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冲突管理思想新论

[摘要]邓小平的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十分丰富，他对社会冲突有着精确的认识和恰当的把握，对管理社会冲突的策略、途径、方法等有着精湛的论述。研究邓小平的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发掘其精确的认识和科学的方法、途径和策略，对当前社会冲突的管理有诸多启示。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冲突；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3-0005-03

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社会冲突显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处理好社会冲突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政治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悄然抬头；经济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遭到质疑；文化上，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有复苏的迹象，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邓小平采取多种策略、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有效解决了矛盾。其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对当前的社会冲突管理有着重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具体实践

（一）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策略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随着“文革”的结束，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道路，邓小平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会议员团，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准备，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既明确表达了中国不放弃使用和平和武力两种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同时又委婉说明我们可以等到合适的时候来解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在统一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灵活的意见。继邓小平高度概括“一国两制”的内涵后，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到：“我们认为，只要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

2.统筹兼顾，从大局着眼。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就第三次国共合作，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考虑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安全着想，来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在民族问题上，邓小平致力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他的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指明了方向。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1]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1990年7月3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1992年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视察时邓小平谈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

3.多种方法并用。在解决西藏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使用多种方法。早在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就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与军事相比政治仍是主要的。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说：“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3]“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4]

（二）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方法

1.调查研究，搞清真相。邓小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与高校卫生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就高校招生制度是继续延用“文革”中的群众推荐制度，还是恢复“文革”前的统一考试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充分听取科教界专家的发言后，当场决定：当年就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到，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5]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还南下到武昌、深圳、上海等地搞调查研究。

2.透彻说理。在涉及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利用各种机会奉劝台湾地区领导人，他说：“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一件事要靠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当局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1980年10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时说：“台湾当局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从头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事实是再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完全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坏的原因，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原因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他们都吃亏，这不对。”

3.以身作则、带好头。就废除领导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邓小平从推进党的事业大局出发始终高度重视，并多次表达了自己退休的愿望。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废除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只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此，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职务，率先垂范，真正完全彻底地实践了自己坚决主张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4.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历来重视对人民的教育，倡导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89年，他针对右的思潮的出现，指出10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不够，他提出，在当代社会，要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强调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倾向，要坚决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途径

1.根本在制度。邓小平历来重视通过制度来解决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980年8月，在回答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文革”这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谈到：“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7]谈到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问题”。[8]他认为“克服腐败，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也解决不了”。[9]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破坏、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在新疆视察工作时强调：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在邓小平的关心下，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固定下来。

2.依靠群众。邓小平认为，只有经常倾听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接受监督，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败。他倡导党和政府倾听群众的意见，“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0]“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管理人员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就是困难。又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少的人怎么安置，这也是困难。又如我们要建立退休制度，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思想抵触，也是很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11]关于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2]

3.建立中间机构。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上，邓小平倡议设立顾问委员会，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不久，党的十二大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设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并担任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中顾委成立时邓小平科学地预计到，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10年后的1992年，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全面建立并顺利进行，新老干部的交替如期取得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于此，党的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三、邓小平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在实践中的效果

政治上，肃清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改革沿着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发展；使人们认清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性，从而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为领导干部年轻化奠定了基础，为干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从组织上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倡导反腐倡廉，加强了党的建设，改善了党的领导；着力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构想指导港澳顺利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仍是重要的指导思想。

经济上，基于对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现阶段国情的科学认识，邓小平明确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求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新的论断。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这对于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注重社会公平，以求实现共同富裕，对当代中国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文化上，重视知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注重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积极参与确立了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符合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科技兴旺的方针。确立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鼓励文艺工作者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4.373－374.

[3][4][5][6][7][8][9][10][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6.230.336.333.348.350.328.144-145.230.342.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政治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