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回顾

计划筹建理化、数学、卫生、矿冶及特别研究所等；科学教育方面，设立科学教育部从事科学杂志的编辑发行、科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和通俗科学演讲，计划设立通俗观象台、科学博物院、科学书籍编译院、仪器制造所等；科学图书馆方面。除南京社所已有外，还计划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处设立分所。按照任鸿隽的说法，总图书馆及自然历史博物馆设在文化中心北京，理化研究所及工业商品博物馆设在工业中心上海，生物与卫生研究所设在南京。矿冶研究所设广州，其余分图书馆与特别研究所根据各地需要随处可设。中国科学社欲在全国建成一个庞大的学术机构网络，致力于研究科学，宣扬科学。

非常可惜的是，上述宏大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即使曾多次向社会募捐，一再成立筹设组织的上海理化研究所、数学研究所也没有最终结果。但无论如何。获得发展机会的中国科学社在军阀混战的政治狭缝中走上蓬勃发展道路。1922年开始汇集年会论文，用西文发行《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The Transaction of the ScienceSociety of China），成为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科学界的通道：生物所亦自1925年开始出版研究论文集刊。

社会影响大为扩展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科学发展事务上的发言权也大大提升，特别是在当时英美日庚款退款应用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中国科学社提出退还庚款在中国所办事业必须是中国最根本最急需的，能为中国谋求学术独立的永久文化基础事业，同时能增进全世界人类的幸福。这一主张反响强烈，也成为各国退还庚款使用的重要标准。同时，中国科学社不少领导人进入对中国科学发展影响最大的美庚款管理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领导层，不仅为自己的生物所发展争取到不少经费资助，也更为具体地擘画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仅取得了国内学术社团的领导地位，在国际上也成为中国学术界代表。

事业扩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积极的科技政策，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专门研究机关，充实大学，广泛设立大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步入新时代。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作为民间学术社团的中国科学社在相关方面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科学社还是获得了发展契机，步入空前的扩展时期。

首先，通过蔡元培、杨铨等人的努力，获得国民政府40万元二五国库券，是为中国科学社历史上最大一笔款项，也是其后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基金，专门设立了由蔡元培、宋汉章、徐新六等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进行投资管理。第二，国民政府将南京社所及其围墙外的成贤街文德里官产划归中国科学社永久使用，进行改建与扩充。第三，得中基会专项资助后，扩建生物研究所，建成植物研究室、动物研究室、动物生理实验室、生物化学研究室、图书储藏室、阅览室、标本陈列室与储藏室等。第四，购定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09号房屋为社所，并将总办事处由南京搬迁到上海，将社务重心由南京转向上海，南京留下生物研究所及其附属图书馆成为专门的生物学研究圣地。

同时，中国科学社进一步扩展社务，创建明复图书馆，设立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发刊《科学画报》和《社友》，实施学术评议与奖励，成立科学咨询处，联合其他团体召开联合年会，等等。1931年元旦，中国第一座专业科技图书馆明复图书馆（为纪念英年早逝的中国科学社重要领导人胡明复而命名）落成，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楼房，建筑费用8万余元，设备费用3万余元，完全免费向国人开放。明复图书馆建成后成为上海社会和学术生活中的重要活动空间。战时更成为保存图书仪器等学术资料之地，为中华文化的存续与接续贡献力量。

为解决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科学》脱期等问题，中国科学社出资创设中国科学图书仪器股份公司，最初专门从事印刷，后扩展业务，发展成为中国最为有名的科学出版机构，专门印刷科学书报，分印刷部、图书部、仪器部等部门，在南京、北平、汉口、重庆、广州等地设分公司，在中国科学图书的印刷，科学仪器的制备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社友间联络，1930年10月发刊《社友》，专门刊载社务、社友的消息，到1949年共出版93号。广泛记载了社员的活动与社务状况，是了解当时中国科学界“实态”的一份重要原始资料。1933年8月创办科普刊物《科学画报》，时任总干事杨孝述具体负责，在当时众多科普刊物中异军突起，成为至今仍延续发行、影响极为深远的科普读物，也成为中国科学普及的旗帜。

学术评议奖励是一个完善的学术共同体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学术体制化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更是学术独立运行的重要基础。自1929年以来，中国科学社相继设立、管理的学术奖金有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范太夫人奖金、考古学奖金、爱迪生电工奖金、何育杰物理学奖金、梁绍桐生物学奖金、裘氏父子科学著述奖金等，这些学术奖励的评审颁发不仅是对青年科研工作者学术成果的承认，更是对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巨大鼓励，成为他们在未来科学研究道路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动力之一。中国科学社也曾有向国内科学研究最著名者颁发“中国科学社奖章”的设想，并制定了章程，选定了评选委员会，但因各种原因，终未有结果。

