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收藏传统：恋宝大于惜命

文化收藏与历史同行

史前时期，人们就开始了文化收藏。

夏、商、周之际，有了王室的文化收藏。殷商时期，王室的文化收藏已经很丰富了，玉器、青铜器和甲骨卜辞是王室收藏的三大品种，殷纣王时这些收藏已堆积如山。后来，他与周文王作战，兵败自杀，死在烈火焚烧的珍宝堆里。

这个时期，除了王室的文化收藏，也出现了贵族、平民的私人文化收藏。

秦汉以后，王室收藏改称皇室收藏。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为此而建设了许多殿堂馆所贮存他们收罗的典册书画、钟鼎礼器、石刻碑文、金银饰品、珠宝奇玩等。私人收藏方面亦有较大的发展，各个朝代都出现过可与皇室收藏比美的大收藏家。如秦代吕不韦的图书收藏、西晋石崇的珍宝收藏、唐代张弘靖的书画收藏等。

吕不韦、石崇、张弘靖，三个人的下场都不好。吕不韦受秦始皇打击，丢弃了宝贵的收藏，自杀而死。石崇与权贵王恺斗富，遭到皇室贵族的嫉恨，最后为军阀孙秀所杀，美妾绿珠殉情身死。张弘靖被迫将书画精品陆续奉献给皇帝，他虽因此而避去了杀身之祸，但家传名画十不存一，这些书画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失去之后，连生活都觉得没有意义了。所幸的是他有一个好孙儿张彦远，自小就向他学习书画鉴赏，后来根据记忆和当时的参考数据，写了一本《历代名画记》，评析先秦至隋唐300多画家的创作特色，此书被称为画坛之《史记》，流传至今。

宋代是中国文化收藏大发展时期，文人皇帝宋徽宗主编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和《宣和博古图》记载了这个时期收藏事业大发展的轨迹。

宋代私人文化收藏亦有新的发展。山东著名词人李清照协助丈夫赵明诚收藏的钟鼎碑文，就是一例。赵明诚这类收藏多得惊人，他们在老家青州建立了十余间库房来收藏这些宝贝。李清照帮助丈夫编辑《金石录》一书，书中著录的彝器古碑有2000多件，凡30卷。此外他们还收藏了大量的典籍秘本、法书名画以及奇器珍玩等。1126年，金兵侵掠中原，她和丈夫逃亡南方，装载了50车金石、古玩同行，但大量的藏品无法南运，只好留存家中，后来均毁于战乱。

元代的皇室收藏在元大都有奎章阁，著名画家柯九思掌其事，主要藏品为南宋的内府和金朝的皇室秘藏，明开国时命大将徐达接收了过来。至明成祖时在此基础上又有扩大，在编辑《永乐大典》时，皇室收藏的各种秘籍“堆积数库”。清代皇室收藏更在明代内府收藏的基础上大力搜访征购，其收藏之富，为历代之冠。尤其是乾隆皇帝，极为重视文化收藏，命人利用内府所藏的图书宝册编辑了《四库全书》《石渠宝笈》和《西清古鉴》等大型图书，为中国文化典籍的整理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明清时私人或民间收藏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往各个朝代。明代的大收藏家有项元汴、董其昌、文彭、范西斋等，他们都是富甲天下的大藏主。

据最新的统计，仅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不含台湾、港澳）的文博系统收藏的珍贵藏品（即符合国家一、二、三级文物标准）就有400多万件，其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贵藏品有168万件，占总数的42%。

中国文化收藏的另一部分，即所有权归属个人的私人收藏或民间收藏，其中包括个人的、家族的、拍卖公司的、企业单位的、寺庙道观的、民营文化机构和民间团体的收藏等。这些藏品，其数量可能比国家整个收藏多几倍，但其珍贵藏品，特别是一级即“国宝”级的藏品不会有很多。故宫博物院的全部收藏中珍贵精品约占90%以上，一般收藏不到10%。而私人或民间收藏中珍贵精品和一般藏品的比例可能倒过来，即珍贵藏品10%不到，一般藏品占90%以上。即使这样，由于私人或民间藏品数量庞大，10%的珍贵收藏，其数目也有上百万件了。所以私人或民间收藏，绝不可轻视。

