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育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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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教诲不仅深深影响了梁思礼，还影响着他的哥哥姐姐们。

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与其家教密不可分

2016年4月14日，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唁电表示哀悼，称其“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

他“钟情于航天事业”，正是受父亲、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工业救国，技术救国”思想的影响。“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梁启超留给子女的家书中如是说。

被父亲昵称为“老白鼻”（英文“baby”的音译）的梁思礼，将一套精装版《饮冰室合集》摆置在书架上，并把父亲的一句“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铭记终身。

梁启超的教诲不仅深深影响了梁思礼，还影响着他的哥哥姐姐们。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与其家教密不可分。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中曾推荐梁家。

挥笔写就《少年中国说》的梁任公饮冰室里，“牛娃”如何养成？

想当“牛爸”，写信育儿是必胜招

从1898年开始，到1928年逝世前3个月为止，梁启超坚持写了30年家书。其中，除了不到10封是写给原配夫人李蕙仙的，其余近400封，都是写给他的孩子们的。

以1916年为时间节点，把这些家书分类会发现，在此之前，梁氏家书中有大量内容涉及政治，而1916年之后，他则把相当大的心力放在了子女教育上，在治学、读书、生活、婚姻等方面温柔、啰嗦、事无巨细地与孩子们沟通。

在信中，他建议彼时在美国学建筑的大儿子梁思成四处游历，去瑞士“看些天然美”、入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彻底研究了解”，再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这次欧洲之行奠定了后来成为建筑大师的梁思成的事业基础。

他的二儿子梁思永，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当梁思永在哈佛大学读考古人类学时，梁启超为了给他谋一个“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的“实习机会”，主动致信李济之（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斯温哈丁（瑞典考古学家）等考古大家求“传帮带”。

他在信里花式“晒娃”，调侃儿时的“老白鼻”拉着他唱“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背到第三句就躺下，背到第四句就去抱一本书当琴弹。

被他在信里嫌弃“好啰嗦”，“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的三儿子梁思忠求学美国弗吉尼亚和西点军校期间，一度想中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他一方面表示理解：“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另一方面却又剖析局势，说“但现在殊不必牺牲光阴，太勉强去干”，最后成功劝阻了梁思忠。

梁启超的“书信体”育儿法成效颇丰：在他的身后，9个子女个个成才。除了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一门三院士”之外，其他的梁氏子女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也均有建树。

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三子梁思忠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三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投身抗战。

晚年梁思礼回忆起父亲，曾说“我们9个兄弟姐妹中，7个出国求学或工作，但都相继归国，这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梁启超在给儿女们的信里，曾这样写道：“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但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环境下，你们在“美国再蹲两三年，也并非不是爱国的”，若能成功也是“发挥本国光荣，便是替祖国尽无上义务”。

不做“狼爸”，尊重子女治学线路

翻阅“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的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书信，会发现他把子女的求学、求职看得很重要。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等几个大孩子从报考专业，到在校学习，直至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他都刷足了“存在感”。

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生前回忆起祖父时说，“我少年时读过多少祖父的文章？说来惭愧，因为那里面尽是政论、学术和对青年的训谕，又多是文言，我读不懂，也不爱读，甚至有点‘逆反心理’。”

但之于他的父亲和叔伯姑姑，祖父却是“青年的人格模范”。

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给梁思庄（二女儿）的信中写道：“你今年还是普通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兄弟姐妹，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

他晓之以理：“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时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

他动之以情：“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的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

但梁思庄始终对生物学提不起兴趣，她把苦恼告诉了大哥梁思成。收到“线报”的梁启超马上致信女儿，表明立场“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

得到“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应该自己体察做主”回复的梁思庄后来考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学专家。

尽管充分尊重了子女的“治学”线路，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浓重的“家国情怀”。

梁思永主攻考古，跟父亲看到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后，颇不“服气”有关。他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拒当“虎爸”，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把“知者不惑”当成纲领，提挈他的育儿经。他认为要养成自我的判断力，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他一方面告诉孩子们“学业内容之充实，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但他又反对做学问“太求猛进”。

梁思庄初到加拿大时，在一次中学考试中得了班级第16名，自尊心受到打击。父亲写信鼓励：“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真亏了你。”

在另一封给梁思庄的信中，他还提及“教训”梁思成要“优游涵饮，使得自之”。按照《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的理解，梁启超主张做学问要讲一点“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探求的精神和勇气。

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

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治学如此，立业亦是如此。

1928年4月26日，他在写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信里说，“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须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但）“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的苦痛，倒不值得。”

趣味爹爹留下的遗产

享年91岁的梁思礼，除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和“梁启超最小儿子”的显赫声名和家世，还是一个活在“趣味”里的老人。

喜欢听古典乐，爱看姚明打球，关注AlphaGo，还操心太空垃圾和暗物质的梁思礼将“趣味主义”同“爱国”并列，作为父亲留给自己的珍贵遗产妥善收藏。

尽管五岁丧父，但从梁思礼身上依然能看到梁启超无处不在的影响。他常听家人提起父亲的教诲：“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致信梁思成，希望他“趁毕业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分”。梁任公担心儿子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他甚至“现身说法”：“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位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他希望梁思成能“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醉心于古建楼阁的梁思成“参采”到了多少父亲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不得而知，倒是梁任公最爱的“老白鼻”把人生活满了“趣味”。在干校劳动当“猪倌”，他和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合影留念;掉进施工井里，他开玩笑说自己“深入基层”;他还爱在QQ上和网友下象棋。

而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怀抱“老白鼻”的梁启超在给海外的子女们写信：“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特约撰稿林诗瑭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