根基

siwoo-hat有家园

阿穆尔有营地

萨哈莲有分支④

历史地理学家乌云达赉对“萨满祭祖之辞”的鄂温克语原文重新译释，其中两个关键词汇的破译，使“萨满祭祖之辞”以清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则传说中鄂温克语称谓的siwoo-hat，是指乌苏里江与日本海之间的锡霍特山脉，而silkir并非是指黑龙江源头的石勒喀河，原本之意应为水体混浊的乌苏里江。⑤如此这般的译释，令人茅塞顿开。

遵循古老的音讯，鄂温克族先人在昭示后人：“我们在乌苏里江（畔）有根基，在锡霍特（山脉）有家园……”

在此精心选择的三则古老传说，相互关联，不可多得，无比珍贵。尤其在“拉玛湖”的传说中，清楚地交代了拉玛湖的地理特征及周边环境，明确指出：“鄂温克人的祖先都是从‘拉玛’湖的高山上起源的”，其确切性毋庸置疑。那么，“拉玛湖”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哪里？其地理位置与传说中所述内容是否吻合、能否相互印证？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课题。

注释：

①《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②何秀芝女士对这一传说记忆犹新，她出生在萨满世家，属于生活在雅鲁河畔的鄂温克族支系。

③刊载于《鄂温克族研究》2004年第1期，何秀芝讲述，乌热尔图录音整理。

④原文见《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4页；最新诠释译文引自乌云达赉著《鄂温克族的起源》第9页；另载《鄂温克研究》2003年1期，哈赫尔整理。

⑤乌云达赉著《鄂温克族的起源》第9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两种猜想

从历史研究角度讲，在鄂温克民族起源问题上，有两位学者先后提出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其一是由吕光天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鄂温克民族起源于贝加尔湖周边地区之说（简称“贝加尔湖说”）；另一推论是乌云达赉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鄂温克民族起源于兴凯湖地区及乌苏里江流域之说（简称“兴凯湖说”）。这两种学说有一共同点，就是将鄂温克族的起源地与一个大湖紧密地联系起来。两者都以鄂温克民族古老传说为推论的依据，展开自己的想象与判断。

吕光天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勤勉，令人敬重。他在文献考证与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历史推论，其研究成果在1963年刊印的《鄂温克族简史简志合编》中有所表述。这是有关鄂温克民族起源的第一个猜想。之后不久，作者在《鄂温克族简史》①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见解。《鄂温克族简史》的出版，在鄂温克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是一件大事，吕光天提出的历史猜想因而成为较正式的文本，被鄂温克族知识阶层所接受。这对开拓鄂温克民族的视野，启发其心智，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依照吕光天的个人推断，“鄂温克族的祖先大体分布于贝加尔湖周围和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即铜石器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祖先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这就是“贝加尔湖说”的主要观点。他确立这一见解的主要参考文献为俄文的《西伯利亚民族志》《西伯利亚古代文化史》等书籍。那一段时期可供参阅的考古发现资料，还有古代贝加尔湖沿岸居民的服饰、头盖骨、以及其它装饰物等，这些考古资料为这位历史研究者萌生和确立自己的见解，起到了辅助作用。毫无疑问，使他确立历史推断的基本依据，主要是流传在敖鲁古雅河畔鄂温克人中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吕光天率先对这一传说引证、分析，将其列为鄂温克民族起源的佐证。他认为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隐含重要的历史信息，进而断定传说中的“拉玛湖”就是贝加尔湖。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推断，从现实角度看，传说中的鄂温克人起源地与西伯利亚地区鄂温克人当下的地理分布相吻合。虽说这一观点使人感到缺乏进一步的印证和深入的分析，带着某种直觉判断的冲动（如果深入地比较，将会发现在原始材料的引用上存在误读），但表现出的寻求历史真实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

同样是这个“拉玛湖”的神话传说，另一位学者却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以长期积累的语言学优势和古地名学方面的学识，并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辅之以文献考证，断定所谓“拉玛湖”神话传说中的大湖，应该是位于乌苏里江源头的兴凯湖。以其历史见解及其论述，兴凯湖周边地区及乌苏里江流域，才是鄂温克族的起源地。

