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

从考古学上进行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研究，需要超越物质文化层面的认识论基础和考古人类学的视野。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八种模式，这些边远地区串连而成的四条考古学文化地带和民族走廊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表现出显著的历史意义。

“汉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上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文化研究和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课题承载的内涵之丰富厚重，以及涉及领域之宽广宏阔，实在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这里只是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对于“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研究”的几点初步认识。

“汉文化”与“汉文化的形成”

在“汉文化的形成”研究领域，考古学材料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地不爱宝，新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的新材料还有可能引发知识体系的更新，考古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份量还会加大。就谨慎的考古学者而言，一是对于“汉文化”的概念和“形成”的标志理解不统一，二是对于运用考古学材料直接探讨汉文化形成的有效性抱有疑虑，因此其注意力和相关成果仍然集中在考古学意义上的资料分析和研究方面，多数人并不愿意付诸笔墨去直接讨论这类容易流于空泛的话题。不过，考古学者对于“汉文化形成”的关注和思考却是一直存在的。

考古学者的一般思路，是认为“汉族的形成”与“汉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视为汉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在考古学上，或许可以将各地尤其是边远地区汉墓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最终趋于一致与汉民族的基本形成相联系。这一过程的完成，一般是在武帝以后。解释这一过程，将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与西汉中晚期两个阶段的墓葬材料加以对比便很能说明问题。

这一思路在技术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容易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但是进入学理层面，难免有人会追问，“能否界定出秦汉的汉族”、“什么是汉文化”、“如何看待边远地区汉文化的特殊性及其考古学表现”这一类问题。而且，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是否基本一致？若不一致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民族学和考古学上的基础问题未必有定论，经常是各执已见——越讨论越糊涂。尤其是置放在西汉帝国开疆拓土的宏大空间场域、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中，这样考虑问题有些简单化。

在有些历史学者看来，汉文化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即：“以汉字为载体，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以汉朝为标志”，①这一概念是否精到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较为丰满。的确在考古学操作层面，至少可以牵连出汉代疆域范围、汉代纪年范围、汉城、汉式墓葬制度（葬俗、葬式、棺椁和随葬器物）、汉式器物、汉陶、汉字（碑刻、铭文、印章、封泥、榜题）等一串相对客观的标准，关联性更强，观察点更多。但是本质上仍然不能完全回答类似的诘问。

文化其实是联结世界的途径。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意味着边远地区与西汉帝国成为一体，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意味着边远地区已经建立起西汉帝国主导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西汉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有效管理。这些内容，都可以放在“统一”的维度上来考量。葛剑雄先生认为，“统一的主要标准应当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②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研究中，这种考量相对超脱出物质文化的束缚，提供出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也可以说，在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就是对当地前期政治体系的整体否定。还应该认识到，汉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汉文化因素的构成情况会有许多阐释空间。

“汉文化形成研究”的研究视野

在这样的认识体系中研究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考古学操作层面的着眼点并不拘泥于考古学文化中汉文化因素的绝对数量，以及前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是否被整体性地颠覆和替代。还需要考察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诸边远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也不必然是选取西汉武帝的时间截面。依据这些认识，我们将西汉边远地区划分为西北朝鲜、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岭南和东南沿海八个区域，从考古人类学上分别讨论各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

将此八个地区串连成一个整体的“华夏边缘”，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汉文化形成”的整体格局和历史过程。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区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③这种史前和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深远地影响着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六大板块和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三大走廊组成，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④考古学上的“区系类型”学说和民族学上的“民族走廊”理论强调的都是整体格局，对于全面完整地认识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有着深刻启发。我们以为，这八个西汉边远地区，实际上能够串连为“辽海走廊”、“北方长城地带”、“藏彝走廊”和“珠江地带”四条考古学文化地带或族群通道。而考古学文化地带的概念，在学术史层面可以追溯至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⑤以及佟柱臣先生提出的“阴山”和“南岭——武夷山”两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⑥

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有可能大为开拓考古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但是在中国范围内，多是停留在理念的讨论上，比较成功的个案研究仍然罕见。另一方面，虽然考古学也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是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发展情况，事实上与人类学渐行渐远，这种局面其实也影响到历史维度对人类学研究的纵深支撑。“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研究，是考古人类学的极好实践。王明珂先生认为，华夏认同与中国边界的形成具有生态资源背景；华夏认同一旦产生，就大量吸附边缘人群，直至生态边界的极限地区；华夏边缘最终在汉代得以形成与保持。⑦林耀华先生的“经济文化类型”体系强调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向，强调经济文化类型决定着族群的文化特征，并且充分考虑到经济文化类型与历史进程的关系。⑧这些认识，对于考古学者进行“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研究”有着很好的启迪。中国的边疆在更广阔空间维度上就是亚洲内陆的核心，文化人类学“中心与边缘”的视野在这一课题上也会发酵出许多新鲜认识。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几种模式

根据这些认识论基础，我们初步将“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归纳为八种模式。

一、西北朝鲜。西北朝鲜在西汉前期只有零星汉文化因素，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开设朝鲜四郡以后，以“乐浪汉墓”为代表的汉文化从整体上取代了土著文化。从考古学文化、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族群结构、风俗习尚和行政设置等背景因素分析，辽东郡与乐浪郡关系极为密切。西北朝鲜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发展线索和历史进程与辽东地区大致同步，西北朝鲜的汉文化是伴随着辽东地区发展的历史节奏和历史内容而形成的，开设朝鲜四郡是西汉政府经燕辽地区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伴生类型”。