中国科学社成立伊始就有科学咨询业务，以解决社会需求，但一直未能有所行动。1930年，国民政府号召学术机构设立科学咨询处，并订立了“科学咨询处办法”。中国科学社积极与政府合作，设立科学咨询处，并将咨询的问题和答案刊布在《科学》杂志上。《科学画报》创刊后，移载该刊，咨询问题大为提升，1936年度曾超过一千。后改为“读者来信”，成为《科学画报》几十年不变的特色栏目。

中国科学社年会日渐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1934年，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专门学会在庐山召开联合年会，宣告中国学术界联合学术年会的开启。1936年，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加入，在北平举行七学术团体年会，到会456人，论文292篇，被誉为民国时期“最大也是最后”的学术盛会。联合学术年会的召开，各种综合、专门学术期刊次第创刊发行，标志着中国科学交流系统正式建成，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中国科学社的旗帜——《科学》发刊到1935年，走过了20年的风雨，面临专业学术期刊、大学学报、研究机关集刊等众多学术刊物的挑战。中国科学社聘请山东大学生物系主任、牛津大学人类学硕士刘咸出任主编，对《科学》进行改版，读者定位“首为高中及大学学生，次为中等学校之理科教员，再次为专门学者，最后为一般爱好科学之读者”，设“社论”“专著”“科学思潮”“科学新闻”“书报介绍”“科学通讯”“科学拾零”“研究提要”等栏目。改版后的《科学》下接续完全通俗的给一般读者阅读的科普期刊，上接续各专业学会的专业期刊，“实居中心枢纽地位，……其宗旨略规抚英国之《自然》（Nature）周刊，美国之《科学》（Science），德国之《自然科学》（Die Naturwisenschaft）等杂志”。

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社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介入国家建设之中，利用其积累的知识优势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国立中央研究院虽是以蔡元培在德国、法国所见政府支持科学研究模式建立起来的，但在各研究所具体的筹备设立及其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受其筹备委员和主要领导人的影响。除实际具体负责中研院运行的杨铨是中国科学社主要领导人之一以外，各研究所筹备委员和主要领导人诸如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唐钺、王珊、周仁、王家楫等都是中国科学社重要领导人，可以说中国科学社为中研院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也是国民政府科学发展必须借重的最为重要的力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可以说是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的母体，所长王家楫是秉志在生物所的研究生，其他科研人员也基本上是生物所培养的人才。

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话语中，中国科学社也从其专业立场出发奏出了属于自己的和弦，主持编纂的《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音符。该书邀集国内对于民族学各方面素有研究的学者各就其专业分别撰写论文，从科学角度观察“中华民族复兴之道”。除竺可桢高屋建瓴的《序》外，有卢于道《中华民族之史的观察》、张其昀《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吕炯《中华民族与气候的关系》、孙本文《中华民族的特性及其与他民族的比较》、刘咸《中华民族之人种学的检讨》、卢于道《中国人脑及智力》、李振翩《中华民族的血属》、吴宪《中国之营养》、徐世瑾《中华民族之健康》、卢于道《中国人种之改良问题》和最后全书编者的《结论》，以生物学的眼光看待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气象、特性、人种、智力、血统、营养、健康及人种改良等方面，讨论了中华民族复兴之道，并指出上述各方面，“对于各项民族复兴之工作，有开始者，有尚未开始者，总之离奏效之期尚远”。

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成为国家战略。中国科学社不顾鼠疫流行的危险，1932年第17次年会毅然于8月13-20日在西安举行，传播科学而外，并进行实地科学考察和研究，积极介入国家战略，“帮助政府之建设”。同时，国民政府大举入川，筹备建设大后方。中国科学社1933年在重庆举行第18次年会，与政府行动遥相呼应，会后并到成都考察。对于此次年会，川省当局甚为注重。希望中国科学社此次会议，能将科学知识输入惯于内战的军阀脑筋，使之“趋向建设事业”；更希望中国科学社帮助川省调查“富源”，改进科学教育。年会期间，中国科学社也通过“建议四川当局组织四川富源调查利用委员会”等相关四川建设和全国科学规划的六个重要议案。1935年广西联合年会，也积极为广西建设出谋划策。1936年在“国防最前线”北平召开的联合年会，除了学术交流外，更有向日本军国主义展现中国学人风貌之意，“希望由科学家团结之精神，树为模范，使全国上下，一律效之”，是“全国科学界对于政府‘保障华北’的迫切请求”，更向侵略者宣告：“北平是我们的，而且我们亦决不愿意放弃”。本以砥砺学问，讨论社务，以追求学术进步与团体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社团年会，却因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处于象牙塔的学术深深地介入了当日中国社会的现实，特别是与国家建设的时代任务紧密相连。

