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过去五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共十九大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做出顶层设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现出大国、周边、多边外交全面拓展、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安全领域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亦对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形成挑战。今后一段时期，着重塑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如何识别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与机遇，如何管控安全风险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对于进一步明确中国今后的安全战略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就近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议题专访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陈东晓教授。

《领导文萃》：一国的安全环境事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民生福祉。当前全球正处于动荡期，大国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变化更趋复杂、地区热点问题波诡云谲。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及其影响要素？

陈东晓：当前，正值中国迈入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我们更要用系统或整体性的思维来综合考察中国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

分析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主要有以下四个角度；一是全球战略稳定是否可持续，特别是要看全球主要力量之间战略关系的态势；二是区域安全架构是否包容，特别要看在亚太或印太区域，中美能否在安全合作上有“共同的朋友圈”；三是国际安全领域的热点、难点的治理是否充分，特别是要看国际社会管控新旧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建设；四是国际国内两个安全场域的互动是否良性，特别是要看中国国内发展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反弹效应的运筹和管理。

这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密切关联，同时相互之间还存在交集。大国战略关系及稳定与否，尤其是中美战略关系稳定与否，是中国的周边安全合作机制能否朝着更加包容、有效的方向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大国战略稳定机制与中国周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又对全球层面重要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管控前景至关重要，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环节。此外，中国作为影响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一方，是最活跃的重要变量之一，中国自身的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推进也必然深刻影响着国际安全环境本身。总之，在新时代，我们更要用系统或整体性的思维来综合考察中国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

《领导文萃》：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影响国际安全环境的诸多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也可能相应地发生改变。运用系统或整体性思维来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风险需要统筹考虑大国关系、国内与国际发展等诸多方面。其中，大国关系对于维护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从大国战略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特征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陈东晓：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新旧动能转换、新旧格局交替、新旧威胁交织、新旧观念交锋将更加激烈，这些背景条件的影响可能会使国际安全环境发生更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对中国而言，这一态势的发展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也会产生更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系统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关系是保持未来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变量，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体系的“非均衡的多极化”特征明显，“一超多强”的国际权力格局日益式微，“两超诸强”虽然还未确立，但态势日益显现，这对大国战略互动的态势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大国战略关系“稳中有变”。在中美俄、中美欧等三角或三边关系中，中国不仅积极进取，而且还是影响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最具确定性的力量。美、欧、俄等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关系的盘整态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这一动态进程中，中国有望继续处于战略主动和相对有利的位置。

另一方面，美国将是影响大国战略关系的最具不确定性的力量，由于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游离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倾向的主线，中美关系将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近年来，“中进美退”的态势将越来越被“中进美怼”的态势所取代。美国社会正在出现“战略反华派”“意识形态反共派”以及“美国利益本土派”三股势力合流来对付中国的趋势。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直言不讳地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指责对象。虽然该报告提及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期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安全战略在目标、手段等方面将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

其次，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以中、俄等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竞争和斗争将日益显性化甚至扩大化。而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所炒作的中国“锐实力”概念，以及美国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提出的“对华接触破产论”“中美竞争为主论”、推动基于价值观和针对中国的“印太”构想，就是这波斗争的最新反映。尽管这些构想能否落地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倾向。

再次，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其內阁要员以及总统幕僚团队的人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不仅增加了特朗普政府执政团队的政策不确定性，而且随着持对华强硬立场的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于近期接任国务卿一职，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最后，自执政以来，尽管特朗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场合一直释放积极信号，但就其政策动向而言，其正逐渐兑现竞选时的诸多承诺。特别是美国政府近期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企图通过在经贸议题上施加压力以逼迫中国政府在相关议题上让步，借此获得更多的相对贸易收益，并打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可为中期选举造势，巩固其执政地位。当然，鉴于发起对华贸易战不仅无法有效扭转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也将有损美国国内相关群体的利益，更将对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在中国按照既定改革方针，释放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积极信号的背景下，特朗普自拾台阶，主动缓和对华贸易争议态势。由于中国市场的开放势头持续向好，且不会止步于金融领域，未来还将进一步开放诸如教育、物流、医疗等服务产业等领域，并将加速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谈判，未来的中国市场将蕴藏着更大的机会。因此，特朗普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对华实施大规模贸易战的企图，并通过磋商解决双边分歧是明智之举。当然，鉴于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现象的狭隘认知，未来一段时期，经贸领域仍将是美国对华制造争议的重点领域。