二、辽西辽东。至迟在战国中期，燕国已占据辽西辽东地区。战国燕文化在基质上属于中原文化，但是燕僻在边陲，燕民中存在以貊人为主体的土著成分，被中原诸侯视为“燕貊邦”。战国燕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澳门土生葡人与葡萄牙母体文化的关系。西汉杨雄《方言》记载“燕代朝鲜冽水之间”是汉语的一个方言区，《史记·货殖列传》 将“上谷至辽东”视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地理单元。辽西辽东地区的西汉墓中普遍存在故燕文化因素，这一地区的西汉文化是在故燕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土生类型”。

三、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北方长城地带战国时期为秦、赵、燕三国北方边地，即《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林沄先生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大批南下有关。⑨汉匈关系是北方长城地带西汉时期历史背景的主线索，武帝以后西汉政府比较稳固地控制住这一地区。西汉王朝大量移民实边，“新秦中”成为内地移民的新家园。由于居民和田卒来自内地，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西汉墓的面貌与中原地区颇为相似。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移民类型”。

四、河西河湟。西汉政府经略河西走廊主要目的是“隔绝羌胡”，作为控制西域、出击匈奴的前出阵地和后勤基地。经略河湟谷地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控制西羌，屏障陇右。河西河湟地区缺乏广阔的经济腹地，设置郡县的初衷并非出自经济原因，河西四郡的人口和辖县数明显偏低。根据西汉政府经略这一地区的战略目的、较少的编户人口、完备的塞防体系、严密的军屯组织、复杂的民族结构、不同于北方边塞大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与“绿洲耕牧型”或“山地耕牧型”较为接近），以及这种种历史背景在考古遗存上的表现，将此地区概括为“汉文化形成的军戍类型”。

五、四川盆地。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各自独立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大共同性，以船棺葬为代表的巴蜀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显然先秦的巴蜀地区尚被视为西南夷地，而《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的西南夷已经不包括巴蜀之地。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以后，秦文化的强势介入先行削弱了巴蜀文化的根基，巴蜀文化在战国晚期早段已经逐渐转型。西汉初期巴蜀的汉文化，是在接续秦文化深刻影响和持续作用的历史背景下而形成的，秦文化为巴蜀文化迅速融入汉文化奠定了基础。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续生类型”。

六、云贵高原。两汉政府完全掌控西南夷地区是一个渐进而缓慢的进程。在西南夷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滇池地区，迟至两汉之际才开始出现汉式陶器。西汉王朝在云贵高原实行羁縻统治，主要依靠当地的王侯君长进行治理。以羁縻方式进行统治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在策略层面，可以从封闭切割的地理环境、西南夷占主体的人口情况、分散性的社会结构、不均衡的社会发展状态以及当地居民丰富多样的生计模式等方面进行解释。在战略层面，与西汉帝国满足于西南贸易网络的畅通和丰厚资源的获取有关。我们将这种比较特殊的形态称为“汉文化形成的羁縻类型”。

七、岭南。南越国的政治制度、百官制度、宫寝制度、陵墓制度、度量衡等都以秦汉体制为基础，却有所变易。南越国统治阶层引领的南越国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越汉混合的新型越文化，这类族群集团可以称为“次生越人”（包括越化汉人）。“次生越人”与“比较纯粹的土著越人”、“受到汉文化一定影响的土著越人”共同构成南越国的族群基础。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血缘和文化的交融大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次生越人”是岭南汉族的最重要来源，因此称为“汉文化形成的次生类型”。

八、东南沿海。江浙一带西汉前期汉墓中的吴越文化因素一直相当强烈，武帝至成帝阶段甚至有增加的趋势。福建地区西汉时期汉文化的传播则主要集中在闽江流域，其他地区很少发现。吴春明先生指出，“华南越系土著民族文化与‘南岛语族’间是一个巨大的跨界民族文化共同体体系”。⑩与西汉其他边远地区汉文化整体取代土著文化不同，在东南沿海地区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的文化因素得以积淀和沿续，甚至发展起来，直至影响到今天的华南社会。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 “汉文化形成的涵化类型”

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疆域和现实版图的形成过程，有着秦汉帝国大一统的深远影响。我们将中国历史边疆划分为既是历史过程（时间结构）又是空间结构的四个轮廓。“萌芽轮廓”是秦汉帝国形成以前的边疆，基本地域在春秋外围封国至战国诸侯开疆拓土的范围。秦并天下，疆域拓展至北方长城地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和珠江地带。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称为“基础轮廓的内圈”。前清版图大致介于羁縻体制与蕃属体制的过渡地带，除蒙古国外，基本在现今国界线内，称为“基础轮廓的外圈”。现今边界以外的一些地区，与中原政权曾经存在羁縻或者蕃属甚至直属关系，或者与内附民族乃至中原政权保持较密切联系，而且现今国界内外的考古学文化往往构成某一整体，因此将这些地区称为“外延轮廓”， 不能完全割裂出来。

我们注意到，以此八个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为标志，串连起来的“辽海走廊”、“北方长城地带”、“藏彝走廊”和“珠江地带”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而诸种形成模式的讨论则解释了这个“内圈”的建构过程。这些内容就是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意义。（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本文系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Y43）

注释

①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85～94页。

③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④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⑤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⑥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综合研究之一”，《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⑦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⑧张海洋：《经济文化类型》，载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⑨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2003年第14期。

⑩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与华南民族考古”，《东南考古研究》（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