到1937年，中国科学社的整个事业发展到巅峰。有上海总社所（总办事处、明复图书馆、《科学》和《科学画报》编辑部、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与图书馆）和广州社所；董事会和理事会成员个个都是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秉志为生物研究所所长兼动物部主任，钱崇澍为植物部主任兼秘书：图书馆委员会由胡刚复、尤志迈、王云五、杨孝述、刘咸组成，刘咸兼任馆长；《科学》编辑部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的精英，等等；全国还有12个社友会，由各地学术界领导人物主持。此时的中国科学社，已经成为民国学术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被誉为“社会之福、民族之光”。

另一种抗战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科学社，筹备联络各专门学会在杭州浙江大学召开联合年会，并组织数学分股委员会与中国数学会合作创建数学研究所等事业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断了中国科学的正常发展。为了保存中华民族发展的火种，中国科学社除明复图书馆，《科学》和《科学画报》编辑部，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事业和机构因地处法租界而留在上海外，其他事业主要有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及图书馆与当时大多数机构一样汇入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千里搬逃的洪流中，内迁重庆，落脚于西部科学院，后建造简陋研究室，积极从事学术研究。

当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内迁重庆时，限于人力物力，只将小部分书籍标本迁出，留下人员照顾所址并保管价值连城的书籍仪器和标本。不想日寇占领南京后，首先派军队强占生物研究所，并肆意破坏所内设施。后来调防时，原驻防部队竟然放火将生物研究所烧毁，标本、仪器、书籍均荡然无存。曾是那样蓬勃发达、活力四溢、成就卓著的中国生物学圣地——生物研究所就这样被焚毁。南京社所被毁后，土地被棚户所占领，战后虽经多种努力终未整体收回，自然也直接造成生物研究所战后不能“复员”。

生物研究所内迁时，所长秉志因夫人生病留守。生物研究所被毁后，他只身到上海，与刘咸、杨孝述、孙洪芬、曹惠群、胡敦复等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在“孤岛”克服各种困难维持中国科学社社务，继续发刊《科学》和《科学画报》，坚持明复图书馆的开放，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记载科学进步的历程，保存中国科学发展的火种；千方百计坚持科学研究，并关注后辈学人的成长，为战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团聚学人编译出版中国科学社土木工程丛书、水利工程学、电工技术丛书等，在帮助解决学人们生活费用，度过艰难困苦的沦陷生活之余，“以为战后复兴之一种准备”。他们更深知科学在抗战中的作用，毅然走出书斋，以自己之所长，通过《科学》《科学画报》《申报》等媒介发表言论，宣扬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他们的对敌斗争与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与真枪实弹的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战、沦陷区的谍报战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壮丽画卷，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畏强敌的崇高情操，是名副其实的另一种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不存，中国科学社总部内迁，上海社所由照料委员会照料，留职工3人看守。上海社务除《科学画报》、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继续维持外，《科学》在发刊第25卷后首次宣布停刊，明复图书馆关闭。1942年9月，上海社友会协同照料委员会将明复图书馆重新开放。翌年3月，《科学》第26卷在重庆出版，宣告了它的重生。同时，随着内迁学术界日渐稳定下来，中国科学社先后于1940年、1943年、1944年联合多个专门学会召开联合年会，不仅进行学术交流，更为抗战建国献计献策。

1943年是中国命运转折之年，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抗战救国已转向抗战建国，国家建设成为未来中国的重任。7月18-20日，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数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等六学术团体在北碚召开联合年会，不仅向外敌宣示“飞机炸弹不能毁灭”学术研究，也向国人宣示“学术研究并不因国难而中辍”。更为重要的是，年会在学术讨论之外，专门进行了“科学与建国”和“国际科学合作”两个专题讨论。决议以大会名义致书中枢，请求增加经费，加强各优秀学术团体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增加理论科学留学生名额，并陈述改善教育方法。1944年11月，中国科学社在成都召开多团体联合年会，庆祝建社30周年。学术交流研讨，科学通俗演讲宣传之余，也进行了“科学与四川建设”“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育”三个专题讨论。同时，发表《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宣言》，指出有鉴于抗战及战后建设之“迫切与紧要”，中国对科学的需要更为急切，科学是国家建设最为倚重的基础，必须全力以赴发展科学，并为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做出中国人的贡献，以寻求科学之独立：科学是为人类谋福利快乐而不是侵略杀伐的工具，因此应对科学应用制定善恶标准。可以说，中国科学社社员们在为艰苦的抗战做出自身的努力与贡献时，更深谋远虑，为战后国家建设和科学的合理利用出谋划策。

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社事业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落。抗战胜利后，力图有所作为，终因环境制约，维持现状已告艰辛。南京社所被毁，生物所不能复原，研究人员星散，只有秉志等少数几个人在上海明复图书馆顶楼苦心孤诣地维持。鉴于雷达技术的广泛应用，亦曾有设立射电实验所的计划，但目标根本不能达成。

