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云居寺辽塔石经幢散乐图像的考察

2022-04-11 09:37:11 | 浏览次数：

[摘要]本文主要对北京云居寺遗存的辽塔散乐图像进行探究，结合同时期宣化辽墓壁画以及遗存的其他图像做对比研究，重点对“琵琶”和“三弦”在契丹—辽时期的发展情况进行探微，以及对其历史发展脉络进行简单梳理，从而看出契丹—辽对我国音乐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契丹—辽；散乐；云居寺；琵琶；三弦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8）03-0122-07

契丹—辽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公元907年由耶律阿保机建立。就国号而言，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时，国号为“大契丹”。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在其建立的两个多世纪里，国号在“大辽”“大契丹”间更迭达十八次之多。1125年契丹—辽被金所灭，1218年西辽被蒙古所灭，自此契丹—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大辽”曾单指“燕云十六州”，而同时期的契丹松漠旧地仍称“大契丹”，虽然其国号经过多次更迭，但“大契丹”“大辽”为其主要称呼，元代编撰《辽史》后才陆续称其为“辽”。

契丹-辽时期，散乐就已在北方流行，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现存的辽塔（石塔、石经幢）束腰部分的乐舞伎乐图像上就能窥见一斑。

散乐在我国古代音乐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先秦时期散乐的产生到隋唐散乐的快速发展，散乐一直是宫廷和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契丹—辽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对北京云居寺辽塔散乐砖雕的考察研究，有助于了解散乐在契丹—辽的发展情况，同时对契丹—辽散乐图像资料进行补充。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七十公里的房山区水头村，占地面积七万多平方米，由云居寺、藏经洞和唐辽塔建筑群构成。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名为“智泉寺”，公元631年，由静琬所建，后改名为“云居寺”。到辽圣宗时期，已经形成现有的规模。北京云居寺分为北塔和南塔两个辽塔建筑群，南塔又称藏经塔，1942年毁于日军炮火，2014年修复完成，以青石材料为主，塔体已无任何图像资料。在其南侧地下有藏经洞一处，藏经洞上方有石经塔一座，南塔西侧有石经幢，下方均刻有散乐伎乐人砖雕；北塔为契丹—辽代舍利塔，又称罗汉塔。

“琵琶”和“三弦”作为云居寺辽塔散乐砖雕中十分重要的图像遗存，原因有二：其一，云居寺北塔中“琵琶”形象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直项五弦琵琶”和“曲项四弦琵琶”，为“四弦直项琵琶”。在迄今发现的图像资料中较为少见，对于研究“琵琶”在契丹—辽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其二，“三弦”这件自古以来就带有“神秘色彩”的乐器，它的来龙去脉迄今依旧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学界大多认为“南宋三弦石雕”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三弦形象，其实不然。笔者通过对契丹—辽代音乐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的研究，在契丹—辽代墓葬壁画、辽塔伎乐人砖雕以及遗存的文物图像资料中，发现了契丹—辽“琵琶”和“三弦”的踪迹。本文主要对北京云居寺遗存的辽塔散乐砖雕中“琵琶”和“三弦”进行探究，结合同时期宣化辽墓壁画做对比研究，梳理“琵琶”和“三弦”在契丹—辽代的发展脉络。

一、云居寺散乐砖雕简述

（1）云居寺北塔散乐伎乐人砖雕

云居寺北塔初建于唐代，高三十四米，塔体下部为阁楼式三层结构，上部是覆钵式喇嘛结构，其造型在现存的辽塔中较为少见。在北塔底部束腰处，刻有砖雕七十余幅，集音乐、舞蹈、戏剧为一体。壶门内外多为契丹—辽散乐伎乐人演奏形态，长44厘米，宽32.5厘米，伎乐人均为男性，为契丹人物造型，穿着契丹服饰，宽袍窄袖、头戴花角幞头，脚穿高靴，发型均为契丹小辫，其舞者舞姿粗狂豪放，极具契丹的民族性格。伎乐人分别演奏三弦、方响、排箫、细腰鼓、拍板、大鼓、横笛、羯鼓、琵琶、筚篥、筝、羯鼓。其中演奏三弦和琵琶的伎乐人均呈舞姿，边奏边跳，其中一幅“琵琶”形象为“四弦直项琵琶”，在契丹—辽琵琶图像资料中较为少见；而三弦的演奏姿势更为独特，为倒背三弦，充分体现了草原民族性格豪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性格。壶门周围刻有花饰，并穿插鬼神打斗驱魔场面，颇有戏剧风格。