文人收藏在文化收藏中具有特殊地位

在所有私人或民间的文化收藏中，最重要、最应给以关注的是文人收藏。

所谓文人收藏是指参与收藏者是文化修养较深厚，历史知识较丰富，专业水平较突出，具有较好鉴赏能力，有辨物、审美的真知灼见和收藏魄力的文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各个时代参与-文人收藏的人群亦不尽相同。古代社会，文人收藏者有官宦大臣，亦有名士风流，有名家大儒，也有市野大隐；在现代社会有作家、教授，亦有专家、学者，有博士、院士，亦有学术家、艺术家。

文人收藏队伍不大讲究金钱、地位、门阀、权力，他们更多讲究的是才学、知识、眼光、果断。在书圣王羲之的真迹一纸难求的唐代，能不顾金钱、权位引诱，而死命保藏《兰亭序》的，是一位聪明的、文化知识颇多的文化和尚辩才。当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龟板，被人当做龙骨煮着喝的时候，首先认识这些甲骨、龟板文化价值的是光绪年间一位研究古文字的翰林院小官王懿荣。在一幅已经由国家定为国宝，并印为特种邮票大量发行的名画《步辇图》，受到不应有的宣传时，是一位爱好文化收藏的女画家陈佩秋对它提出了真伪之辨。当古代黄青贵族喜欢焚烧的香料之王沉香，被人遗忘，并逐渐淡出收藏界的时候，是一位号称“业余文化部长”的华裔商人何作如卖掉了私人产业，集资千百万大量收购并用一个楼面珍藏了它。由于此举，中国古代的奇香重振威风，又成了文化收藏的珍品。

文人收藏不仅能使被人忽视或淡忘的文化珍品恢复其应有的文化价值，而且还可以把被人错爱的文化膺品还其本来的面目，这当然应归功于文人收藏者的文化修养。文人收藏所以能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所以能在中国文化收藏中具有特殊地位，这是原因之一。

但文人收藏的特殊性还不止于此。在文人收藏中，由于文人对收藏品的整理、著录和研究，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增加收藏珍品的文化价值，这一点是一般的文化收藏者所难以做到的。

红山玉是近年才出土的古玉，它的制作年代在良渚玉之前，大致是公元前3000多年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那正是传说中中华民族先人黄帝时代前后，所以对红山玉的研究将为那个遥远的历史年代留下实在的痕迹。由此红山玉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稀有宝贝。考古专家来了，文化商人来了，文人收藏者也来了。红山玉的市场价格猛然上升，古董仿制商蜂拥而上，大批红山玉仿制件像流水一般从现代手工业作坊源源流出，红山玉的收藏出现了真伪难辨的混乱局面。

在一片混乱的红山玉收藏队伍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文人收藏者陈逸民，他默默无闻地、长时间地在红山文化区域走访，甚至到过一些制作红山玉仿品的单位去探察。“十年磨一剑”，陈逸民两本红山玉专著的出版终于使这些堆在几千年尘土下面的红山玉重显了史前的光彩。同时人们也由此认识了这位“身居陋室，观五千年风云”的文人收藏家的风采。

去年北京嘉德的春季拍卖会爆出了惊人的新闻，即在各种拍卖品因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而出现颓势下滑时，文人收藏品却逆势上升，各种文人藏品以超过估价十余倍的价格成交。作家唐弢珍藏的朱自清楷书七言诗，只一个页面，竟以估价20倍的161万元成交。唐弢珍藏的梁启超批注的《营造法式》，以218.5万元成交。陈毅手书《行书七言诗》，也是一个页面，以207万成交。文人收藏品逆势上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朱自清现象”。

文人收藏的最高境界

市场利益像波涛汹涌的滚滚大河，推动和冲击着高雅的文化收藏。大河中有一座力量无比的红岩，像中流砥柱一样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这座冲不掉、打不垮的红岩就是文人收藏。不是所有的参与收藏的文人都冲不掉、打不垮，而是它的主体部分冲不掉、打不垮，这个主体部分不一定人数众多，但却是文人收藏的主导。这种为文化收藏而竭尽绵力的代表性文人在魏晋有张华、于谨，在隋唐有张延赏、李泌，在宋元有欧阳修、赵明诚、司马光、陆游、鲜于枢、赵孟俯。在明清有项元汴、沈周、董其昌、孙承泽，近代则有傅增湘、周叔弢、张伯驹、徐展堂等。