《领导文萃》：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发展将对亚太秩序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您认为未来亚太秩序的发展趋势有哪些方面？

陈东晓：未来一段时期，亚太秩序的演进将存在三大趋势：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的区域、跨区域的合作倡议将使得亚洲国家之间、亚洲与全球其他区域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第二，区域内不同力量在政治、安全等领域的矛盾会对区域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地区热点问题与安全威胁对地区局势稳定和区域合作形成负面冲击。其中，南海局势目前虽总体稳定，但依然暗流涌动。中国周边的相关热点问题的发展趋势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随着中东乱局的发展以及中东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扩散，亚太区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亦不断滋生，将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领导文萃》：目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比如近期中东局势的发展加剧了恐怖主义势力的扩散。同时，在以网络空间为代表的包括外空、极地等新疆域的大国博弈亦呈现日益复杂的发展态势，对相关国家的政治、安全关系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陈东晓：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以网络、外空、极地等议题博弈为代表的战略新疆域博弈是当前全球议题领域中的两大热点议题。

一方面，“后伊斯兰国”时期的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暴恐活动呈现扩散化、“独狼化”、本土化加速的趋势，国际反恐形势更趋复杂。作为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动乱爆发地，中东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冷战化”特征明显。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具体而言，该地区民族与部族矛盾难以调和，不同宗教之间及同一宗教内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巴以双方及相关国家间领土争端无法妥善解决，历史上西方列强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贻害深远，二战以来相关大国深度介入中东的地缘政治冲突与政权更迭导致地区安全局势一波三折，这些事态的发展导致中东地区难以构建稳定的安全环境，也预示着近期的中东乱局难以在短期内得以平息。特朗普政府对其中东政策的调整，包括降低对伊拉克等地局势的直接介入程度以及对伊核协议持消极态度等政策导向，并未充分缓解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安全风险。随之而来的是该地区以伊朗和沙特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阵营化”“教派化”“代理人化”斗争升温，这一态势为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了更多的干预机会，导致地区安全风险不断上升。更为严重的是，近期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协同英法就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等问题，试图通过发动袭击以再次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这一态势的发展将加剧地区局势动荡并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容忽视的是，对中国而言，中东乱局不仅导致该地区的政治与安全风险陡增，而且由于源于该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滋长与扩散趋势，对“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以及中亚、南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落实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在国际战略新疆域的博弈进程中，尤其是在涉及网络安全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相关议题领域，由于相关国家存在严重的利益抵牾，以及这些新兴议题领域规制缺失的矛盾突出，导致大国在这一议题领域的博弈不断升级，特别是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倾向加剧，使得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和不稳定性逐渐上升。这类战略新疆域博弈的升级亦对大国关系和全球安全形势形成了一定的风险。

《领导文萃》：您刚才从大国关系层面、地区层面和议题领域层面分析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责任和影响力日益上升。目前，在全球层面上，您认为有哪些风险因素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形成重大影响？有哪些重要的趋势需要中国保持高度关注？

陈东晓：在全球层面上，主权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两方面风险：

一方面，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对国际安全造成冲击。西方国家政治极化趋势明显，不少国家社会分化严重。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资本效应、技术效应和经济全球化的叠加，使得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出现剧烈变化，并正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转变为“马拉松比赛”式社会结构。在金字塔结构中，人们的地位高低不同，但大体还处于同一个社会结构里，在塔底层的人还在努力往上层攀爬。但在如今的“马拉松比赛”式结构中，每一段都有人掉队，这些人不仅可能堕入底层，而且将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无法回归，从而被迫“退赛”。近年来，这种颠覆性的结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两大群体，即在世界上主张开放、竞争的精英阶层和主张公平、保护普通劳动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所谓“全球化的得利者与全球化的失利者之间的对立”局面。

