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与中国白话文运动

摘 要：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白话文运动在20世纪初的发展，以接受外来文化为开端，以“国家”为话语中心，以反传统的立场使近现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的缺席，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接受中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

关键词：外来文化；白话文运动；近代化；国家；反传统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5－0124－03

Imported Culture and Vernacular Movement

LEI Xiao-m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Guangdong 524088，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the Vernacular Movement started in early 20th century.It began by accepting foreign cultures and took the “national” language as its core.Taking an anti-tradition stand,it identifie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Japanese literature,and lost the roo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accepted such a loss,resulting in lack of national subject awareness and weakening of national anxiety and identity awareness which help mak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

Key words：imported culture；vernacular movement；modernization；nation；anti-tradition

社会的变迁影响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的心态决定我们怎样去看待外来文化，研究外来文化。

亚洲的近代化，是由于接受了“西方的冲击(westernimpact)”而形成的。所以，亚洲近代化是“被”近代化；亚洲各国、各民族的近代或现代化之间的差异，是各国对于西方近代文化所采取的一面抵抗、一面接受的态度的不同程度而形成的。

东方近代文化的形成过程首先是对于西方近代化渐渐加深认识的过程，其次是根据西方的“精神”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的过程。

中国接受《天演论》是将其应用到社会学的范畴,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1]创造社于1921年7月在日本成立，到1929年2月被国民党查封才停止活动。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他们当时都是留日学生，身居异邦，深受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中国用白话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按照传统的说法，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起源于胡适那篇发表于1917年元旦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其胜利的标志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陆续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

中国古代就有白话文,唐俗讲变文,宋杂剧话本,明传奇口白,清小说京戏,用的多半是当时的方言俗语,尽量浅白,已广获各阶层观众好评.然而广泛采用于书面语言、写景、议论、抒情均以白话文,风雅文人不以之为浅俗,也是数千年未有的变局。自新文化运动期间有识之士的改良倡导,在20世纪30年代运用白话文创作蔚为风气,有利于信息知识的普及,并与教育的推广相得益彰。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救国,引进西方技术,期望中国不再固步自封.改文言为白话文,首起于戊戌变法先驱黄遵宪。黄遵宪21岁时,就已在《杂感》诗内写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出使海外后,在《日本国志》更提出文言合一的观念,他认识到“语言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不但要语文合一,还要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其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令天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他在诗学上“反摹古,不避俗语”的态度 ,为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起了先锋作用。

维新运动中,裘廷梁发表《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明白说出“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後实学兴”之言,认为二千年来人们穷耗在文言文的时间若用来兴实学,则有益中国科学发展。受他影响的陈荣衮,则以“文言之祸亡中国”立说。

白话文在宋朝时就开始以话本的形式出现了，到了明清便开始走向成熟，出现了一批通俗小说，像《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大部头的名著，到了晚清以白话写的章回体小说更是不可胜计。而白话文革命，在晚清的时候，裘廷梁就提了出来，他的提法和新文化运动一样都是希望通过对语言的改革来改革社会的，这种思想终使语言承担了难以承受之重，造成了白话文发展的畸形！

真正的白话文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新青年》为阵地兴起的。《新青年》一开始出版的时候，也是文言文的，到了1917年，胡适才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个时候其实也只有他自己的诗歌和小说是白话的。当时的胡适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站在社会革命的角度上看待白话文，他只是停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上，误以为白话文是我国语言发展的主线，因此到了后期，他成了改良主义者。但是他对中国白话文革命的推动是十分有影响的。

白话文的力量的确是惊人的，基本符合了那个时代甚至现在社会的需求。原因是国民素质普遍不高，如不推行白话文，不足以快速地普及文化知识和先进思想。但是一旦国民素质大幅度提高以后呢，就像现在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在今后全民的整体素质还要上新的台阶。人们势必会呼唤包括白话文在内的更多的语言形式。而白话文将继续担当普及文化知识的责任。古典语言也势必在一定范围要回归，目前很多有识之士不正在积极倡导读经读史吗？白话文单一发展将会对汉语文化发展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不利于人们更全面、准确、完整地继承并发扬光大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就普及文化来说，白话文固然很得力，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与中国五千年的优良传统相比较是有些粗浅的。人们如果想更深一步的了解文化知识，却需要“翻译”，中国于是有了怪现象，外国名著需要翻译，中国的名著也需要翻译。每翻译一遍，都会使原著中的一些精华无形中流失，更不要说歪曲和误解了。到了我们这里，馒头不再是馒头，也不是被人嚼过的那样简单，而直接就变成了垃圾。而且，对于创造来说，白话文在有些领域明显地有些不成熟，稚嫩。人们的思维也犹如墙上的芦苇，终是与大地隔的太远了，成不了气候。

