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探析

今年4月28日，是革命先烈李大钊英勇就义90周年。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铭记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者。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不仅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而且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说明，深刻表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阐述，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方向、新道路的探索与思考，这不但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新取向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而且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今天仍然有启迪作用。这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李大钊所以能够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取向，能够初步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探讨和思考，形成有实践意义的社会主义观，并不是偶然的。具体地说，其一，是基于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时代意义的正确判断，明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强调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们的态度“唯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①这种对于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表明中国革命已有了新的取向，这是形成他的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前提。其二，基于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只有科学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1919年1月，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②即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他还深刻地指出当时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③形象地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仆关系，引导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其三，基于对中国革命新取向的探索。十月革命爆发时，中国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已在其6年前发生，虽然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的情况反而一天天坏下去。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经过对民主和科学的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于是，开始了对中国革命发展新方向的探索。这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像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人民在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社会指明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取向，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业中，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努力运用新的理论武器，探索和思考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由于他的早期思想就有活躍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能够从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的角度观察历史，敏锐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乃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在这时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的意义。

首先，在比较中正确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之时，各种名目的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李大钊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时，不但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等思潮划清界限，而且比较准确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既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历史的局限性。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分两种，即空想的社会主义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彼之社会主义是属于空想者。但一般人均鄙弃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不能实行之故。至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实行，遂为人所重视。其实不能如是，因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故其关系颇切。” 主张“取其精者，弃其糟糠可矣。”④在这里，“母”与“子”的比喻虽不很精当，但它所包含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是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们知道，当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之后，在大地升起文明曙光的同时，私有制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也开始显现出来。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先进人物苦苦追求和探索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理想，但限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个美好的愿望还只能寄托在诸如“桃花源”式的梦幻之中。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为标志，开始了人类的先进分子对高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和追求。这就是长达200多年，到18世纪达到比较完备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情劳动群众的贫穷和苦难，开始探究造成劳动者悲惨境况的社会原因，探索消除这种社会弊病的途径。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未来的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于他们还没有能够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揭示未来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也还停留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因而还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就如李大钊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成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仅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极为薄弱，如砂上建楼阁也”。 ⑤到了19世纪，在继承人类先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同当时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指明了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传播，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也使进步人类的理想和追求获得了科学的依据。

正是通过上述这样的比较，李大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实际运动，应该具备政治、法律、经济三个方面的特征，他说：“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除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⑥李大钊把这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的依据，也作为分析和批驳各种不同的错误主张的依据。这里虽然个别的表述还不够准确，但就其本来意义上说，他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制度上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在分配上，劳动者要获得最大的利益。应当说，这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也是未来社会主义必须体现的基本特征。

其次，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极端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不但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极大的怀疑，而且也有助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李大釗曾从智、情、意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他说：“由智的方面观之，社会主义此为现在存在之资本制度之批评指南。由情的方面言之，则为以新的、好的秩序，代替旧的、坏的制度。由意的方面言之，则使人发生努力，以平静寻秩序，代替旧秩序。”⑦这就是他所说的，从精神方面表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初期，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种种误解和偏见，李大钊为此专门写了《社会主义释疑》一文，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也以专门一节回答“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他在释疑中阐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这主要有：（一）针对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会使人“穷苦”、“不享福”的错误观点，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才是使大多数人穷苦，享福的只是少数人，社会主义正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整理生产，就是通过有计划的增殖，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通过合理的分配，彻底改变多数穷人供奉少数富人的状况，“这样一来，就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二）针对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发生怠工”、“决不发生竞争”的观点，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实行强迫工作，非常痛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哪里有像现在劳动的劳动者，有怠工的现象发生！”李大钊认为，社会由竞争而进步，社会主义社会有正当的竞争，它所反对的是那种“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地” 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它所禁绝的，是那种“使人犯罪等”的不正当的竞争。（三）针对有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观点，李大钊指出，“有了经济上的自由，才有真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因为生产资料，包括高楼、大厦、汽车、马车等生活享受物都被他们占据，而劳动者劳苦终身还得不到温饱。“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⑧上述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已有很高的认识水平，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介绍唯物史观的工作，并努力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因而他在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是充分重视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实行国有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因为，“从前私营的经济组织之下，有很多很重要的生产事业，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难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则国家都一律照办”。他认为，这样做，能够有效地、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 ，他说：“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他还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有了强大的国营经济，还可以同国际进行经济合作。他说：“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断非现在什么中、日合办，中、英合办的种种事业可比。” 总之，在李大钊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具有很大的好处，“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此时最经济的运输法日渐扩张，既便于材料的供应，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产事业、分配事业均有利益。”⑨上述这些看法表现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的见解，精彩迭起，这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是很有帮助的。

再者，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不是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这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⑩李大钊在论述社会主义时，同样指出不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要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既要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要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他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他特别对共性与特性的结合作了明确的说明：“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李大钊正是根据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诚然，这时社会主义运动刚在中国兴起，还缺乏实践的经验，李大钊不可能对这种中国特性作出具体的阐述，但他为此提出的一些思想仍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同本国资产阶级应该有不同的策略；又如，提出思考中国问题，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包括“近今之国情”即现实的社会和“往昔之国情”即中国的历史；再如，提出要注意“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表扬显著我们的民族精神”，等等。这些思想，对我们探索自己的特性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的目标提了出来。1921年1月，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就提出“现在的中国能否即可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实业发展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要“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就是说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有一个过程，掌握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明确表示：“我坚信，将来是必将要进入这一步的，这是最终而且必须达到的目的。”同时他表示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这反映了李大钊具有的卓越看法，同时也表现了探索的特点。但应当肯定，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定信念，有助于他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而对中国革命面临问题的正确回答，也是使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

注释：

①②③《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27页，第270页，第341页。

④⑤⑥⑦⑧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11页，第207页，第195页，第194页，第354-356页，第136页。

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