另一方面，人类居住的客观世界正發生着巨大的“代际变迁”。日益严峻的极端气象灾害、生态恶化、大规模传染疾病等风险以及国际合作意愿和资源缺失的矛盾进一步突出。2016年8月国际地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用新的地质年代意义的“人类世”概念来取代一直沿用至今的“全新世”概念。这一“地质年代概念”更改，不仅表明人类社会的整体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地球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最大因素，同时也意味着，“全新世”时代的稳定的自然环境将成为过去，“人类世”将面临更剧烈的环境变迁，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人文环境。这种变迁还意味着地球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耦合性”增加，许多事物不再呈现“线性”发展，而是以“突变”的形式呈现，地球系统内的震荡、意外的频度和强度都将前所未有的增加。这些都会增加未来国际安全环境中动荡源的不确定性。

《领导文萃》：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规避、缓解人类历史上频发的大国冲突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贡献了新方案、新智慧，您如何看待上述理念的内涵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

陈东晓：从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两个场域互动态势上看，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两个构建”，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

一方面，中国倡导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打破了人类历史上以意识形态对抗或以战争解决冲突的固有模式，为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了新方案。这一理念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正在获得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倾听、回应与认同。这一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借此指引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在全球或区域展开合作。其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务实外交、加强人员来往以及加深国家间社会交往的基础、建立处理分歧的有效的制度化渠道等。

另一方面，中国所主张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组成的利益相连、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集合体，这一理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必将引领未来的全球治理发展方向。因此，“两个构建”充分彰显出中國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

当然，“两个构建”的外交理念与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的矛盾仍比较激烈。因此，在这一理念的推广进程中，一些大国对此刻意回避。同时，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同能力不足的矛盾仍比较突出。此外，国内部分舆论精英出现了对现实环境、中国地位、综合能力等方面的“认知错位”，误把“自负”当“自信”。

因此，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固然对我们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也会产生更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系统性风险。要坚持以系统的思维和底线的思维来全面把握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和国际环境的新发展，全面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凡事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从而积极运筹并化解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同时，在多极世界中，各国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共同的利益和共同承担的责任。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政府需继续大力倡导国际社会的协作，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应支持国际社会更多注意和培育主要的驱动因素。

《领导文萃》：在影响中国当前安全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大国关系具有牵引性作用。您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应如何运筹好大国关系？

陈东晓：着力运筹好大国关系，有助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当前，大国互动博弈面临深刻变化，中国需要更加积极运筹中美俄三角关系与各对双边关系的正向互动，发挥中美俄三角关系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合理公正的方向转变。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三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推动大国就国际热点问题展开对话。如推动中美俄三方举行高级别会晤，就缓和亚太热点问题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稳定中东局势等安全问题举行战略对话。

第二，应继续强化和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权威作用，推动中美俄三方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开展高层对话和政策协调，从而保证联合国改革有助于大国协调。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能力，适应当前国际格局新变化，特别是全球安全治理新要求等重大目标的推进。

第三，推动中美俄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开展安全对话，尤其是针对当前网络空间军事化、网络武器泄露频发和扩散威胁急剧上升、国际网络空间的安全脆弱性凸显等重大安全威胁事态，积极推动中美俄就如何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维护网络空间的良好秩序，加快制定完善网络治理规则、开展三方高级别对话，努力使网络空间的安全治理成为中美俄三国对话合作的新领域，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增加新的议题纽带。

《领导文萃》：在构建未来的亚太地区秩序方面，美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您认为应如何推动中美在亚太秩序建设方面的合作？

陈东晓：当前，推进中美在亚太秩序建设，尤其是在安全合作中培育“共同朋友圈”，对维护地区局势稳定与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周边，尤其是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经济贸易和运输的中心及重心，中国周边国家在全球地缘经济和战略位置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中美构建“地区国家共同朋友圈”，有助于在中国周边国家构建开放包容的安全和经济合作秩序，减少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防止中国周边出现排他型的地区经济和安全结构。

培育以“构建区域开放包容合作架构为支柱的周边国家共同朋友圈”，需要以安全、经贸、地区治理三驾马车同步推进。包括安全上推进我国同美国主导的地区军事安全同盟的对话交流合作，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循序推进在重要国际航道的联合巡航；经济贸易上推进各种次地区、跨地区多边经贸机制的对话对接，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地区互联互通倡议的协调对接，推动地区自由贸易和公平互利贸易的协调发展；在地区治理能力建设领域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指导，推动中美和地区国家联手提高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设能力。