提出这一学说的是鄂温克族学者乌云达赉先生，其代表作为《鄂温克族的起源》。②

凡涉及严肃的学术问题，作者本人的族别没有特别的意义，惟有作者的学识、见地、视野，才是使人辨识真伪、启迪心智、把握历史真实的根本。乌云达赉以交叉的学术视角切入历史，凭借其语言学修养和多年积累的古地名考证的实践经验，破译古地名中北方河流的原意，审定其方位，梳理古籍中被人们忽略、误读的信息，谨慎地阐释自己独到的发现。他令人信服地将处于不同时空方位的“鄂温克”（ewenki）──“索伦”（sologu-ni）──“乌素固”（usulygu）──“弘吉剌”（onkir、honkir）──“安居”（ewenki）──“沃沮”（olgi）等古老称谓，由僵死的符号，变为可释读的历史事件，理顺了大致的发展脉络，并用可连接的直线勾画出一棵生命之树。他将这棵生命之树的根须，认定在公元前28年（西汉河平元年），生活在乌苏里江上、中游流域的“沃沮”人那里。这是一个独到的历史判断。这位学者的历史发现远不止这些。乌云达赉还成功地勾勒出“沃沮”“安居”人的迁徙路径，认为他们的迁徙运动“是通过横贯亚洲北部的天然历史通道进行的。这条天然历史通道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安居故地（锡霍特山脉南段和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等流域）通过长白山北麓通道，到达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第二段，从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通过洮儿河、哈拉哈河通道进入呼伦贝尔；第三段，横渡贝加尔湖，顺安加拉──叶尼塞河通道西达叶尼塞河中、下游流域，一部分人到了鄂毕河下游东岸，北抵北极地区；第四段通道，在贝加尔湖西岸分岔，顺勒拿河而下，至阿尔丹河口又分岔，一路东达鄂霍次克海岸，另一路抵北冰洋岸边。安居人顺着这几条大通道，将自己起源地、发祥地的文明传播到了整个亚洲北部。”③

这是有关鄂温克民族起源地的第二个猜想。这一猜想将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朝前推进一大步，有记载的可考证史已达公元前二世纪，并将其起源地纳入满──通古斯语形成的文化地理区域。这一点，恰好与语言学家认定的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与满语为近源的状况相吻合，因而也在地缘关系上成为入情入理的文化巧合。

简括起来说，上述两个学说或者称其为两种猜想，对逐步增进历史意识的鄂温克民族来讲，无疑是在历史文化领域中的一大拓展，为后来者提供了辨识真伪的基础，构建了历史框架的崭新平台。

注释：

①《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吕光天执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乌云达赉著《鄂温克族的起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③《鄂温克族的起源》第26页。

两湖之辨

鄂温克语称大湖为“laamu”（汉译为“拉玛”），这是鄂温克族的古语，意为“大水”，特指规模宏大的湖泊。在传说中，“拉玛”湖非同一般，“鄂温克人的祖先都是从‘拉玛’湖的高山上起源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圣言古训，其中的玄奥和神秘有待破解。

“拉玛湖”的具体地理方位在何处？至今难以有人作答。在这一问题上，整个族群的集体记忆出现了断裂和缺失。因此，考证和推断“拉玛湖”的地理方位，成为鄂温克民族起源研究的首要问题。

吕光天的“贝加尔湖说”，认定贝加尔湖及其周边地区是鄂温克族的起源地；而乌云达赉的“兴凯湖说”恰恰与其相反，认为远在日出方向的兴凯湖及乌苏里江流域，才是鄂温克族先人的居住地。孰是孰非，谁的推断与古老的传说相吻合，谁的猜想更接近历史真实，这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

好在，在那古老的传说中对“拉玛湖”的环境与特征有所描述，称有“八条大河流入这个湖里，湖里长着许多美丽的水草，水上漂着许多荷花。站在湖边望去，离太阳好像很近，太阳就像从湖边升起来。那里气候温暖，但一过湖就冷了。”这里给出的地理特征和气候条件比较具体，那么贝加尔湖与兴凯湖相比，哪一个更符合其条件呢？

先看看贝加尔湖。贝加尔湖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是由地壳的深裂谷形成的构造地带。贝加尔湖是一个新月形湖泊，南北长600多公里，东西宽25～80公里，共有大大小小336条河流入该湖，而湖水只有通过一条安加拉河泄出。贝加尔湖有5个月的封冻期，冬季气温平均零下38摄氏度。贝加尔湖总面积3.15万平方公里，蓄水量2.3万立方米，是世界上第七大湖泊和世界上最深的湖泊。

贝加尔湖的动植物种类和数量繁多，在不同深度共有1200多种动物，在水面或接近水面有约600种植物，鱼类大约有50种，其中的秋白鲑味道最为鲜美，而大马哈鱼的捕获量很大。贝加尔湖为候鸟的繁殖地，有鸟类320多种。