香港文人收藏家徐展堂认为：中华文物既是前人的创作，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其中的结构巧制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天津著名的文人收藏家周叔驶1942年为他一生收藏的善本书目写了一个序，生动叙说了他倾力收藏善本古籍的志愿，他说：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分海内藏书家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可也。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

这就是说，在周叔弢看来，文化珍品实为天下公物，他千方百计收藏，实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之精华，以让天下之公物归于天下人享用，并不欲传之子孙，为私人永宝。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大力提倡的“做中华文明的守护神”精神。

1949年全国解放后，周叔弢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把自己藏书最珍贵的715种善本全部捐于北京图书馆。有人劝他留一二部，他说一部不留。

张伯驹的收藏故事，是文人收藏最感人心扉的。

张伯驹（1889—1982）其父张镇方清末曾署理直隶总督。他年少时即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是当时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另外三人为张学良、袁克定、溥侗）。张伯驹青年时即有兴趣于中国古代书画的鉴赏收藏。他虽为贵公子，但肯折节求学，常与师友樊樊山、张学良等人探讨学问。他常说自己是30岁学书法，30岁学诗词，30岁始收藏法书法名画。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与自己心爱的红颜知己潘素成婚。他爱国心切，1936年听说末代王孙溥儒所藏国宝韩干《照夜白图》为上海画商卖给了日本人，当即函致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扣留国粹，勿令出境，宋氏派人查处，名画已被盗卖出境。卢沟桥事变那年，张伯驹又听说溥儒要将所藏西晋陆机《平复帖》出售，为不再让此宝再遭《照夜白图》的命运，乃请傅增湘从中说合，以三万银元抱回此帖。晚年，张伯驹回忆往事时感慨地说“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大事。”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西晋陆机《平复帖》早于王羲之《兰亭序》一百年，是“天下第一名帖”。张伯驹的收藏中，除了这“天下第一名帖”的故事还有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天下第一名画”，即隋展子虔《游春图》的故事。

此画为中国青绿山水之创始作，《宣和画谱》评日：“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

末代皇帝溥仪在离开故宫时将许多名画带走，《游春图》是其中之一。日寇投降后，溥仪带着这些名画逃离伪满宫殿，后来落人了北平商贾之手。

1946年张伯驹得知此画下落，坚请故宫博物院收购，卖主索要800两黄金，故宫以经费困难无法收购。张伯驹担心这件名画被外国人买走，只好托人与卖主多次洽谈，最后谈定220两黄金。为此，他忍痛变卖祖产，爱妻潘素亦变卖了自己心爱的首饰相助。后来日本人和国民党要员知道此事，愿出高于原价黄金几倍的价格来买，都被张伯驹以“我爱的是画，不是爱财”回绝。

张伯驹为保护法书名画等国家级珍宝文物不至流散国外市场，倾尽自己所有财产来收藏。后来又慷慨地把这两件国宝连同自己多年积累的珍贵文物，如李白书写的《上阳台》、范仲淹书写的《道服赞》、杜牧书写的《张好好诗》、蔡襄的《自书诗册》等全部无偿地献给了北京、上海、辽宁、吉林等地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国家考虑他收藏《游春图》当时是为国纾难，决定按原价收购，对其他捐献，也给了几千元奖金，张伯驹把奖金全部购买了爱国公债。张伯驹的义举为文人收藏树立了楷模，北京市民说张伯驹奉献国家那么多国宝，他本人就是中国最大的国宝。

从张伯驹、周叔驶等人感人的收藏事迹中，我们看到了文人收藏的最高境界。

这种最高境界，在古代文人收藏者赵明诚和李清照的身上早就有了。在金兵侵入中原时赵明诚和李清照带着一大批珍贵的文化收藏逃往南方。在赵明诚生命的最后时刻，夫人李清照问他：“我们带了这么多图书、典册、古器和衣物同行，如有缓急怎么办？”赵明诚答：必不得已时，先丢弃辎重，其次衣服，再其次书册、卷轴，更其次古器。古器是指他们收藏多年的、最珍贵的钟鼎碑刻等金石拓本。这些拓本共有两千多件。在收藏家赵明诚看来，这些珍贵的拓本如同他们生命一样重要，在危难时刻，要用自己的宝贵生命保护它，与之共存亡。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文化品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