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恩斯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

摘 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引入我国，其重要创始人——巴里·巴恩斯的理论在我国引起广泛争议，从科学观角度理清三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具有客观性？科学“合理性”是否存在？巴恩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明显区别于传统科学观。弄清这些差别，对于构建新的、合理的科学观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科学观；巴恩斯；客观性；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66-03

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一书是SSK（Socio

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简称）形成阶段的经典代表作，后SSK的基本理论和观点都是在前期SSK理论基础上的扩张，充分解读这一早期的奠基之作，分析传统科学观与巴恩斯科学观的异同，有利于把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整体理论脉络，也有利于吸收其精华，反思传统科学观的不足，同时也有利于探索如何建构新的、合理的科学观。

一、关于科学的本质

（一）什么是科学

即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千差万别，但是，传统科学观大都强调科学是基于经验的理论知识体系，马克思就认为科学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1]。我国学者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认为，“科学是人对自然的能动认识和反映关系的观点，是对科学本质的更一般的、更抽象的、更深刻的哲学概括”[2]93。也就是说，传统科学观承认自然是科学认识的来源，科学知识是对自然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科学具有客观性。

巴恩斯认为“我们可以承认，科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科学不存在普遍的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也不存在作为整体的科学家可以共同使用的方法论约定或方法论规定，波普尔的可否证性也不会成为整体的科学的方法论约定；科学是多样性的。“作为一种文化，科学自身高度分化成了不同的学科和专业。科学专业正在逐渐被当作是一种有着相当不同的社会控制系统、相对自主的亚文化，正是在这些方面，必须根据当今科学的个案来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3]68。

巴恩斯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理论阐述，他认为科学理论并非是对现实的反映，客观实在不是理论的来源。理论无法从观察和实验中推知。“一个理论可以不太严格地表征为是关于世界的一种叙述，它把秩序和协调强加给了这个世界，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它的关键作用是安排和构造科学家所扮演的科学角色的深奥的经验和实践”[3]69。科学理论的本质是什么？巴恩斯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创造它的目的，就是要根据我们所熟悉的、已得到完善处理的现有文化，或者根据新构造的、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能使我们领会和把握的陈述或模型，来理解新的、令人困惑的或反常的现象”[3]69。他分析、论证了道尔顿原子论引入化学领域的过程，其结论：一是道尔顿的理论利用文化资源（人们容易理解的）组织了他的理论叙述，解释了许多难题。二是对现有的概念和范畴都非常适用。三是它很有用，科学家能用它解释其他理论不能解决的大量问题。四是虽然道尔顿的理论停留在思辨状态、微小的原子也难以被观察、被经验证实；实证主义者还是接受了该理论。总之，“科学变迁过程中，模型、隐喻和范例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而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的作用是次要的。“科学是一些松散的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每个共同体使用独特的程序和技术，根据一组独特的得到认可的文化资源，推进对经验的某个令人费解的领域的重新描述”[3]78。在巴恩斯的理论中，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不见了。

（二）关于科学评价的标准

关于科学理论评价的标准，传统科学观把“可检验性”当作判断科学理论优劣的根本标准，也把“可检验性”当作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根本标准。巴恩斯完全否定这一标准，更强调科学评价的主观性。

巴恩斯基本认同库恩关于科学变迁的理论模型，他认为当“常态理论模型”受到大量反常现象挑战时，新的理论模型就会出现，科学家群体会对多个新理论进行评价、选择。是否有一个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对新理论进行筛选，巴恩斯对此予以否认。“当一个科学进入‘常态科学’时期时，一个特定的模型及其与之相关的范例本身有可能成为评价的标准。然而，在对基础模型及其范例的最初评价中使用的那些标准也是不一致的。一个致力于声讨形而上学对科学的有害影响的共同体所采用的标准，将不同于希望获得实用知识以阻止这种病毒蔓延的共同体。用来判断理论物理学某些分支中的根本性创新的十足的美学标准，也是不同的。只有考虑科学的亚文化的不同目的和资源，以及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环境，才能理解这种变异”[3]83。他认为“评价取决于行动者的目的和要求，以及这目的和要求结合成不同群体特有的规范模式的方式”[3]82。“由于一个科学家总是很注意他能够做什么，或者他本人借助新的模型或程序能够做什么，人们可能会预期，正像科学家们自己的具体实践是多样化的一样，评价也将是多样化的”[3]86。在这里，评价一个理论，不是根据事实检验，或者是否是真理；而是根据科学家的主观选择、相互协商、对科学家是否有用、是否和环境（包括传统文化）相融洽。“在一场争论中，冲突的双方可能会以某种随机的、在一定的环境中可理解的方式寻求解决他们争执的办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现这样的办法”[3]86。在此，理论的对象——即实在，不起作用，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磋商决定了理论是否应该被接受。

二、对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挑战

传统科学观一般把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视为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在于其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科学理论是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反复的实践检验的，因此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知识体系，这是使它与假说相区别的最根本的特征”[2]102。大多数人认为科学知识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与常识、巫术、宗教等等知识形式相比，关于自然界的科学知识是最可靠、最没有问题的知识。由于人们把科学知识、科学自然观看作是最好的、正确的，因此，另类的知识形式（古代人、异族人、行为古怪之人所主张）都是错误的。自然科学方法是最有效、最客观、最公正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去除心理偏见和社会成见，从而可以客观地认识、把握这个世界。总之，在传统科学观看来科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许多知识形式中真实的唯一合理的形式。这些合理的知识形式是建立在经验归纳基础上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因而，科学知识具有可靠性。