贝加尔湖水清冽，矿物质和盐分含量很少，水深40米处清晰可见，水质上乘，可供人类直接饮用。贝加尔湖特产的端足类虾每天可把湖面以下50米深的湖水过滤七八次，所以湖水相当“纯净”。

值得提及的是，贝加尔湖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数淡水海豹了。贝加尔湖海豹为何来此定居，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个谜。

兴凯湖与贝加尔湖在地理环境上有很大不同。兴凯湖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是中俄界湖，该湖北部三分之一面积属中国，南属俄罗斯。兴凯湖是由火山爆发地壳下陷形成的天然湖泊，海拔69米，东西宽60公里，南北垂直纵距140公里，平均湖深7米，最大湖深10米，岸线长度90公里，总面积4880平方公里。

兴凯湖周边有大面积的湿地沼泽，湖北部是湖积低地，地势低平，形成大面积三、四类沼泽。以芦苇、小叶樟群落为主的湿地植被类型，与湖岗上的赤松、兴安松等珍贵树种为主的森林植被类型，构成野生林──沼泽生态系统。兴凯湖地区年降雨量达600～700毫米，年均气温3摄氏度。这里地处鸟类南北迁徙的咽喉地带，每年春秋两季成千上万只鸟在此歇息、觅食，鸟的种类达180多种，也是珍稀的丹顶鹤繁殖地。

兴凯湖略呈椭圆形，共有九条河流注入，湖水从东北方溢出，流入乌苏里江。兴凯湖的特点是，在春季解冻期湖水浊度较大，正常状况湖水透明度为20厘米，溢出的湖水无疑直接影响乌苏里江水质。

应当指出的是，在兴凯湖莲花河畔生长着大量的野生荷花，这些在北国疆域难得一见的荷花成为标志性植物。兴凯湖的日出，也称得上是一大奇观，兴凯湖日出的神秘、瑰丽、雄壮，令人终生难忘。

将贝加尔湖与兴凯湖进行直观比较，无疑会发现贝加尔湖地区气候寒冷，流入该湖的河流多达数百条，与传说中“大湖”的地理特征与气候条件明显不符。而兴凯湖周边环境则与传说中的“大湖”十分相像。乌云达赉发挥其地理学科上的优势，从环境特征角度对传说中的laamu也就是兴凯湖进一步确认：“……确确实实，在兴凯湖里长有各种美丽的水草，盛开的荷花、睡莲漂在水上，有一种睡莲叶子特别大，其直径约两米。兴凯湖地方的冬天，南岸暖，有的年份无积雪；北岸冷，有积雪，有些年份还很厚，所以一过湖就很冷了……‘laamu的周围有很多大山’，‘有大小八条河流入’，这也符合兴凯湖地方的地理情况。兴凯湖周围确有许多大山，如北有完达山脉，东为锡霍特山脉，西岸是霍罗尔山，其南有锡霍特山脉余脉西尼山与霍罗尔山脉相接。兴凯湖有大小十三条河汇入，其中的五条属季节性河流和沼泽径流。按古代人的地理知识，按沃沮──通古斯人的地理概念和习惯，季节河（olgun，意为‘干滩’）、没有源头的河道（称elgen）和沼泽径流（setke）不算河，有源有流的才是河，所以说有大小八条河流入laamu，这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神话所说laamu的主要地理特点，在兴凯湖的地理景观中得到了印证。”①

如此看来，鄂温克族民间传说中的“大湖”原本所指应该是兴凯湖，或者说，兴凯湖的地理环境特征与传说中的大湖（laamu）更为相符。

注释：

①《鄂温克族的起源》第90页。

鄂温克民族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贝加尔湖说”的学术观点值得认真推敲，史学家并非仅仅依据神话传说构建自己的推论，当时所能利用的考古发掘资料同样成为其立论根据。吕光天从考古人类学的视角给出一个思路：“从铜石并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居民的服装和鄂温克人服装的附属品━━围裙样式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到现代鄂温克人和铜石器并用时代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居民在族源上的直接亲属关系。”①毫无疑问，在其相关研究中，吕光天借助了俄罗斯人类学家有关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使用了当时所能发现的考古资料，并以现实为思考历史问题的依托。这一依托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迄今散居在贝加尔湖周边地区乃至西伯利亚全境的鄂温克族群，这一族群是西伯利亚的原住民。这是十分直观的现实存在，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民族是西伯利亚的原初居民，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贝加尔湖说”是否可以说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没有异议了呢？