另外，在云居寺北塔东西两侧，各有石经幢一座，其形状与南塔石经幢和石经塔类似。一座名为“单檐唐塔”（如图1），修建于唐朝，上方为八边形结构，下方为乐舞伎乐人砖雕，刻于八面，有杖鼓、筝、琵琶、乐舞、笙、横笛、拍板，其余一幅损毁严重，砖雕中所使用乐器已无法分辨。另一座石经幢名为“广公禅师塔”（如图2），修建于泰和二年（1202），为白玉石材质，高2.64米，就目前所能分辨出的乐舞伎乐人砖雕有横笛、云锣、筝、拍板、琵琶、鼓。

（2）云居寺辽代石经幢散乐伎乐人砖雕

云居寺石经幢乐舞伎乐人散乐砖雕位于南塔塔基西侧（如图3），系石经幢散件拼凑而成，上方为八棱柱石柱，底部有散乐伎乐人砖雕八幅，长二十一厘米，宽十九厘米，刻于八面，砖雕人物皆为男性，身穿宋代汉人服饰，头戴幞头，舞者一人，杖鼓一人，二人均做起舞状，其余六幅分别为筝、筚篥、拍板、笙、琵琶、横笛（如图4）。

（三）云居寺遼代石经塔散乐伎乐人砖雕

石经塔建于辽天庆八年（1118），名为“续密藏石经塔”，俗称“石经塔”（如图5）。该塔为七层密檐式结构，顶部为双层莲花，中部为八棱柱石柱，石柱八面刻有“续密藏石经塔记”，分别阐述了静琬刻此塔记的目的、契丹—辽各代君主对刻经的支持以及通理大师将大版改为小版，单面改为双面，变山洞藏为地穴藏三项改革的措施。石经塔下部分别刻有飞天、散乐伎乐人及双狮砖雕，其中散乐伎乐人为八幅，长二十四厘米，宽十八厘米，分别刻于八面，与辽代石经幢散乐伎乐人砖雕颇有类似之处，同样均为男性，身着宋代汉人服饰，长袍窄袖，头戴有角或无角幞头，有舞者一人，甩袖抬足，做起舞状，栩栩如生。其余均为乐者，分别为筝、横笛、拍板、横笛、排箫、琵琶、笙（如图6）。

云居寺辽代散乐砖雕乐器种类，乐队编制简单分类：（见下表）

北京云居寺辽塔散乐砖雕，由于年代久远，砖雕风化严重，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图像资料来看，其散乐乐队编制人数分别为8人和41人，其乐人均为男性，头戴有角幞头或无角幞头，身着窄袖长袍，除方响和筝乐人为坐姿演奏，其余乐人均为站立演奏，边奏边跳。

《辽史·乐志》记载：“散乐器：筚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1]文献中记载的散乐器有十六种，云居寺辽塔出现的散乐器就有十一种，其乐队编制组合灵活多样。这应与契丹民族豪放粗犷的性格有关，另外散乐乐队人数多少与其经济实力也有一定的关联。

笔者通过查找大量的契丹—辽塔资料，发现只有北京云居寺三幅定名为“散乐”伎乐人砖雕[2]，其余辽塔伎乐人砖雕用途为佛教祭祀、供奉。为什么云居寺辽塔多为散乐形式？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辽宋时期佛教寺院“俗讲”等艺术形式盛行，音乐逐渐由宫廷走向民间，世俗音乐的盛行导致辽塔高大庄严的伎乐人形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的散乐形式；其二、云居寺辽塔建于辽末时期，辽宋之间的长期交流，文化相互融合，带有音乐、舞蹈、故事情节的“戏剧”形式已初步形成，其故事情节多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云居寺辽塔中打斗驱魔的场面以及人物的造型、穿着、表情符合当时艺术审美，散乐等世俗音乐逐渐融入到佛教文化。

二、北京云居寺散乐砖雕琵琶与三弦考释

（一）琵琶

云居寺辽塔三幅散乐砖雕均有“琵琶”的出现，可见在契丹—辽时期，琵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乐器。琵琶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这时已经有了直项琵琶和曲项琵琶之分。

1.直项琵琶

我们现在所说的“直项琵琶”多指五弦直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主要流行于唐朝之前。

唐末时期，由于四弦曲项琵琶的盛行，逐渐取代了五弦直项琵琶，故《旧唐书》中有“五弦琵琶今亡”[3]的记载，《旧五代史》记载：“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弦技见思同。”[4]这是笔者发现的最后一条关于“五弦”的记载，直到宋代，不管是正史资料还是笔记小说，均不见“五弦琵琶”的任何记载，但笔者却在《辽史》中大乐和散乐中找到有关“大小五弦”和散乐器“五弦”的记载[5]。

