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织特性的大学控制模式

收稿日期：2013-08-23

作者简介：韩梦洁，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师； 郭驰，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研究生工作部部部长，副教授。（辽宁大连/116024） 摘要：伯恩鲍姆在《大学运行模式》一书中，从系统论的角度牢固地把基于学术特性的大学控制模式建立在组织理论基础之上。他整合了几类大学控制模式——学会组织模式、官僚组织模式、政党组织模式和有组织无政府组织模式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大学控制系统模式。这种控制模式不仅关注学术组织特性，而且强调其所处复杂环境的开放性，对于促进我国目前现代大学组织的管理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大学运行模式；大学控制系统；学术组织特性；大学治理近年来，国内外大学管理者倡导把公共管理学的治理理论应用于学术组织，从而形成新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大学治理/控制。其中，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鲍姆是较早将治理理论运用于大学组织的学者之一，其大学治理理念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大学运行模式》中。①在运用组织理论分析学术组织时，他充分注意到大学不同于其它社会组织的基本特性。只有符合学术组织的基本特性，大学管理模式才能够真正产生效果与效率，达到管理的目标。在综合几种大学组织管理模式基础之上，伯恩鲍姆构筑了依靠组织负反馈进行自我修正、自我调整的大学控制/治理系统。时至今日，大学已经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其利益相关者不再是单一的，基于协调与沟通的控制组织模式是现代大学管理的要求。

一、大学控制系统理论的提出

关于治理的定义，人们从结构、法律关系、权力形式、权利与义务以及决策过程等众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伴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与管理事务复杂性的增加，管理人员的层级性不断被强化，他们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然而，作为学术工作者，却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独立地从事其工作，而不应该受任何外界力量的束缚与干涉。基于学术组织的特性，治理理论无疑为协调大学组织存在的各种冲突与矛盾提供了解决途径。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学术组织具有不同于其它组织的基本特性。把治理理论引入学术组织之中，需要关注的是大学组织具有以下几种特性。（1）学术组织的结构具有二重性。大学组织存在两种结构形式：一种是传统管理的科层结构；另一种是教师在其权力范围内对学校有关事务做出决策的结构。[1]这两种结构分别建立在不同的权力基础之上，前者是源于行政上级对活动的控制与协调的管理权力；后者是源于自主性和个人的知识专业权力。相对而言，大多数企业组织的主要目标活动则受上层管理人员的指导和协调，管理者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组织结构中的职位。（2）学术组织的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大学的使命是模糊的，大学的目标也是多样性的，因此没有任何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学校组织的所有法定的利益。然而，企业组织的使命是追逐利润，其目标是明确的，因而其管理也是统一的。（3）学术组织的成员具有特殊性。在学术组织中，影响教师情绪的因素主要是学术自由和道德行为等内化性原则，以及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事进行自由沟通，而不是企业组织成员受工资增减的影响或惧怕管理人员的惩罚。因此，学术组织的特性必然导致其组织与管理的特殊性。

1967年，美国《关于学院和大学控制的联合声明》的发表可看作是大学治理理论的最初设想[2]。当时，根据美国联邦的法规、特许状或宪法规定，每当创办学院和大学时，都必须设置一个大学法人实体和外行控制的董事会。在法律意义上说，董事会就可以代表学校，而普遍的治理观促使大学决策成为董事、校长和教师们的共同责任。尽管董事会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关于谁究竟应当拥有多大权力问题却存在很大分歧。在大学组织里，管理人员与教师之间的矛盾使大学陷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无休止争论之中——大学是应当由董事和管理人员来控制，还是应当由教师们来控制？为了化解大学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的矛盾，《联合声明》提出学术组织中所有重要参与人员分担义务和共同参与的公共决策模式，权宜来自不同利益团体在所商议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尤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董事会和校长的合法权利，该文件赋予学者对课程、教学、教师地位以及学生等学术领域主要的责任。可以说，《联合声明》为大学治理模式提供了基本的理论阐释。

二、大学控制系统的四种模式

尽管所有学术组织具有共同的基本特性，但是不同类型的学术组织所表现的学术程度却不尽相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学术组织具有结构二重性、目标不确定性和成员身份的特殊性等基本特征。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由不同类型的学术组织所组成的多样化的学术系统，而这些组织具有学术程度不一的组织特性。例如，研究型大学位于学术系统的顶尖地位，具有较强的学术特性，具有较强的结构二重性，组织目标更加不确定，组织成员更受诸如学术自由、道德规范等内化性因素的影响。相反，处于学术系统底层的社区学院组织，其组织基本特性则较弱。相应地，这些学术组织形成不同的运行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四种。