研究中国东北史的干志耿、孙秀仁两位学者，早已注意到在鄂温克民族起源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并在其合著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中对这一假说给予关注：“有人主张鄂温克等族最初起源于贝加尔湖附近。其根据之一为Г·罗金斯和F·台贝斯认为通古斯族和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地方的土著居民在体质类型上有一致性；二为据安加拉河和勒拿河岸考古调查，在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约当三千五百至四千年前，在贝加尔湖岸居住的亦为狩猎民或渔猎民。他们在一些重要的特征方面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俄国学者、旅行家对这里原住民的通古斯族所观察到的东西相近，或者说‘持有酷似的文化’”。②干志耿、孙秀仁并不认同这种推断，同时在书中引述了俄罗斯学者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的人类学家М·列宾已对罗金斯的假说持批评态度：“贝加尔湖地方的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人类，同现代通古斯族之间在人类学类型上不存在一致性。”“贝加尔地方格拉斯克沃斯遗迹的发掘搞清楚了的衣服式样，不只是通古斯族的特征，在其他民族集团中也能看到”。列宾同时指出，沿着贝加尔湖地方的新石器文化不是通古斯族的，而是古亚细亚人的。③干志耿、孙秀仁大体上赞同列宾的学术观点，借用俄罗斯人类学家的观点批驳了“贝加尔湖说”。干志耿、孙秀仁认为：“通古斯人起源于贝加尔湖地方说，在人类学、考古学上也还难于定论。同时，通古斯人起源于贝加尔湖地方说，既与丁令早期分布在贝加尔湖一带的记载相悖，也与我国文献记载东北各族分布状况不符。据记载，满族及其先世早就居住在松花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其西为秽貊，其北为拓跋及室韦系诸部，属蒙古语族。很难想象，通古斯人会越过蒙古语族的诸多群团而北迁到贝加尔湖一带。大致可以肯定，松花江和黑龙江是通古斯语族的故乡也即是满族的故乡。在数千年前，通古斯诸群团就分布在松花江──呼兰河──精奇里江一线以东地区。考古文化证明，这一地区有些基本相似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此，通古斯人不大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以后从贝加尔湖或黄、淮流域迁徙而来。当然在旧石器时代又当别论了。”④这段重要的论述，在鄂温克族的起源问题上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看来，“贝加尔湖说”与史籍中记载的丁令族群早期地理分布相冲突，干志耿、孙秀仁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称：在冒顿单于时期，“北服浑庾、屈射、丁零”。匈奴单于封卫律为丁灵王。另据《汉书·苏武传》记载：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武出使匈奴，被扣留。“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在此，早期居住在贝加尔湖周边地区丁令的族系，是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其实，丁令的族系及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大致上是清晰的。蒙古史专家亦邻真认定：“汉代的坚昆、丁令是突厥语族部落，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争论。”⑤按照《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第二册）的标注范围，早在秦时期（公元前221～前207年）丁令已经在那一带活动，这就说明史学家已经认定丁令族群落脚在贝加尔湖地区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对此，乌云达赉的观点十分肯定：“迟至唐初，大致说来，额尔古纳河、呼伦湖、贝尔湖、达里诺尔湖一线以西，为突厥语族地理区，属匈奴──突厥文化地理区；从文化覆盖层次上说，在匈奴文化层的上面又覆盖了突厥文化层。”随之，这位严谨的历史地理学家进一步强调：“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说通古斯语、属通古斯文化的鄂温克族竟然会来源于突厥语、突厥文化地理区。”⑥