陈独秀继胡适之后,写了《文学革命论》，白话文改革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时钱玄同，他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封信，故意把文学革命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由刘半农发表《复王敬轩书》一一予以驳斥。就这样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人们可以看出，文学革命之所以胜利了，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站在了反封建这一潮流上，而白话的胜利是伴随品，如果就单单文言与白话之争，白话不见得就能胜利。历史要进步,文化要发展,文化进步的历史连续性是谁也无法斩断的。难道我们只要白话文,而可以轻率地抛弃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以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古典诗词,以及以司马迁、韩愈为代表的历代鸿文吗?一个新生儿,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固然可爱;可是一位老学者,充满智慧不也同样值得尊敬吗?一个年轻没有文化的民族,固然可以没有历史的包袱,轻装前进;但一个拥有5 000年光辉灿烂文化的民族不是更充实、更厚重、更值得骄傲吗?现在我们在人们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在适当的范围发展文言文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有一定必要性。至于反封建的主题，即便是到了现在，仍然没有结束。这也是有目共睹,尽人皆知的事实。

白话文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不要一味迷恋于白话的简单、易懂。还有简体字，到底简去了什么？有些文章已经触及痛处，所谓“白话文、简化字白化了文化，简化了思想”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这个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反省。特别是目前，随着电脑输入法兴起，繁体字的书写已经不再是麻烦事了，反而逐渐盛行起来，不少报刊都出了繁体版,要更好地与世界接轨,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至于俗文学是另外一个相关话题，它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一句话说清楚的。

中国文学进入到近代以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获得生命力以承担开发民智使命，其 意义诉求、结构关系、存在方式等作了巨大的调整、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绝然不同的诸多特征。例如“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的产生就是明证。^[2]这种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变革虽落实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等，但旨归在“国家”想象与叙事上，所以文学中“人”的觉醒主题被“国家”意识所遮蔽，文学成为宣讲“国家”话语的重要方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也就是文学的中心话语。

当时的主流话语是民族独立、国家权利，“今日欲救我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3]，而非个人主义。这种国家意识构成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动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4]，“今日诚欲救国，不 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5]近代文学是一种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目的的文学，或者说，“国家”话语是近代文学的中心话语。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主要因民族歧视而起，而民族歧视又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溃败的结果。何以溃败？他们大都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无能，认为中日关系逆转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面前的无能与败北。陈独秀、鲁迅等无不将近代以来的落后归之于传统文化，认为中国若不革除旧文化的陋习，即使没有外族的入侵，也难以自立于世界。于是，他们将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倡导。反传统与学习西方统一起来了。而日本虽然给予过他们不公正的待遇，但日本近现代文化却来自西方，是西方文化东方化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现代性文化，对日本的学习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追寻。这种话语置换为长期以来鄙视日本且又受到日本民族歧视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日本的理论依据。对传统的背离，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寻，使他们很自然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上。

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反传统的激进立场，使他们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学自觉的认识与继承，未对本土文学与日本文学作深入的比较与分析，也就难以真正辨析出日本文学的特点，难以将日本文学美学因子化入中华民族文学体系内，转换生成一种新的适宜于中国语境的美学原则。对日本文学的认识，在许多时候难以深入，也就难免不生搬硬套。

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的缺席，使接受中关注“现实”这一特点所具有的可能性优势被弱化。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现代何以少有如日本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夏目漱石的《文学论》那类不朽的理论著作。

反传统的立场使近现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接受中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

参考文献：

[1]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孙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 叶易.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4]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饮冰室合集(1).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M]//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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