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张英《祝吴舅太夫人寿》行书七律诗轴

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先后任《国史馆方略》《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总裁官。康熙四十年（1701年）致仕归里。康熙两次南巡，均获召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张英卒，享年七十二岁，谕祭赐葬，谥“文端”，诏入贤良祠。张英一生著述颇丰，有《笃素堂诗文集》《聪训斋语》《恒产琐言》《南巡扈从纪略》《易经衷论》《书经衷论》等刊行于世。

从这首诗的末尾署款可以看出，这是张英写给其舅太夫人的祝寿诗。诗的内容大意：清澈的溪水远离尘嚣，流动不息，舅太夫人如松竹一样高洁坚贞。外祖家世代仕宦，门第高贵，老人在乡里都成了榜样。外甥从遥远的地方写这首诗寄给您，祝您永远健康长寿。白莲山峰在您家门前，风光秀丽，您就如那山里岩壑上生长的桃树一样，桃花年年盛开，岁岁常新。

诗中提到的“延陵”是桐城麻溪吴氏郡望，故址大约在今江苏省常州、江阴一带。《麻溪吴氏族谱》记载：“族始于泰伯，望于延陵”。宋末，吴氏自休宁长丰避兵迁入桐城麻溪河畔居住，即称为麻溪吴氏。桐城吴氏有豸休、马埠、麻溪、高甸等多支，均宗派不同。张英的外祖即是麻溪吴氏，张英自称“亦熟悉于外家事”。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撰写的《麻溪吴氏族谱》的谱序中说：“麻溪世有女德，吾母诰赠一品太夫人，为赠方伯公曾孙女。吾幼奉母讳最严，亦熟悉于外家事。”

张英对外祖家的事颇为了解，所以在给其舅太夫人的这首祝寿诗中写道：“世家簪佩推华阀，乡里仪型奉老亲。”簪佩，即古代冠簪和系于衣带上饰物，借指仕宦，如南朝梁简文帝《南郊颂》序：“屠羊钓壑之士，厌洗耳而袭簪佩。”华阀，即高贵的门第，如清恽敬《赠光禄大夫陈公神道碑铭》：“高望华阀，品升于朝，门地著于天下。”仪型，即楷模、典范，如曾国藩《送唐先生南归序》：“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诗中的这句并非张英借祝寿之名而有意为之的溢美之词。麻溪吴氏迁至桐城，后分为东西两支，明代嘉靖以后，渐渐发迹，官宦仕途，代有传人。从清代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麻溪吴氏“东有布政、宫谕、司马；西有廷尉、黄州。名贤继起，族益蕃大，可谓盛矣”即可窥见一斑。“布政”即吴一介，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人称“方伯公”，其性情刚直，为官清廉，未曾阿谀于人，事亲亦孝谨。明万历四年（1576年），与人倡捐集资，营建桐城砖城，使桐城人民免受流寇侵扰，邑人特立祠纪念他。吴一介父亲赠方伯公吴堂，“有纯孝之称”，张英母亲即为其曾孙女。吴一介子应寰、应宾、应宠等皆有贤能。吴应寰为廪膳生，明武英殿大学士何如宠，礼部尚书叶灿皆从受学。吴应宠孝悌父母兄弟，曾将财产分给贫穷的族人。“宫谕”即吴应宾，他亦以孝亲闻于乡里，二十二岁即登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授编修，天启中，以同里左光斗、方大任推荐，诏加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上疏极论时政，上嘉之，宣付史馆”。“司马”即吴用先，“少孤，育于祖，及长，孝养备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官浙江按察使、四川巡抚、蓟辽总督。“廷尉”即吴应琦，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由太常寺博士擢监察御史，巡按云南、迁大理寺少卿。“黄州”即吴叔度，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授工部主事，改黄州知州，后为工部郎。张英的外祖父吴石莲，生平鲜见史料记载，仅《浮山志》云其在“明万历间，与太史吴应宾等，出资在金谷岩两侧，倚岩架楼，修殿立佛，时人敬之”。从寥寥数语中亦可窥出其是一方人望。由此可见，张英外祖麻溪吴氏确实是世家簪佩、门阀清华、孝友传家的名门望族。

康熙六年（1667年）张英中进士，选庶吉士，逢其父张秉彝卒，乞假归桐城葬父丁忧。这首祝寿诗的末尾署款“癸丑”，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此时张英守丧期满，诏回京城不久，改授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因清代俗称翰林为太史，所以诗轴的款印为“太史氏”。诗中“青鸟”指神话传说中给西王母报信的神鸟，这里借指传递书信。张英身在京城，与故乡桐城远隔千里之遥，虽逢舅太夫人寿诞，却不能亲自回桐城为其祝寿，只能“青鸟遥通西母籍”，写首诗寄送给其舅太夫人，希望“紫云常护北堂春”。诗的最后，通过“白莲峰色迎门秀，岩壑桃花岁岁新”景物描写，表达了张英对其舅太夫人的殷殷祝福之隋。

康熙朝时，择取翰林词臣中才品兼优者入值南书房，或代拟谕旨，或征备咨询，或讲求学业，以书法著称的沈荃、高士奇、查异、陈邦彦等都曾先后人选。张英是最早选人南书房的翰林之一，足见其学问才艺之精湛。康熙帝喜爱书法，曾以擅长书法、专学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沈荃为师，受其影响，亦极其推崇董其昌的风格。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清朝的阅卷官甚至把书法的好坏作为科举考试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以此决定取舍。由于康熙对董其昌书法的喜爱和推崇，清朝初期的书风基本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一般书法家只奉董书为典范。张英虽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来立世的，但作为清代官员，他不能游离于历史的大环境之外，他在写给子孙的家训《聪训斋语》中说道：“董文敏书，大小疏密，于寻行数墨之际，最有趣致，学者当于此参之”。从这首祝寿诗可以看出，纯正的董体，隽逸洒脱，章法疏朗有致，结字空灵秀逸，用笔圆转流丽，笔画中洋溢出轻松舒畅，字里行间透露出清新自然、平和秀美之风。张英曾论书法：“分行布白，取乎匀净，然亦以自然为妙”“一行之间，自相顾盼，如树木之枝叶扶疏，而彼此相让，如流水之沦漪杂见，而先后相承。未有偏斜倾侧各不相顾、绝无神形步伍连络映带而可称佳书者”。这件诗轴的分行布白，正是张英通过艺术实践对自己书论的最好诠释。

张英好读白居易、苏轼、陆游三家诗，为人淡静寡欲，敦睦友善，晚年归居桐城龙眠山双溪草堂，在山问遇到担柴人，不以宰相自居而主动让路，与人方便。有关他“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仍传为美谈。他“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曾作《芙蓉双溪图记》以明志。从这首诗的末尾署款“癸丑”得知，这一年张英37岁，正当壮年。赏读这首祝寿诗，似有田园之清新，又似有一片太和之生机，旷达散逸，超然物外的情愫自然而然地扑面而至，令人叹服这位身居庙堂而有田园之志的清代名臣之才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