可以肯定地说，乌云达赉的观点与干志耿、孙秀仁的学术见解相一致，也与我国文献记载的东北各族分布状况相吻合。

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研究鄂温克民族的传统服饰，产生了种种联想，其中的见解不尽相同。早在20世纪初，对俄罗斯与中国境内鄂温克民族深入研究的人类学家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在其有关鄂温克族群的论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有自己的发现，他观察到：“通古斯人的服装是不适宜西伯利亚气候的，著名的通古斯的敞口外衣，不像其他古亚细亚民族服装那样能够御寒。直到最近所有通古斯人，不论男女都穿着一种遮盖胸下部和腹部的兜肚。这种兜肚今天仍为汉族，特别是华南儿童以及有些成人所穿用，有时孩子们赤身露体，只戴一个兜肚。可是这种兜肚在西伯利亚的气候条件下是不足以保护身体的。”这里表现出人类学家细致入微的眼力，观察者从西伯利亚鄂温克人的传统服装进而思考对寒带气候的适应问题，直至联想到这一族群的历史变迁：“原通古斯人本来是一个被海洋封锁了出路的大陆民族。通古斯人在某个时代，被迫离开他们的地域，他们没有从海路去朝鲜和日本，而是不得不经过由某个或某些异民族集团居住的蒙古高原和海岸之间狭窄的通道迁移。”⑦希罗科戈罗夫认为：西伯利亚地区不是鄂温克族的起源地，而是他们祖先的早期迁徙地，鄂温克族群是从远比西伯利亚气候温暖得多的滨海地区迁徙而来。这样的推论较为合理，也与鄂温克族的古老传说相吻合。无疑，这位学者的见解是构建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对比之上的。

中国境内鄂温克人的传统服饰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资料呢？

鄂温克族萨满的服饰最为古老，它传承着古老的部族代码。由萨满传承的远古信息是以饰物和具象符号表达的。例如，雅鲁河流域萨满服的胸襟上镶嵌365枚小海贝。小海贝构成精美的图案，给后人带来多重联想：一是鄂温克族先人曾把小海贝视为贵重之物，佩戴在胸前以炫耀财富；二是小海贝为集体记忆的标志物，表明鄂温克族先人原居住地为濒海地区。萨满服上还隐含着更为重要的信息，一些神秘的符号绢绣在服饰后背，上面的符号有：日、月、星辰、彩虹、山体、缀满饰物的树木、手持神鼓的萨满、翘着尾巴的老虎，由此构成一幅人兽共处的神奇画面。在这象征性场景中，最具地域标识作用的当属那只老虎，它侧身于萨满身旁，标示着人与虎同生共处的地域关系。这就是说，鄂温克族先人的原居住地也是中国东北虎、西伯利亚虎的栖息地。谈及西伯利亚虎的栖息地，自然使人想到乌苏里江两岸的森林，在那片深山莽林中常有西伯利亚虎的身影出没。⑧萨满服下摆上的图饰同样不容忽视，那是由一枚枚连枝的荷花绢绣而成。在此，荷花的功用不仅仅在于装饰，也成为地域性标识。在日出的东方，惟有兴凯湖畔的沼泽溪流中长满野生荷花。

总而言之，鄂温克族古老的传说以及传统文化中所传承的信息，与希罗科戈罗夫的推断大体吻合，与乌云达赉的研究相契合，与干志耿、孙秀仁的历史判断相一致，这就是：“不论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均能证明我国松花江、黑龙江以东广大地区早就是通古斯人最主要的一支满族的故乡，也是通古斯人赫哲、鄂温克的故乡。”⑨

注释：

①《鄂温克族简史》第5页。

②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7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③M·列宾著《远东民族学与民族起源》，转引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72页。

④《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73页。

⑤《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55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⑥乌云达赉著《鄂温克族的起源》第3页。

⑦史禄国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第222页，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⑧（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著《在乌苏里江的莽林中》，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

⑨《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73页。

解读始祖神话传说

世上还没有人的那时候，有个留辫子的鄂温克人，在一条大河附近的山里发现了一个大湖（laa mu）。从这个大湖的岸边望去，离太阳似乎很近，太阳好像从对岸升起。这里冬天很暖，但是一过大湖就很冷了。大湖里长有许多好看的水草，水面上漂着荷花。这个大湖，有大小八条河流入。在大湖的日出方向有个河口，河口水深，里面住着一条从天而降的大蛇。大蛇，身长十五庹，头上长着两只犄角。这条大蛇，是鄂温克人的始祖神，也是萨满的主神，只跟萨满通话，不跟人说话。在这个大湖周围有很多大山，山上的树木不怎么多。山顶上有个大洞，洞口冒出大雾，雾大雨就大。世人最初在这一带生成，这里是鄂温克人的起源地，也是萨满教主神（sewenki）即始祖女神的发源地。

这是萨满教口头经典中的一则始祖神话传说，在鄂温克人中代代相传，流传至今。这个神话传说有两三个变体，其中在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中流传的比较完整。人们将其奉为先祖之音，记住了其内容大意，但无法破解其深层含义。

20世纪90年代，乌云达赉重新将这则神话传说翻译、整理，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作以诠释。这位鄂温克族历史地理学家，对先祖的音讯有独特的感悟和理解。

