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内《四库全书总目》批评研究综述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研究一直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板块，甚至可谓其学术积淀最为深厚的组成部分，2017年国内对于《总目》展开的研究依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此綜述即是通过考量分析，以勾勒研究状况的大体新貌。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学;文学批评

据知网、万方等学术网站显示，共有相关研究论文53篇，其中多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考证研究占据了绝对的权重，这是作为目录学著作的《总目》特有的文献属性决定的，论文研究分布概况见左下图，其中经部、子部、集部研究成果大体相埒，史部次之，其他再次之。而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就是《总目》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2017年学界对此主要是围绕唐、宋、明、清四代文学而展开研究的。其中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是热门，成果颇丰，而唐、明、清文学研究比重均等，但明代文学的研究成果相比唐、清二代在质量上要稍胜一筹。

《总目》批评百年来获得了无数持续的关注，至今已俨然是“四库学”体系下的耀眼明珠。朱自清先生《诗文评的发展》曾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中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系统”二字，揭示了《总目》宏观透视的全局眼光，或者我们可以西南大学何宗美所提的“宏构性”（“体格的庞大”）和“建构性”（“体系的整体性、统一性和主观倾向性”）作为此论的绝妙注解。当然，毕竟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政治干预、学术影响、文人心态及社会风尚等等因素形成的合力而导致的共同结果。因此，百年来对于《总目》的探究就在毁誉参半的天平上往复倾斜。2017年沿袭依旧，但在价值评判取向的视域下，我们审视其文学史观的视角仍然能够自由延伸，从而获得众声喧哗而意义丰厚的解读。

一、唐代文学批评

关于唐代文学研究，集中在诗歌史和散文史批评，都是在肯定《总目》批评的前提下做出的梳理与归纳。

针对唐诗史，湖北知行学院熊志敏《<四库全书总目>对唐代诗歌的评论与考证》认为《总目》“考辨精微，评价公允”，总结了古典唐诗学，从诗歌史的视角，充分地把握了唐诗研究的基本内容，奠定了现代唐诗学的基础;其是从“比较批评”“推源溯流”“比较权衡”“重风骨”等四个方面，相应地分析了唐诗的地位、诗人和流派源流关系、艺术水平以及评判标准。

而对于《总目》较少人问津的唐散文史领域，钦州学院倪文豪《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代散文史的构建》一文做了有益的探索，认为《总目》全面把握了唐代散文发展流变，“确立了从起点、线索到谱系的由点及面的唐代散文史建构”，指出了唐代古文运动逻辑起点源自元结、独孤及，发展脉络线索是“复古——创新”;而在梳理古文家群体谱系时，认为正是韩愈处于承上启下的最核心地位，围绕此核心的古文运动“发生-高潮-繁荣”各阶段代表人物都呈现于图谱。作者还特别理清了《总目》是从纵向、宏观的“师承”与横向、微观的“品第”两个维度完成这一谱系的构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点明《总目》是以“镕炼”与“自达”作为双重价值取向来品评唐古文家的。

二、宋代文学批评

对宋代文学开展的《总目》批评研究可谓重头戏。西南大学吴亚娜博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文学批评研究——以宋人别集与词集提要为中心》对其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认为《总目》以通变的大文学史观评判了宋代文学史的断限与分期，阐释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及近代性的史学意识。《总目》将宋文学分宋初、盛宋、南渡、宋末四时期，从作家群体、作品风格、文学流派、文体衍变等角度描绘出发展历程，其综合性划分标准是“以政局变革为主导，旁及士风、世运与文风”。但对易代文学的断限与批评的背后“隐藏彰显正流、隐去动乱的政治目的，以及表彰忠义、抨击失节的教化意图，实现了权力话语向文化思想领域的渗透”。在对具体文体的批评上，由于“封建社会末期官学视野中的文学观念”的加持，带来的是《总目》文体谱系“尊雅正、黜俚俗”的特征，其实隐藏着权力意志——“巩固皇家政权、宣扬盛世文治、弘扬儒家教化”。如对宋诗体派的审视，嘉奖中正风格，并依照儒家伦理思想评价诗歌品格。对宋词虽注重词体的音乐属性和词的表意功能，而在风格观念上依然偏向典雅浑成，对骈文亦欣赏典雅瑰丽。当然其批评还受当时的学术环境影响，如对宋散文的批评呈现崇实审美观念。作者还指出《总目》在批评思想和文献考辨带有的浓郁主观性，因此疏漏处在所难免。

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赵超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成果《论<四库全书总目>宋诗批评对前说的继承与驳难》对《总目》宋诗批评做出专门的研究，较为肯定地赞赏了《总目》的批评观念与方法，认为其能以包容、公正的态度，对不够允当的评论，能纠正求全之毁、辩驳不虞之誉、指摘观点谬误;并总结了这些批评做法对后世的启发意义。同时西北大学赵涛国家社科项目成果《略论<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史家意识》一文也高度肯定了《总目》的批评功绩，称《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成熟完善之作，“始终站在清代学术思想、美学观念与文学批评的理论高度……凸显出内涵丰富的史学价值判断和史家精神气象”，标举“气运”与“风尚”两大标准进行批评，故而能够秉持系统的史学批评原则和博古通今的史学批评范式。

三、明代文学批评

中山大学林玉洁国家社科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明代翰林别集编纂标准的衍变》在相关文献的比较中发现《四库全书》所收明代翰林别集有过几度筛选，相伴而来的是正统批评观的逐步确立，即逐步加强明翰林忠节之气的批评，但又将政治、道德、文章统合于中正平和的文学观念，以消弭三者紧张关系，鼓励了平和通达文风，“使其作为另一衡量标准，与忠节并重，以缓解因为士大夫自矜功伐而导致的激烈情感表达”。

西南大学何宗美所撰之文《<四库全书总目>：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高屋建瓴，从《总目》两大基本性质“宏构性”与“建构性”着眼，认为“目录体系与观念体系、宏构性与建构性、实学与官学形成的矛盾统一于《总目》的整体之中”，“观念体系、建构性和官学对目录体系、宏构性、实学产生支配和牵制的作用”，官学意识的架构是基本体现，而非使用性、工具性和观赏性。明确了《总目》思想、学术的建构是最突出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高度评价了纪昀批评法的全视野、大视野和通史、通学视野，从而指出了研究《总目》必备的总的归结点——反思及还原——由“解官学”、“解建构”而致。

四、清代文学批评

对清代文学的研究主要瞄准四库馆臣翁方纲。澳门大学邓国光《翁方纲<四库提要>稿本的文论意义》通过对翁方纲编纂《总目》的手稿研究，发现翁文论思想中对于“神理”的重视似远超“肌理”，指出了至今学界对翁文论的解读依然停留于“肌理”的误区。作者还认为翁俨然视“神理”为“遣词造句的关键与根本”。然而这样的思想主张却遭到纪昀的否定，纪无非出于顺从帝志而抹杀包括源于明朝的“神理”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从而强化了清朝官方思想钳制，遏制了文人学士的自由文学观念的发展与“自发性的建构意义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下，作者提到完全接受“神理”观的桐城文派却发展出涵盖全面的文论观，“而成为清代文论的成就的象征标志”。作者相对偏激的言辞下，能瞥见将批判锋芒指向文化精英的作者表现出的历史精神的缺失。

丽水学院民族学院赵宝靖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成果《四部勤著录 诗文富学殖——2000年以来翁方纲 <四库提要稿>与诗文研究综述》，对翁《四库提要稿》流布与整理、综合研究、内容构成与写作方法的研究及著录标准探讨等做了梳理归纳，展现了2000年以来的此项研究“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