·理论探讨· 基于组织特性的大学控制模式 （一）官僚组织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组织结构和决策的合理化，主要适合于社区学院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官僚组织是指通过系统地协调许多个体的工作来实现管理任务而设计的一种组织类型，其结构功能在于使组织规划有效地服务于具体组织目标的实现。当组织行为达到标准化程度时，组织的活动和过程具有更大的预见性，组织也因此而变得更有效率和效益。[3]对于较大规模的学院，他们系统地分化不同部门和个体的工作、权利和责任，并通过一个科层的结构控制系统予以强化。这种组织拥有一个等级官僚制的组织结构，每一个层级较低办公室的活动都受到其直属上级管理者的控制，而且其管理制度、活动和决策程序都采取书面形式加以说明。这种学院的有效运行取决于是否遵循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靠运气或良好的愿望能够实现的。他们强调理性治理，重视长期计划和制定明确的子目标及其实现的进度表。值得注意的是，学院职员的专业水平越高，官僚结构对其的控制效果往往越低。

（二）学会组织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平等的社团成员分享权力，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主要适合于规模较小的专业学院。在专业学院中，学院教师和管理人员都具有高级学术职称或专业学位，这使他们符合学会组织成员资格的要求。学院奉行平等和民主主义，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平等地看待对方。当出现问题时，他们都有权利和机会参与讨论并对解决问题各自发挥作用。学院的决策基本上都是根据教师和管理人员达成的一致意见做出的，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4]共同的背景、不断的相互影响和悠久的传统使学院形成一种强大的充满凝聚力的学校文化。学院要保持一种真正的学会模式，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组织规模必须足够小。当组织的规模扩大时，学会组织的机能将会失去效力。学会组织往往被看作具有志同道合的个人所组成的社团。只有通过定期的面对面接触、必要的协调机制以及工作计划与传统的充分结合孕育出文化和谐的组织，才能够具有并保持学会组织的特征。

（三）政党组织模式

这种模式偏重于权力和资源的彼此竞争，主要适合于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大学类型。如同一个政党组织系统，这种大学“拥有各种的利益、主张和目的各不相同的子系统所组成的超级联盟”[5]。而且，每一个子系统又是由不同的利益团体所构成的，这些利益团体都希望通过施加影响来使各自的愿望在经费、声望、影响力等学院资源的配置权重中得到反映。于是，大学组织形成一个由不同力量博弈而产生合力来支配的联盟，各团体分别被赋予各自的评估权力并通过协会的协调来行使权力，政党组织的适当冲突反而有利于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在通常情况下，大学基本上都是按照惯例运行，绝大多数的事务处理都是由现行的程序和非正式的认知或价值观来引导。尽管这种类型组织缺乏明确的目标，但是仍然能够出台相关的组织决策。之所以能够遏制破坏性冲突，主要是因为高校的权力集中体现在特殊问题的处理上，而团体成员则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问题并确立各自的势力范围。整体上来说，政党组织系统并不具备什么责任感，政党组织联盟往往会无视保护弱者的权益。

（四）无政府组织模式

这种模式重视学术团体成员自主探索的权力，主要适合于学术性强的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表现在目标的模糊性、技术的不明确性和参与人员的流动性。[6]在这种模式中，大学是由结构、职责和规章制度等要素构成的组织，标准化的程序确定了成员彼此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途径，许多决策皆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做出的。而且，这种大学拥有独特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奉行以教师的专业化与学术权力为基础的精英教育标准，制约着参与成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在资源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无政府组织程式就会盛行起来；当学校资源减少时，无政府组织程式的重要性就会降低。资源分配与计划实施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里既没有明显的偏袒，也没有对某些目标的过分强调。系统的决策皆是系统自身所做出，而不受任何人的操纵与控制。

尽管这几种模式是大学运行模式的主要类型，但它们并非单独出现于特定的高校。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某些大学组织表面仅呈现一种模式的某些特征，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它组织模式的特征，只不过所表现的强弱程度不同而已。譬如，组织成员要遵循合法的规章制度，认可上级科层组织指示的权威性，因此具有官僚组织特点；院系办公室、委员会、系科等小团体成员拥有相同的背景和利益，彼此平等对待，尽量采取大家都满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具有学会组织特性；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正式或非正式团体进行影响学校资源配置的政党活动，于是形成政党组织模式；学院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而许多方面又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秩序和稳定，从而体现了有组织无政府状态。在综合多种模式的基础上，伯恩鲍姆提出大学控制或治理模式。他强调，大学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当体现不同团体的愿望。所谓大学控制，即大学所参与人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广泛沟通的过程。“官僚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目标是理性，学会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是意见一致，政党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是和平，象征性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是感觉，而控制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目标是平衡。”[7]