学界对于大小五弦琵琶的界定主要依靠琴轸来判断弦数，共鸣箱体与伎乐人比例大小，小五弦琵琶由于其共鸣箱体小，其乐人演奏姿势灵活多变，同时又能边奏边舞。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迄今为止没有搜集到有关契丹—辽“五弦直项琵琶”的图像遗存，但《辽史》中“大小五弦”的记载说明远在北方的辽国有“五弦”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契丹—辽对唐音乐的继承。

北京云居寺北塔有两幅“琵琶”伎乐人砖雕，其中一幅伎乐人使用的乐器为“直项琵琶”（如图7），图中砖雕风化严重，但从大体形制上看，琵琶形制为梨形共鸣箱，直项，四弦，横抱于胸前，采用拨子进行演奏。

四弦直项琵琶在文献中少有记载，笔者翻阅大量资料，发现陈旸《乐书》中有“四弦直项琵琶”（如图8），图中“四弦直项琵琶”为梨形共鸣音箱，直项，四弦，琴轸四个（左二右二），四相，两品。通过对比其图像资料，笔者认为云居寺北塔“四弦直项琵琶”与陈旸《乐书》中所记录的直项琵琶形制大致相同，应属同一类型。另外《乐书》中有关“琵琶”的记录有十二种之多，除了常见的曲项琵琶、直项琵琶、阮咸琵琶，还有双凤琵琶、一弦琵琶、六弦琵琶、七弦和八弦琵琶，可见辽宋朝时期琵琶的繁荣程度。

2.曲项琵琶

四弦曲项琵琶起源于波斯，随着张骞出使西域而后传入中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区别于传统直项琵琶，称作“曲项琵琶”。这种琵琶共鸣箱为梨形、曲项、四弦、四轸（左二右二）、演奏时采用横抱或斜抱，使用拨子演奏。

“曲项琵琶、竖箜篌，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6]这是迄今为止最早关于曲项琵琶的记载。由于唐代曲项琵琶的盛行，曾经盛极一时的五弦琵琶逐渐消亡，曲项琵琶取代了五弦琵琶的地位，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受到人们的喜爱，曲项琵琶具有音域广、音响宏大、表现力丰富等特点，因此被广泛运用到独奏及合奏当中。云居寺北塔和石经幢中的曲项琵琶（如图9），其共鸣箱为梨形、曲项，北塔中的曲项琵琶可以清楚地看到为四弦，由此可以断定琴轸为四个；石经幢和石经塔由于风化严重，只能大体看出其形制，应当与北塔曲项琵琶形制、大小相同。三名伎乐人都采用拨子进行演奏，为这一时期曲项琵琶主要的特征。

从笔者现今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其对琵琶的形制、大小没有准确的描述。因此，笔者只好借用音乐图像学的方法，对契丹—辽时期出现的琵琶壁画、砖雕、文物资料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梳理，通过图像资料的对比，力求能够更直观地了解琵琶在契丹—辽的发展概况。

目前笔者所收集的契丹—辽代图像遗存中，四弦曲项琵琶在契丹—辽琵琶图像资料中所占数量最多，除了北京云居寺所见到的三幅契丹—辽四弦曲项琵琶，与它同属契丹—辽晚期的河北宣化辽墓中，有大量四弦曲项琵琶的壁画，一号墓、六号墓、十号墓均有四弦曲项琵琶的出现。（如图10）

首先，从北京云居寺砖雕和河北宣化辽墓的壁画来看，在契丹—辽时期，不论在宫廷还是民间，琵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乐器，广泛运用到独奏和合奏中。《遼史·乐志》“皇帝生辰乐次”“曲宴宋国使乐次”中均有“琵琶独弹”的记载[7]。出土的辽墓壁画和辽塔伎乐人砖雕中的“琵琶”形象都是以合奏的形式呈现的。

其次，通过笔者搜集大量的图像资料，其辽墓壁画、文物、辽塔中都是曲项琵琶的形象，由于笔者能力有限，只在《辽史·乐志》中发现有“大小五弦”“五弦”的记载。但从《新唐书》中“五弦琵琶今亡”的记载可以看出，与契丹—辽同时期的宋朝，五弦琵琶已不复存在，而契丹—辽则很好继承了五弦琵琶，对我国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笔者试图追溯云居寺北塔“四弦直项琵琶”的源头，但未找到相关史料，最早的史料就是宋代陈旸《乐书》中所记载的直项琵琶。契丹人不具备改良琵琶的先决条件，中原地区经济富足，文化悠久，改良乐器需要大量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因此应当是契丹—辽与宋朝频繁交往中，由宋朝流传到契丹—辽的。