在日出的东方，在沃沮──通古斯语支地理区内，可称得上laamu（意为“大湖”）的湖泊，惟有兴凯湖。赫哲族奇楞部落在20世纪50年代初仍自称索伦，分布在乌苏里江畔的支系yukegir氏族自称从前曾在兴凯湖地区居住过，现在也常去兴凯湖地区狩猎，他们至今称兴凯湖为laamu。可见古老神话中的laamu与兴凯湖的沃沮──通古斯语名称laamu互为印证，验证了laamu说的就是兴凯湖。

神话称，“laamu里长有许多好看的草，水上漂着荷花”“这里，冬天很暖，但是一过laamu就很冷了。”确实，在兴凯湖里长有各种水草，盛开的荷花、睡莲漂在水上，有一种睡莲叶子特别大，其直径约两米。兴凯湖地方的冬天，南岸暖，有的年份无积雪；北岸冷，有积雪，有些年份还很厚，所以一过湖就很冷了。神话所称“laamu的周围有很多大山”，“有大小八条河流入”，这也符合兴凯湖地方的地理情况。兴凯湖，周围确有许多大山，有大小十三条汇入，其中的五条属季节性河流和沼泽径流，所以说有大小八条河流入laamu，这是合乎情理的。神话所称“山上有个大洞，从洞口冒出大雾”，似乎是指苏昌山顶洞。在一个古老的原始神话中，对兴凯湖即laamu的描述如此接近地理真实，不禁令人赞叹不已。

laamu是“留辫子的鄂温克人”发现的，表明这个鄂温克人不是laamu即兴凯湖当地生人，而是从外地来的。鄂温克传萨满教始祖女神“大蛇”，是在laamu即兴凯湖日出方向的河口“从天而降”的，说明她也不是本地人。由于黑龙江流域迄今尚未发现猿人化石，所以有理由说安图──勒富原始人的始祖可能来自别的地方。他们从何而来？他和她很有可能是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地区通过那条天然通道向东走去，在辽东湾北岸留下遗迹，来到布尔哈通河和兴凯湖、勒富河地方的。

这则神话，还揭示了所说大蛇和留辫子的鄂温克人婚媾生育的谜底。比如说，清初之时赫哲仍保留按男子剃发与否来区分氏族部落的遗俗，叫作剃发（剃顶发的）赫哲和不剃发（留辫子的）赫哲。赫哲和鄂温克同是沃沮──通古斯语支部落民族。可以推知，早在母权制时代，鄂温克也分剃顶发的鄂温克和留辫子的鄂温克，作为实行氏族外婚制的外部标志。现在，谜底已经揭开。“大蛇”是以蛇为图腾的、男子剃发母系氏族的女子，“留辫子的鄂温克人”是男子不剃发母系氏族的男子。他们遵守氏族外婚媾的氏族习惯法，生儿育女；儿女又生儿女，一代又一代繁衍下来。这样，“世上还没有人”的布尔哈通河、绥芬河、苏昌河等流域及兴凯湖集水地域，成为“人类形成的地方”，成为“鄂温克人起源的地方”。氏族外群婚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母权制早期阶段的婚媾习俗。在此，这个神话的核心部分，得到了安图人类牙齿化石和勒富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迹等考古发现的验证。神话中的一男一女，都不是本地人。从在安图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牙齿化石这个线索来看，他们是通过天然通道向东迁徙而来的，女子（“大蛇”始祖女神）是从天上飞来的，男子是从地上走来的，相会于勒富河地方。

那位女子很像是以蛇为图腾的母系氏族的首领。她因劳苦功高，而被氏族成员们所爱戴。在她身后，人们怀念她，纪念她，以为不是凡人，而是从天而降的女神。人们崇拜她如同崇拜仙女，以蛇或蛇皮为偶像来祭祀她，奉为始祖女神，萨满教便开始萌芽。这个始祖女神，“只跟萨满通话”，因为萨满是主祭巫者，沟通神旨和民意，而被视为半人半神，萨满教遂开始形成。从神话来说，萨满教在母权制早期阶段已经产生，其年代与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安图──勒富原始人相当。所以说，萨满教文化的源头在兴凯湖南岸的勒富湖、勒富河地方，安图──勒富原始人就是这个文化的创始者。①

注释：

①对这一神话传说的解读，显示了乌云达赉的智慧和学识。本章节对原文未做改动， 引自《鄂温克族的起源》第89—91页。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