三、大学控制系统模式及其现实意义

伯恩鲍姆将组织理论和控制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管理中，并构建了大学控制模式理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而且在实践上也引起了一场大学管理模式的变革。大学控制组织模式充分考虑了学术组织自身的基本特性，从开放式系统的角度全面地考虑到现代大学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促进现代大学管理变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大学控制组织模式的反馈圈符合学术组织目标不确定的特性，重视各学院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学院系统的功能通过纵向的反馈圈得以控制，并通过学校的结构和学校系统的横向反馈圈得以强化。因党派性和象征性过程，反馈圈之间的关系或是松散联合的，或是牢固联合的。这些或松散或牢固的联合方式在学校系统的内部发挥作用，决定着学校组织文化的特征。学院的活动主要通过两种控制系统进行调节：第一种是结构控制系统，由可见的控制要素所组成，具体表现为组织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等形式；第二种是社会控制系统，包括不可见的控制要素——团体成员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与团体的凝聚力。在两种控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学院的组织文化提供了促进认知组织目的和了解、选择与解释相关数据信息的环境。结构控制和社会控制模式都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反应敏感的反馈圈，其作用在于在必要的组织运行过程中进行一些稍微的调整，保证组织运行在可接受的限度内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可接受限度的微调不能成功控制组织运行状况时，组织要素自己就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改变组织的运行过程——这种负反馈圈调节维持组织的稳定性。

其次，控制组织模式的自动调节功能遵循学术人员所追求的学术自主性原则。面对复杂的组织环境，学院被划分为众多不同的规模较小、相对稳定的子系统，并通过科层结构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如此，复杂的组织问题被分割开来，每个具体问题的处理都由特定的决策者所负责。通过决策者人数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有限理性的限制。组织目标是众多且复杂的，学院则往往采取简化和分化目标的方式来减少不确定性目标的限制，而专注于学院的主要目标。通过向松散联合的子单位分配其致力于实现的具体目标，学院可以解决学院目标中存在的许多不确定性和相互冲突的问题。学院的大部分协调工作不是由一个无所不知的理性代理人所包办，而是通过学院的有关方面进行自发的调整而进行的。高层次人员往往负责解决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混乱问题，或者通过细微的改进所选择的活动方式，而不是试图从根本上去改变组织的功能。这并未意味着领导者的无关紧要，而是说明他们的有效性取决于他们是否根据具体的控制原则来办事。学院的目标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取决于他们的影响力。一般来讲，他们很少对各学院在组织规定范围内如何发挥各自的功能进行干预，他们的任务是保证各单位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运行。这样，控制学校的决策者就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的新的可变要素上，而不必花费时间去综合分析各种可能的结果。

最后，大学控制组织模式的沟通机制适应学术组织所处复杂多变环境的开放性。控制系统的适应性及其能否生存下去，取决于把握各种环境变化的感觉/反应机制。处于复杂环境中，组织需要复杂的感觉机制。建立复杂感觉机制的方法之一是配置大量松散联合的控制人员，并让他们各自负责注意环境的某方面。另一种应付环境复杂性的弥补方式，是保持那些组织的控制或管理人员复杂化。组织系统的子单位负责监察负反馈的信息，它们能够感知环境的滋扰，并及时地做出反应。选拔于不同子单位的管理人员代表不同价值观，这时就需要系统的领导者协调与平衡他们各自代表的单位利益。只有在子单位能够传输信息的情况下，控制系统才能有效地发挥应变功能。控制系统的领导者必须保证监察的方法得当，监察人员要关注所收到的负反馈信息。当领导者“增加监察过程的参与人数，并使每一个人员负责关注少数问题”的时候，领导者就可以对组织施加影响，这样做既增加了他们各自的注意范围，从而也增强了组织对重要变化的敏感性。选拔或任用合适的监察人员之后，领导者必须构建健全的沟通系统，以保证及时收到来自监察人员的重要信息。

综上所述，大学控制模式是基于学术组织特性的运行模式，改进了过去几种大学控制模式的缺陷与不足，对于提高高等教育机构在现代复杂环境中运行与控制的能力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世上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完美无缺的管理模式，大学控制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诸如，如何把握组织自我控制与领导对学校事务施加影响的程度，在特定的子单位与团体中如何选择适合的管理方式，领导者应该如何有效地协调与平衡管理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的固有矛盾等，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某种新的控制模式所能够彻底解决的。归根结蒂，还是需要高等学校的领导在理论上清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及其关系在学校管理中的地位、意义及作用；在实践中，从本校实际出发，找到最佳的整合模式。[8]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此书的中文版译著中的“university governance”被译为“大学控制”，也即是我们今天惯于称谓的“大学治理”。本文中采用“控制”与“治理”的基本表述具有相同的涵义。

参考文献：

[1][4][7] 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M].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11，84，216-217.

[2]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Policy Documents and Reports， 1984 Edition.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1984.

[3] Blau， P.M.Bureaucracy in Modern Society.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5] Syert， R.M.， March， J.G.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6] Cohen， M.D.， March， J.G.Leadership and Ambiguity： 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New York： McGraw Hill， 1974.

[8] 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95.

（责任编辑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