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法雨寺造像真赝考

对照关系。这类具体有所指的论述是不可以轻易套用在不同的佛像上的。实际上，从成都出七的多尊南朝佛造像可看出，佛、菩萨呈现的仍然是雍容舒展、体态饱满的造型、面貌，与法雨寺造像的桔瘦造型不能相提并论。

法雨寺造像尽管是伪作，当然也具备真品佛像的褒衣博带人衣、菩萨的帔帛、光背上的《天等佛造像的基本要素和表面形式，这些东两模仿、搬运起来并不困难。在不能够判断资料真伪的情况下，就贸然分期、比对样式，得山连作伪者自己都想不到的学术内涵和结论，实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法雨寺造像找不到与齐梁之际相同的造像之例，特别是光背上方正中的飞龙形式，虽在山东地区流行，但我们至今不能确指哪尊南朝造像具备这种形式。成都出土的南朝造像也未见其例。陈文中那些与南朝佛像对照的局部相似之处引证图例过分宽泛，在类型学上看不出承续关系。因此之故，法雨寺造像的参照物和伪作的地域很可能是山东地区，但年代与齐梁无关。

陈文之所以把法雨寺造像定在南朝齐梁之际，主要是受了日本学者的误导，只因为这尊造像曾收藏在普陀山法雨寺，于是就先人为主，广征博引地找出各种实际上不具备标型学的图例来推断这尊像是南朝雕刻的。此像的入藏法雨寺，按陈文推断，应在20世纪初期，只有这个推断是可信的。实际上它的制作年代也距此前不远。

法雨寺造像虽被日本学者收入其《支那佛教史迹》和日本平凡社昭和5年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但实际上日本学界对此像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水野清一《中国の雕刻》（日本经济新闻社，1960年版）一书侧重单尊佛像的研究，收图片（加插图）近300幅，但唯独不见此像。松原三郎的《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初版（昭和35年版，19，60年）内收单尊佛像图片和插图近400幅，也偏偏没有收入此像。此后《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三次改版，1995年最新版收图片近千幄，仍然不收法雨寺造像。在南朝佛像实物资料如此稀缺的现状下，为什么现代日本佛教学者对此像视而不见呢？

常盘太定是东洋史、佛教史专家，关野贞多侧重东洋建筑史研究，尽管他们在中国做了大量的佛教遗迹调查工作，可谓筚路蓝缕，但他们毕竟不是从石窟分期和单尊佛像的标型学角度进行细致的研究，往往凭直觉经验和文献加以判断，难免百密一疏。20世纪初在日本，也和中国清末民国时一样，往往把从南北朝一直到唐代的佛像一律统称为“六朝”造像。

晚于常盘太定的永野清一、长广敏雄及松原三郎诸位，可说是在佛教石窟寺和单尊佛像方面运用考古学的手段进行了科学研究，属后来居上者。在他们出版的佛像研究图录中之所以不收法雨寺造像，实际上已经暗示此造像靠不住。尤其是松原三郎，在单尊佛像研究上成绩卓著，<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一书多次修订再版，收录单尊佛像无遗巨细，他肯定对日本前辈推崇的法雨寺造像早有注意，但不收此像，绝非偶然的疏忽，只是由于日本学界也很重资历和学派，不便明言而已。

清末民初是伪造佛像的一个高峰时期。改革开放后，佛像仿制更是风起云涌，花样翻新。有这两个大的仿制背景，对流散的、出处不明的单尊佛像的研究实在应慎之又慎。近年来国内新出土的佛像如雨后春笋，有着可靠的出处和学术记录，实不必去追究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20世纪初的常盘大定、喜龙仁，甚至后来的松原三郎所编佛像图录中，都难免混入仿品和有争议之作，属瑕不掩瑜。十几年前出版的笔者所著《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今天回头看也有三四件是靠不住的，真是愧对读者，我巳反复在多篇辨伪文章中无情地揭示其伪，正本清源。

目前尚有许多伪造佛像因未能甄别清楚而分藏于世界各公私博物馆中，笔者所出的《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在编辑中即发现此类佛像颇多，有些还被公认为世界名品。为便于学人参考，这类旧仿赝品也酌情收入，唯加以说明，以期引起学界注意。

总之，由于各种局限，任何学者都不能避免失误，唯期及时纠正，不使谬种流传，方可使学术水准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