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次特赦战犯的台前幕后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和措施以沟通两岸关系,促进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为进一步缓和同台湾的关系,中共中央从1959年开始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直到1975年,先后分七批,总计特赦国民党战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是史无前例的,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对缓和两岸局势,增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与了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毛泽东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我们大家都赞成这样做

截至1959年,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仍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作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

周恩来还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毛主席的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新中国对战犯的恩情感化,令他们感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个个纷纷“顽石点头”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即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确定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曾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6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20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百亩,监房能容纳千人以上。

这里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为一座监狱。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中不少人自命为蒋介石的信徒,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的“正统”,是“为国为民”的。他们对于战败不服气,不认输,认为今天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的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组织名医会诊、抢救,配备较强的力量进行护理。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使他们深受感动。

以上这些工作对战犯们转变立场和思想改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就是在这种恩情感动下,这颗冻僵已久的心才复活起来的。”有一位被治好梅毒病的战犯说:“党不仅改造了像我这样罪该万死的罪犯,并想尽各种办法治好了我过去腐化生活带来的脏病。对党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我永世不忘。”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还宝贵。我这个过去长期与人民为敌的战争罪犯,今天能改造成为新人,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对我教育的结果,真是‘顽石点头’,真理服人。”

杜聿明以为自己要被处死,偷偷在棉裤里藏下大剂量的安眠药;82岁的黄维重访战犯管理所,不住宾馆,硬要住当年关押的监室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大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没有使他觉悟。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1950年11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这次被送往北京,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他在棉裤里藏了60余片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的思想动态后,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着重让他学习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时,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明确指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实际表现的,必会得到宽大处理。同时,还反复以同是名列44名头等重要战犯之一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对他启发开导,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交代了私藏安眠药片的来源。原来,他在山东解放军军官教导团期间,以失眠为由,多次向我军医零星地要来安眠药片,积少成多,并在深夜里偷偷拆开棉裤,把药片装入裤内缝好备用。他一再表示,自己再也不干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了。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喂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他激动地对姚处长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陈赓大将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

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被第一批特赦释放。

在功德林一号改造的国民党战犯黄维,当初是表现最差的一个。黄维原是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生。十年内战时他爬到中将师长的地位以后,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后来接任陈诚精心培植的第18军军长职位,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官也越做越大。他被俘后,死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信条,对蒋介石忠贞不二。

他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在学习中,他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

1952年,黄维在一次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他又拒写检查。为此,战犯们群情激愤,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亏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为此,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然而,一个人的思想要得到彻底转变是不容易的,为了逃避改造,在监狱内他多年进行“永动机”的研究,想以此为捷径,幻想得到人民的宽恕。

促使他转变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关押期间,功德林监狱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病势凶猛,尤其是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治好他的病,还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并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注射进口的链霉素。周总理办公室也多次询问黄维的病情,并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陪住干部精心照顾,不仅送水喂饭,还要端屎端尿。就这样,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黄维救活。

黄维病倒了4年多,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他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意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也有了兴趣。这4年里,他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1959年,黄维被转到秦城监狱。这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从此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8年4月,黄维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

1975年3月,黄维随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释放。黄维的身体一直不太健康,如果没有管教人员的精心照顾,他恐怕早死了。就在特赦前的2月9日,黄维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进行抢救。中央领导指示公安部,要确保黄维的生命安全。公安部还派了两位同志赴东北具体了解黄维的治疗情况。在各方努力下,病危中的黄维终于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政府所做的一切,令黄维很感动。他激动地说:“听到我被特赦,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黄维还当场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1985年11月,在特赦10年后,82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硬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员座谈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5年的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了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4年以后,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周恩来在家接待特赦战犯,令他们既喜悦,又羞愧;陈毅对溥仪开起了玩笑:我当年还是你的臣民呢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

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11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人员和蔼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家。

周恩来,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这10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今天,能够见到30多年前的老师,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的惭愧。有人后来回忆说:“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30年前的老师,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扩情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时,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就同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要重新做人,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才有奔头。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儿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后,张治中说:“你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张文白(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些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对于这次会见,杨伯涛后来感慨地回忆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周恩来亲自当红娘,特赦战犯再续姻缘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快。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

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笑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

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

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

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他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1975年2月27日,《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出台,当毛泽东知道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名战犯时,他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邓小平一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工作。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所有战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刮起了一阵“战犯旋风”。

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

1985年,侨居美国后赶回国内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对于祖国大陆特赦战争犯的和平呼吁,台湾方面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他们规定:今后不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蒋经国也表示,“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为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