最后，从四弦曲项琵琶历史遗存看，其形制、大小相似，但其琴头弯曲程度不一，M1张世卿墓和云居寺石经幢曲项琵琶弯曲程度较大，M6和M10曲项琵琶琴头弯曲程度较小。云居寺北塔和压经塔上的曲项琵琶由于损毁严重，许多细节难以辨认，但根据其形制来看，应与M6和M10类似。北京云居寺辽塔砖雕和河北宣化辽墓都属于契丹—辽代晚期的建造，为什么会出现曲项琵琶弯曲程度不一的情况，是壁画画工的笔误？还是这一时期存在不同形制的四弦曲项琵琶？暂且存疑。

（二）三弦

关于“三弦”的由来，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迄今为止，众多学者对于“三弦”仍然存在比较模糊的认识。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三弦”最早的名称的记载是在唐朝崔令钦的《教坊记》当中：“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谓之搊弹家。”

唐·崔令钦《教坊记》但文献中并没有关于三弦形制的记载。

关于三弦的来源，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来源于弦鼗说；第二种说法是三弦来源于蒙古族所创制的乐器西那噶，学者呼格吉勒图认为：“西那噶是西那干和胡兀日的另外一种变体，因此蒙古人把三弦也叫西那噶或火不儿。”[8]持这种说法的还有学者乐声，其在《中国少数民族樂器》中说道：“大三弦，是蒙古、满、汉等族弹拨鸣弦乐器。因张三根弦而得名。蒙古语曾称胡兀不儿。”[9]第三种说法是：“盖琵琶本四弦，三弦者，减去琵琶一弦也。”在我国音乐史上，“琵琶”一度作为所有弹拨类乐器的总称，而不是某一乐器的专属。刘再生教授认为：“琵琶的演变，就名称而言，它经历了一个由泛指某一类型弹拨乐器的统称到特指半梨形、四弦、曲项琵琶专称的过程。”[10]认同“三弦”来源于琵琶的说法的学者应当与“三弦”未定名有关，所有的弹拨类乐器泛称为“琵琶”。笔者认为，琵琶的共鸣箱为梨形，把梨形共鸣箱改为方形，需要长期的演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

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简单分析，笔者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清代毛齐龄《四河词话》中记载：

“三弦起于秦时，本三十鼓鼓之制而改形易响，谓之鼓鼓，唐时乐人多习之，世以为胡乐，非也。”“三弦起于秦时，本三代鼗鼓之遗制，而改形易响谓之弦鼗，唐时坐部习之。”

清·毛奇龄《四河词话》

从毛齐龄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三个信息：第一，三弦起源于秦朝，三弦和弦鼗都是由鼗鼓发展而来，将鼗鼓拴三根弦，将其共鸣箱改为方形，在琴身两边蒙上兽皮制成的；第二，三弦这件乐器在唐朝时期。在宫廷和民间都受到广泛的欢迎；第三，“世以为胡乐”说明人们都以为“三弦”这件乐器是从少数民族传过来的。为了追溯其源头，笔者发现《旧五代史·后晋少帝纪二》中记载：

“帝自期年之后，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以来，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11]

这里所说的“三弦胡琴”究竟指的是一种乐器，还是两种乐器“三弦”和“胡琴”？假设第一种说法三弦源于秦朝鼗鼓说成立，那么这里所说的应当为两种乐器，即“三弦”和“胡琴”。我们知道，古代汉人将周边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例如：胡人、胡乐等。那么“胡琴”又是什么？是对少数民族所传入乐器的泛称，还是专指某一种乐器的专称？如果单指某一种乐器，那这种乐器的形制具体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何昌林先生在《三弦—渤海琴（锨琴、锹琴、秋琴）》一文中论述：“五代的三弦胡琴，即今之三弦……唐教坊中属西域系的乐器‘三弦胡琴’。”[12]从何昌林先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认为“三弦”就是“三弦胡琴”，属于西域系乐器。那么“三弦”究竟来源于鼗鼓说还是少数民族说，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不妨先来看看历史遗存中“三弦”的图像资料。

明代蒋克谦《琴书大全·卷五·历代琴式》中记载：

“锨琴：兴元吴帅家乐，有锨琴者，状如锨蒲，正方，铁为腔，两面用皮，三弦。十妓抱琴如抱阮，列坐毯上，善渤海之乐云。”

