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缘

2010年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60周年。60年来,上海市文联践行“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与广大文艺界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运用各种平台与形式,开展活动,创立品牌,举凡“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上海美术大展、上海书法大展、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作家艺术家下生活采风、维护文艺工作者合法权益……其间,涌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意味深远、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值得以纪念性、写实性、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形式加以收集和总结。

自从今年3月“我与文联”征文活动开始以来,响应踊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老一辈德高望重的文学艺术家不顾年事已高、天气炎热,纷纷慨然动笔,表达对文联的深厚感情。这些短文,见证了文联历史,深具史料价值。本次征文活动,将形成《我与文联——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60周年文集》,收录125篇征文。在此,我们刊载其中10余篇以飨读者,共襄盛事。

上海首届文代会的主题——团结、创造

刘厚生

1950年7月24日至29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上海首届文代会召开时,是上海解放以后的一年零两个月,全国首届文代会召开后的一年。此时上海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已有了初步基础,形成了大致框架。就群众团体来说,各文艺门类已产生了好几个协会,但其组织体制与现在相比,有所不同——除文学、音乐、美术和舞蹈四个工作者协会外,戏剧与电影合为一个剧影家协会,戏曲则与曲艺、杂技合称为戏曲改进协会。另外还有一个翻译工作者协会。这些团体在过去的一年里,已分别做了不少工作。尽管如此,人们更加希望尽早成立一个能够更广泛地团结全市文艺工作者,更密切地交流、互助,更有力地推动文艺创作的文联。成立文联,也可以与全国文联、各协会的体制一致起来。

由于人心所向,首届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十分顺利,只消两个月时间就水到渠成。文代会代表531人,加上列席嘉宾和工作人员将近千人。这些代表是由上述几个协会选派出来的,此外还加上解放军文艺工作者代表。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团结。强调团结,既体现在代表人数上,更体现在代表的代表性上。代表名单中,老中青、左中右,领导、职工乃至基层艺人都有代表,比如音乐界有刚从育才学校音乐组毕业不久的小青年陈贻鑫,杨秉荪,也有国民党党歌作曲者程懋筠,还有写流行歌曲的黎锦辉;戏曲界有梅兰芳、周信芳,也有跑龙套的姜振海,以及街头艺人徐和其、方钧,包含了大小十几个剧种;文学界则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也有“鸳鸯蝴蝶派”作家……文艺界人士一看就知道,这份名单体现了高度的代表性和高度团结的精神。

大会的总主席是夏衍,副主席是冯雪峰、巴金、梅兰芳。开幕式的执行主席是周信芳,冯雪峰致开幕词。夏衍以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向大会作了他亲自撰写的主旨报告《更紧密地团结,更勇敢地创造》,表明了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和今后的方向。他的报告,总结了一年多来上海文艺工作的成就,也指出了不足,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了上海市领导陈毅、潘汉年等同志的肯定。

大会的高潮,是陈毅市长的形势报告。此前,早在上海全部解放不到十天,即1949年6月5日,陈毅就在青年会八楼大厅召开过一次文教界人士座谈会,当时有200多人参加。陈毅酣畅淋漓地作了四个小时的报告,震动了上海文教界。夏衍说,很多人由此成了“陈毅迷”,确实如此。文代会上,陈毅的报告依然是一口气四个小时,从国际形势、朝鲜战争一直讲到上海文艺工作。他也谈了团结和创造的问题。陈毅的讲话风格气势豪迈开朗,幽默而又细致,报告结束后,大家在讨论时都是心潮澎湃,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

文艺界的团结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这次大会人数多,为了让代表们充分发言,大会分成了23个小组。无论是大会还是小组会,代表的发言都十分踊跃。其中有不少人谈了解放一年多来的感受,不少人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更有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确实是群言煌煌,民主风扬。同时,许多报刊纷纷约请代表撰写文章,发表见解。其中周信芳写了一篇题为《新旧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

不过,当时在文艺创作方面,确是很少有重大作品出现。上海解放不过一年多,作家艺术家们刚刚接触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刚刚开始学习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因此,优秀作品不可能一招手就是一大片。夏衍报告中举了一些作品,今天回想,那些作品的水平其实不高。因此夏衍强调大家“勇敢地创造”,确是当务之急。我想,不仅在那时,就是在当今、在未来,我们都始终应该“更紧密地团结、更勇敢地创造”。

译协缘来

欧阳文彬

上海,历来是文学艺术家藏龙卧虎﹑群英荟萃之地。1949年5月解放后,原先留守“孤岛”的文艺工作者和来自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以及从解放区南下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重视、爱护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为着建设新中国这个伟大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1950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文艺大军,去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翻译工作者协会正是这支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共有18名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是其中之一。

我自幼爱好文学,特别爱读外国文学作品,由此萌发了学习外语、从事翻译的愿望。除了在学校攻读的英语、世界语之外,我还业余自学俄语。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先后在桂林、重庆和上海的《中学生》、《开明少年》等刊物发表译作。解放后,我作为翻译家董秋斯的助手,参与了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建工作。这个工作原是上海地下党文委交给董秋斯的任务,为的是把长期分散单干、各自为政的翻译工作者们组织起来,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他在上海解放前夕,就开始与翻译界的朋友们商讨、议论,为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建作了充分准备。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董秋斯就联络了沪上知名翻译家刘思慕、姜椿芳、陈原、郑效洵、叶水夫等四十多人作为发起人,于6月19日召开了翻译工作者协会发起人会议。会上,董秋斯被选为译协主席,我被任命为秘书长。译协主要通过发起人的辗转介绍吸收会员,还有不少翻译工作者主动前来申请入会。由于翻译工作者大多是“单干户”,有的人历史比较复杂,水平也参差不齐,审查会员资格的工作比较费事。经过商议,董秋斯最后拍板——译协是群众团体,是翻译工作者自己的组织,要求参加的人多,这是好事,译协不能把入会的标准定得太高。他还说:“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人家现在主动靠拢我们,我们就应该欢迎,至于业务水平,是可以提高的,译协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会员提高业务水平。”他的这番话,其实正充分体现了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从此,译协会员的队伍迅速扩大。

1949年11月13日,译协召开成立大会。到1950年7月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译协的会员人数已达二百余人。后来,译协还吸纳了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翻译名家参加,实际上,协会会员的范围已扩大到全国,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翻译工作者协会。

译协原先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专职人员。我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译协的联络处就设立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开明书店编辑部,来往信件由我负责收转。于此同时,董秋斯还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翻译刊物《翻译月刊》。编辑部也没有办公地点,是附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世界知识》杂志社里。董秋斯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既负责处理译协的各项事务,又主持刊物的编务、策划、组稿、审稿、编稿、校对等工作,“一竿子”干到底。这样,他就几乎没有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翻译工作了。他说:“我宁可少译一些东西,也要把译协的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