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下名教授

本文将要提及的六位教授，都是岳麓山下的资深学者，湖南师范大学创建初期的骨干教师。除林增平先生以外，其余五位都是我的前辈。只有马宗霍先生一人在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不辞而别”，出走北京，其余五位均终老于岳麓山下。

我同他们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交往。其中同董爽秋、李盛华、谭文炳还有过同“棚”之谊，在“牛棚”里共同度过长达半年之久的“黑鬼”生活。至于年龄比我稍长八九岁的林增平，更是我“造反”的“战友”，劳动中的伙伴，朝夕相处的时间更长，从“文革”开始，终于“四人帮”垮台，长达数年之久。

他们的学识、品德、情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均已作古，但他们的形象却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所以不顾笔拙，写出来以示怀念。

成绩卓著的林兆倧

1955年我来湖南师院工作时，林兆倧便是学院的著名教授。除杨树达先生是一级教授之外，林先生是学院仅有的两位二级教授中的一个，同时又是学院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他生活俭朴，没有大教授的架子，工作认真，上课之外，一头扎进实验室里，后来还兼任化学系主任。那时的林先生虽然不到六十岁，但已被人尊称为林老。

林老解放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的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的副主任委员，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民主人士，学术界的权威，一位重要统战对象1

1957年春，共产党开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在各级党委的反复动员之下，在 民盟内部的督促之下，天真的林先生很不情愿地加入到“鸣放者”的行列之中。

先是在民盟内部的会上，有人问他是否有职有权?他没加思考就回答说他有职无权，但他不仅不要权，而且职也不要，希望到综合性大学里搞科研!

林先生是省政协常委。在政协会上，我校几位政协委员要林先生代表他们到大会上联合发言，反对以党代政，要求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林先生一再推辞，不愿意出面带头，但经不住皮名举、雷敢、姜运开、解毓才等人的劝说，他终于同意了。这就是反“右”中在湖南引起轰动的“五教授联合发言”!

反击右派的炮声一响，“联合发言”就作为右派向党进攻的大毒草而受到批判。反“右”结束，“联合发言”署名者中的四个，都被定为右派分子，开始了他们苦难的改造历程。林先生虽是为首，却“逃脱”了，既未成为右派，也没被免去职务，他还是湖南师院的第一副院长!

后来听人说，林兆傺和董爽秋两位大教授之所以没有被定为右派而“保护过关”，一是因为他们的名气大，都是二级教授；二是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国家正在大搞建设，亟需自然科学人才，戴上右派帽子用起来就不太方便了。因此对他们网开一面。

也有人说是由于右派定案时，上面派来了一位新的党委书记。此人思想“右倾”，一看我院划了那么多右派，便说不能再划了。于是尚未定案的，便都远离了右派，没被打入“另册”。

林先生本来就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现在经过“反右”，他的言语就更少了。他还是天天上班，进实验室、讲课，但他的精神却日渐萎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右”刚刚结束，马上就是“交心”。所谓交心就是把心里所想的一切，统统说出来，毫无保留地交给党，虽保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但你必须要做到不怕丑，要有当众敢于“脱裤子割尾巴”的思想准备。这场运动一深入，在全国有了统一的名称，叫做“拔白旗”。

在1959年开展的这个运动中，林先生和董爽秋先生成了我院两面大白旗!

我没有参加对林先生这面大白旗的批判大会，也没听到学院广播里对林先生的批判发言。我估计：林先生态度好，平易待人，没什么架子，气焰也不怎么“嚣张”，所以别人对他还比较宽容。但发现他显得更加苍老，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当时学院师生轮流去农场参加劳动。林先生也默默地跟着去劳动。他一身工人打扮，也不同别人谈话，只低着脑袋在锄草。我当时觉得他很可怜，同时又觉得很可惜。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一场党内斗争，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湖南成了重要的战场，因彭、黄、周都是湖南人，影响大，所以挖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多。我校新来不久的党委书记苏镜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林先生所在的化学系总支书记王功德也成了批斗对象。林先生感到惶恐，尽管有人告诉他：这是一场党内斗争，不要党外民主人士参加!

林先生一生不问政治，是个单纯的学者，但现实生活告诉他：政治这东西，你是超脱不了的，你不去找它，它偏要找上门来。不好与人交流的林先生，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受不起任何刺激和打击了。他已偷偷地藏好毒药，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1960年5月28日晚上，化学系的总支负责人，也是曾经他教过的学生，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谈话的内容，我们无从知道，但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位寡言少语、德高望重的二级教授已经告别了人世!

林先生的自杀，在学院引起了震动。一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受的震动最大，经过做思想教育工作，思想才稍有平静。

当时的理念，认为自杀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是对祖国的背叛，是自绝于人民，不准开追悼会，只能草草掩埋了事。家人也不敢说三道四，事后连应有的丧葬费也不敢去领，更不用说要求查明自杀的原因了。一个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工作数十年，成绩卓著的二级教授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了。他还是湖南师范学院的第一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湖南省分院的副院长、民盟的中央委员、湖南省政协的常委、湖南省科联副主席、湖南省化学化工学会的理事长，是我国有机化学的权威，他编有《高等有机化学》，译有《普通有机化学》。

林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曾经两度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回国以后就在高等学校里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他是四川绵阳人，但在湖南工作的时间很长，对湖南的教育事业是很有贡献的。

“师德流芳”的谭文炳

谭文炳先生是湖南师院初建时为数不多的教授之一。他个子不高、单瘦，但动作迅速，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精神抖擞，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宏亮，语速很快。他为人直率、天真，说话无所顾忌，喜怒都挂在脸上，叫人一看就知，他可能是老教授之中最没有城府的一个。

他的这种性格，使他成了我校最著名的“运动员”，次次政治运动，他都是“对象”。但他又是一员“福将”，次次运动他最后总是“全身而退”，安然脱险，既未成为右派，也没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运动中批判过他的人不少，有他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也有他苦心培养的学生。运动过后，这些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见他，常常为了避免同他见面而绕道走。他发觉以后往往主动上门，找那些人交心，劝他们放心，他是不会计较的。

“你千万不要见着我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是了解我的，你对我的批判，那不是你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