《领导文萃》：考虑到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的各类风险因素，您认为中国需在哪些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以提升管控风险的能力？

陈东晓：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需要不断提升中国在大国互动博弈中的风险防范和反制能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未来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内和国际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博弈斗争可能进一步加剧，预计美国等西方国家将继续在境内外加大力度，策划与支持形形色色的“推墙运动”“街头政治”“颜色革命”等，这将对维护国内稳定的大局形成负面影响。在此形势下，要积极防范并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博弈传导到中美关系的其他合作领域，甚至破坏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从而保障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二，要认真关注并化解俄罗斯精英阶层“疑华风”“恐华风”对俄罗斯社会以及中俄关系的杀伤力，减少其对普京政府对华政策的负面影响。要进一步推动中俄经济合作，促进两国市场的相互开放与企业间合作，提高两国合作应对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要强化中俄两国民间层面的交往，特别是民间经济交流，培育和深化两国关系的发展基础。

第三，要继续化解欧洲在内顾、内乱加剧的背景下，欧盟等对所谓中国“分裂欧洲”政策的过度反应，并积极反制欧洲可能在人权领域重新高调反华的图谋，防范其干扰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应加强中欧在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等领域的合作，增强中欧关系的发展动能。

第四，继续加强中印、中日、中澳等双边关系和互信建设，并通过积极运筹金砖峰会、上合峰会、中俄印三国外长会、东亚峰会等机制来对冲美日印澳等国鼓噪的“印太”构想，并提升中国在国际机制领域的影响力。

《领导文萃》：在微观层面上，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程中，中国应如何应对各类安全风险？需在应对风险的能力建设方面有何作为？

陈东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穩步推进，未来一段时期，“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海外项目，尤其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所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将会增加，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需着重加强安全和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以保障“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并借此促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第一，要加快弥补中国在海外项目安保能力建设方面的不足之处。在“后伊斯兰国”时期，国际暴恐分子和极端分子为宣示其存在和影响力，攻击我国在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大型基建项目的风险在增加。近期，中东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向中亚、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蔓延扩散的趋势，而这些地区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亦为恐怖主义的滋长提供了土壤。目前，在巴基斯坦等地已有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中国企业员工遇袭事件发生。为此必须通过技术与装备援助、情报交流、人员培训等方式加强国际合作，大力提升安全防范和抵御暴恐袭击的能力。同时，需做好国内的舆论管理，既要客观报道相关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亦不可过度渲染其风险；需要谴责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还要防止因“以偏概全”而影响对有关国家国内社会的认识，避免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推进造成不必要的干扰；需要进一步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与人员安全，但又要防止盲目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第二，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中“信誉风险”的管理力度，有效化解部分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项目存在定位不准、对接能力不足、预期过高等造成的经济与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有40多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较低甚至极低，特别是斯里兰卡、蒙古、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布提等国国际债务违约风险高。大规模基建将推高这些国家的外债依赖，这一问题已成为国际舆论和当地舆论的炒作热点，并对中国的融资机构和项目参与企业的经营绩效形成不利影响。在今后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应加大与多边金融机构关于债务可持续的合作，促进相关国家按可持续债务标准来落实项目，并在项目融资过程中，切实拓展资金来源，以降低项目的融资风险，并通过增加利益相关方，提高决策与经营水平。此外，应廓清“一带一路”项目边界，以便聚焦资源，防止未来一些“烂尾工程”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声誉。

第三，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合作协定，如果过于强调这些合作项目的地缘政治的意义，不仅不会为合作带来更多动力，反而可能授人以柄并“坐实”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动机”不实的指责，进而可能会为合作带来更多障碍。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一带一路”的诸多项目应基于市场原则和市场化的方式来加以确立和运作，要以企业为主要的微观推进主体，政府主要应在实施宏观政策引导、加快与沿线有关国家签订双边经贸或投资保护协定、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简化审批手续、增强对海外企业及人员的安全保障能力，以及在部分情况下提供政府优惠贷款等方面，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