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中，中国科学社仍不能忘却其科学救国之理想。1947年在上海召开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会上专门讨论“原子能与和平”“改进我国科学教育之途径”两个专题。会后发表了《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宣言》，从科学研究应以“增进人类福利为目的”出发，支持爱因斯坦等倡导的原子能和平利用运动；对于国内科学，以为应从“根本上着手”，如充实图书仪器，保证科学工作者的生活，确立科研经费的长远计划等。1948年分地区召开了第26届也是最后一次年会。在南京举行的十团体联合年会上，通过了不少提案，诸如建议政府按捐资兴学奖励办法奖励民间兴办科学研究及发展科学事业：确定总预算的千分之五为科学研究经费；设立科学基金会奖助科学研究，选拔青年人才，等等。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样的提案与建议无异于缘木求鱼，但真正表达了他们建设祖国，希望祖国富强的良好愿望。

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满怀希冀继续充当民间科学代表，为新社会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他们认为在新的国家建设中将担负着与国民政府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的重任，他们也相信在祖国的未来建设中将大显身手，不仅要继续保持社团组织的学术交流与学术讨论的作用与地位，而且要继续保持社团组织联络科学家情感的位置，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任鸿隽发表文章不仅对当时科学家精力分散、不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提出批评，而且要求科学家们摒弃成见，团结起来通力合作发展各门科学事业，不仅仅局限于世界科学前沿，更要着力发现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并解决之。

从1949年底到1950年6月，中国科学社先后举办“自然科学与辩证法”“新民主主义下的医药卫生建设”“米丘林学说与摩尔根学说”“土地改革与农村建设”“怎样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工人业余教育”等专题座谈会，不仅积极介入国家建设事业，而且热心思想改造，学习唯物辩证法，积极向政府靠拢。他们没有意识到新政权的科学事业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科学事业；新时期科学界的团结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团结。因此，作为民间私立社团，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在各种努力与交涉之后，《科学》1951年刊发32卷增刊号后宣告停刊。

但与其他民间社团相继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不同，中国科学社在任鸿隽、秉志、张孟闻、杨孝述、林伯遵、徐善祥、蔡宾牟、于诗鸢等人的坚持下，一直寻求着继续维持的机会，并相继开展了一些科学活动。1952年2月修改社章，将宗旨改为“团结同志，继续研究科学，交流经验，并协助生产事业之发展”。1954年10月，为庆祝成立40周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科学史料展览。展览分文献和实物两个部分，“皆略依学科性质及时代先后陈列”；文献分为十个部类：天文·算术、物理，化学、地质、生物、医药、农艺、工艺·工程、本社历年出版物、解放后国内科学刊物之一斑、本社所藏百年以前的外文杂志珍本，共有展品192种之多；实物主要来自上海博物馆、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复旦大学生物系考古组及收藏专家个人等，也分中国猿人头骨模型、殷墟甲骨文字、铸造、古代度量衡、板刻印刷、木刻、陶瓷、针灸铜人及金针金灸、最近青年科学家创造品等九个部类。

另外，还组织编纂出版《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科学史料译丛》等。《中国科学史料丛书》分“古代之部”和“现代之部”，先后由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李俨《中国古代数学史料》，王珊等《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吴襄、郑集《现代国内生理学者之贡献与现代中国营养学史料》，张昌绍《现代的中药研究》，汤佩松《现代中国植物生理学工作概述》，蔡无忌、何正礼《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王有琪《现代中国解剖学的发展》和罗英的《中国桥梁史料（初稿）》等；《科学史料译丛》，也出版有任鸿隽所译《爱因斯坦与相对论》《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等。不仅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进行梳理与整理，也关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

1957年“双百方针”期间，中国科学社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将《科学》复刊为季刊，延续到1960年4月出版第36卷第2期共4卷16期，再次停刊。《科学》再次停刊后，中国科学社将各种资产等移交政府，于1960年5月5日，发布《告社友公鉴》：

解放以来，我社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社务得以顺利进行。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曾先后将明复图书馆、生物研究所及《科学画报》等献给政府有关部门，在目前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为了更好地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经全体理事会决议，将现在所余的《科学》季刊，“科学史料丛书”及科学词书等编辑工作，交全国科协接办，同时将我社社所房屋及所有财产一并捐献政府，以完成我社历史任务。……现已交接完竣，我社即宣告结束……由此，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1985年，由12位科学家建议，在中国科学社老社友、《科学》的老编辑、老作者、老读者的支持下，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复，《科学》再次复刊。复刊后的《科学》承接前辈的科学梦，努力地传播科学，播撒科学的种子，在科教兴国的旗帜下前行！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 科学救国 科学社团 《科学》 《科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