但是，巴恩斯认为上述说法不能成立。首先，“归纳不能被归纳论证证明是合理的”[3]11。其次，“那些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的信念，是从理论而并非完全是从经验产物中推导出的。理论是被置于实在之上而不是从实在中推导出来的”[3]12。“科学信念，本质上完全是理论性的”，“不是从世界中产生的，而是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巴恩斯还列举了大量的科学术语，论证科学本质上是理论的，光、热的流动，分子震动，DNA螺旋线等等都不具有经验概括的特性。相反，感知结果如果不借助理论的指導，就可能是错误的，心理学上各种“视错觉”的事例，也能说明经验材料对理论的依赖性。既然科学知识本质上是理论的，而理论又具有间接性（一个理论与经验材料的关系）、多样性（一个经验事实可用多种理论解释）和可错性的特点；因此，“把‘真理’或‘自然合理的归纳’当作毫无疑问的解释基线，而把所有其他关于自然的信念当作是曲解因而需要因果解释，这种做法不再可能了”[3]14。

关于事实的科学知识也不是毫无疑问，因为，信念或陈述是用语言阐述的，是否存在一种客观中立的观察语言？巴恩斯对此进行了否定，第一，观察语言受理论和观点的影响。第二，观察语言受语境的制约。第三，“像所有其他语言一样，观察语言也是通过社会学意义上的协商，在互动过程中被创造、维持和修改的”[3]30。第四，相对论的出现，就改变了先前科学观察语言的用法和依赖性质。“因此，以下观念是完全不适当的，即存在着这样一组信念，通过纯粹的描述，它们就可以直接地、毫无疑问地反映实在，而且它们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3]23。

科学家会选择什么理论来解释实在呢？最初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按照推测，它必然是从科学家一般的文化资源中获得的，或者从这种资源中获得灵感，那么，最终合理地选择的理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3]16。

由于上述理由，“揭示社会因素在对普遍认可之事实的界定中的作用，将是很有价值的”。他提出并论证了如下观点：首先，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24；其次，“信念甚至在知觉之前就产生了，感觉者及其文化已经主动地参与了记录的过程”；第三，科学家的感觉受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不同的人，其感觉也不一样。

三、关于“合理性”问题

传统科学观大都认为科学知识比其他信念体系更可靠、更值得信赖、更合理。巴恩斯认为不存在评价诸多信念体系哪一个更合理的标准。“把信念分为合理地持有的和不合理地持有的，这种做法有什么价值”[3]35。他通过分析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即阿赞德人的神谕制度，阿赞德人给小鸡服用一种毒药，然后，根据小鸡的生死，解答他们的疑问，从而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指导。首先，根据经验（传统科学观的实践检验、判决实验等都强调经验）判断“这些神谕信念的确是‘与经验相一致的’。它们不否认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他们也不断言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具有可见性，沿着这条思路是无法证明不合理性的”[3]38。其次，在逻辑方面，也没有问题。最后，神谕也是有效的。通过分析，用阿赞德人的观点看神谕制度，就是合理的；说他不合理“是一种暗中赋予我们自己的理论以特殊地位的做法”[3]39。

巴恩斯还论证了简单性、可否证性、特设性同样不能成为判断信念系统是否合理的标准。“总之，似合理性的标准（与经验相符、一致性、‘合逻辑性’和有效性）并没有把科学与其他任何制度化的信念区分开，或者说，这样的标准的确根本无法把制度化的信念加以区别，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3]43。

巴恩斯进一步指出：“我将要论证，适当的合理性标准是找不到的，应当全部放弃这种对信念的可变性的探讨”[3]44。接着他批判了卢克斯的观点。卢克斯认为：一个普遍的合理性标准应当是一种在任何社会都必须得到遵守的标准。第一，真理标准，“与某种一般性的和独立的实在相一致”。第二，逻辑规则，“否定概念以及同一律和矛盾律”。经过详细论证，巴恩斯得出结论“我们没有任何合理性标准可以用来普遍地对人类的理性活动加以约束，并且可以把现有的信念体系或他们的组成部分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3]55。

最后，巴恩斯指出：“在那些既定的文化模式中，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令人费解或者更需要因果解释。”并强调“自然科学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应在用它的信念来为意识形态或原始思维的研究提供参照标准”[3]57。

综上所述，巴恩斯批判了传统科学观，滑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用社会因素代替了客观实在性。正如他自己所说，从认识上讲“这部著作的认识论要旨是怀疑论的，或者说是相对主义的。说它是怀疑论的是因为，他指出：永远也得不到这样的论据，他们能证实某个特定的认识论或本体论是最终正确的。说它是相对主义的则是因为，他指出：不可能根据信念体系接近实在的程度或者它们的合理性客观地对它们分类”[3]211。全书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和论述，体现了SSK的基本信条，即因果性、客观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突出了文化、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形成、变迁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91.

[2]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