明·蒋克谦《琴书大全》，卷五，历代琴式。

吴帅指南宋名将吴玠、其弟吴磷和子吴挺，其先后为南宋时期的蜀帅。1976年在四川广元县上西乡出土的南宋石雕像中（如图11）

其石雕像中共有四名伎乐人，其中两人弹奏三弦，均为女性，身着长裙，斜抱三弦。通过对其进一步观察，发现其三弦共鸣箱均为方形，其琴轸一个为左二右一，一个为左一右二，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三弦的形制尚未固定。但何昌林先生持不同的观点：“认为这是体现阴阳之和的观念，并非三弦形制尚未固定。”[13]笔者赞同何先生的观点。据何昌林考证，南宋石雕刻石时间在1174年—1190年间，与吴挺（1138—1193）卒年时间相近，是否可以大胆假设，南宋石雕出自吴挺之墓？这需要考古的进一步发现。

袁炳昌在《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中指出：“南宋三弦石雕是我们迄今为止看到最早的三弦形象。”[14]其实不然，早在十二世纪初契丹—辽代末期，北京房山云居寺北塔散乐伎乐人砖雕中，有两幅三弦伎乐人图像（如图12、13）

乐人演奏的三弦均为方形，一人斜抱三弦进行演奏，另一人采用倒背三弦的演奏方法，这是目前为止笔者见到的唯一倒背三弦的伎乐人，由此可以看出草原民族演奏技法高超多样，其民族性格粗犷、不拘一格。

另外河北宣化辽墓中，四号墓宴饮图中也存在三弦的图像资料（如图14）。一名老乐工斜抱三弦进行演奏，其乐器共鸣箱形制为方形，琴柄细长，琴轸为三个（左二右一），由此可以断定乐器弦数为三根，应为三弦，宣化M4号辽墓建于1111年，与北京云居寺辽塔建造时间相近，根据其乐器的形制、大小、共鸣箱形状，可以判定两者属于一种乐器，即三弦。

上述我们看到弹奏三弦的人物均为汉人形象，但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崇美墓石板彩绘三弦伎乐人、山西浑源辽塔三弦砖雕、内蒙古敖汉博物馆的“备猎图”、喇嘛沟辽墓中均为契丹人演奏，可以看出“三弦”这件乐器在契丹—辽代时期的流传情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敖汉博物馆“备猎图”中的乐器（如图15），通过仔细观察，笔者发现“备猎图”中的“三弦”只有两个琴轸（左右各一），可以断定其“三弦”实为“两弦”。林谦三曾说：“蒙古人早就爱用的一种不知何时起源于外国的一种二弦乐器。”[15]这就印证了前文所谈论的三弦起源于蒙古说。林先生指明为“外国”乐器，说明最早这种乐器不是产生于蒙古。我们大胆地猜想，或许这件二弦乐器经过蒙古人改良，由“二弦”改为“三弦”，然后逐渐流传。由于史料的缺乏，待日后研究。但不管怎么说，契丹—辽砖雕、壁画、文物中的三弦形象，可见其流传之广。

结语

通过对北京云居寺辽塔（石经幢）散乐砖雕的初步考察与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契丹—辽是宗教音乐向世俗化转变的重要时期，散樂形式从歌舞类音乐逐渐转变为带有故事情节的“戏剧”。尽管辽墓壁画多为“歌舞类”音乐形式，但不可否认辽末已经出现“戏剧”的雏形，为后来金院本的盛行奠定了基础。

“琵琶”和“三弦”作为云居寺散乐砖雕中两件十分重要的乐器。从宋代文献中“五弦琵琶今亡”的记载，说明五弦琵琶在宋朝无存，而北方的契丹—辽却很好地保存了五弦琵琶。尽管尚未发现五弦琵琶图像遗存，但契丹—辽有五弦琵琶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契丹—辽对唐朝音乐的继承具有重大意义。

云居寺北塔出现“四弦直项琵琶”形象，应当是辽宋之间频繁交往，由宋朝传入到契丹—辽。由此可以看出，辽宋之间音乐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对于我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辽史·乐志》中关于“散乐器”的记载有十六种之多，但散乐器中没有“三弦”这件乐器的记载，“三弦”为什么会出现在云居寺北塔散乐砖雕中，由于史料缺乏，暂无从定论。学界一度认为“三弦”最早的历史遗存出现在南宋淳熙年间（1174—1190），云居寺北塔散乐砖雕将“三弦”的历史前推至少五十余年，对于“三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6：991.

[2]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

[3]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985，991.

[6] [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 [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呼格吉勒图.三弦源流新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

[9]乐声.中国少数民族乐器[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318.[ZK）]

[10]刘再生.我国琵琶艺术发展的两个高峰[J].音乐艺术，1982（03）.

[11]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