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的遗忘与回归：一个社会学的考察

内容提要　舒茨、卢曼、哈贝马斯等社会学家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嫁接到社会学理论中。然而，社会学“自然科学化”以及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勾联导致了生活世界在社会学中的遗忘，生活世界的遗忘使社会学的解释力遭到削弱，实证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局限以及现代社会个人的释放使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从而，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开始从热衷于“结构”分析的宏大叙事体系向生活世界回归并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趋势。这种走向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在其它社会科学如历史学中也同样“势不可挡”。

关键词　遗忘　回归　生活世界　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06；C91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4-0145-05

一、从现象学到社会学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源于现象学宗师胡塞尔。胡塞尔明确指出生活世界具有使人们在“自然态度”内直接面对现实世界的特质，“我们一直有意识地生活在生活世界中；为了我们自身作为世界的普遍性，通常没有理由使生活世界得以清晰的主题化”。生活世界这种特殊的自明性是无可质疑的。援引于此，哈贝马斯进一步将生活世界的知识作为一种深层的非主题化知识，是一直都处于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的基础。但这位后继者进而认定，这种生活世界绝对明确性的现实基础之奠基，是由于一种理想化的先验意识落归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而造就的。当然，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的批判最根本的还是对其主体性哲学基础的抨击。随着从主体中心到交往理性范式的转换，哈贝马斯反复批判后者只从主体性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世界，而严重忽视了有言说者、受言者和参与者共存的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

舒茨也是胡塞尔思想的继承者，他将现象学原则延伸到了社会学领域并开创了“现象学社会学”。给予哈贝马斯重要启发的是，舒茨直接将主体间性置嵌入生活世界的内部，“日常生活世界并不意味着个人世界而是来自外设的主体间世界，这个世界被成年人所共享，被他人所经验和解释；简言之，这是对我们普遍有效的世界”。但哈贝马斯不满足于舒茨的不彻底性，认为后者的这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仍未建基在“形式语用学”的交往理论根基上，仍未脱离主体性思想的阴影。同时，舒茨和卢曼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三个契机理论也为哈贝马斯所辩证接受，这三个契机分别是：生活世界毋庸质疑地被给予了经验着的主体；生活世界拥有社会的先天确定性以在语言中建构起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的限度不能被超验。哈贝马斯理解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内容特性与舒茨和卢曼是不谋而合的，其核心还是在于强调生活世界所本有的主体间性的本质。

胡塞尔的现象学、舒茨及卢曼的社会学构成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直接内容来源，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更多是在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上。从而，哈贝马斯将原本为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嫁接到社会学理论上，熔铸成社会哲学的“生活世界”范畴。他一方面并不囿于主体性的理论哲学的沉思，而是在与实践的紧密契合中阐述生活世界的实质；另一方面也并不限于微观社会学的描述如舒茨以“单数的人”的视角对日常生活世界之描述。，而将之与宏观社会学结合起来，力图走一条折衷道路而独创出自己的新思想。

二、社会学“自然科学化”对生活世界的遗忘

衣俊卿认为：“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衣俊卿：《日常生活批判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这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过程导致生活世界的遗忘，在社会学领域中表现极为明显。

2006年第4期生活世界的遗忘与回归：一个社会学的考察孔德将社会学“自然科学化”从而使社会学脱离哲学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他相信“物理学或化学用严格的科学方法研究物质世界，同样，社会学也应该采用类似手段研究社会”，从而创造了“社会(物理)学”术语和实证社会学传统。而迪尔凯姆所著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和《自杀论》则被公认为表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经典著作。迪尔凯姆则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和研究，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被看作事物,同样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观察和客观地加以测量,正如物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同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即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事实的外界强制作用的反应。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亦倡导经验社会学并对人口与犯罪、工业化等社会问题作了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材料;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风气,即特别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继有布劳、邓肯、霍曼斯、科林斯、西蒙、兰德等学者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可以说,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该方法论认为社会学要注重研究客观事实和社会产物,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作为研究起点，重视对社会规律进行科学概括,试图寻求社会现象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以承认存在着一个拥有特定价值观、信仰、规范和角色的外部世界为前提,集中研究现实内容本身或实质;比较注重用客观性的表达代替引索性的表达，力求补足和解释特定引索性表达的意义，以使其结果普遍化：关注被研究对象的一般性、普遍性或规律性。

实证主义倡导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去搜集资料,包括问卷法、结构性观察法、问卷访问法等;倾向于运用诸如统计图表类的定量技术或利用统计软件和计算机去处理、分析资料,以及用公式、数量模型去表达经得起检验的假设;既使用了包括观察、实验、测量、演绎、假说等自然科学的或经验科学的研究方式,还使用了包括逻辑的、数学的、统计的分析方法。

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起源于经验主义哲学,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对客体的认识方式上,承认在人的外部存在着一个真实世界,它独立于并外在于人类的感官和意识,通过科学方法人类可以直接地认识这一真实世界。实证主义认为，无论是人还是物质,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社会和自然界的变化都受着同样原则的支配。人的行为是由社会事实决定的。人类行为、社会变化与自然物质变化都存在着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并能够被客观地计量,因而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和研究程序也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建立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完全可以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发展出抽象的理论原理,构造出反映客观世界一般性质的模型。只有那些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并可以进行客观测量的因素才能够形成人们可以接受的资料,因此探索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倾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的行为是由外部力量引起的,而不是取决于内部的情感状态，从而使“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

三、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勾联对生活世界的遗忘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这种理论范式热衷于庞大“结构”的分析。以追逐普遍性、规律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这种社会学理论范式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把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社会”所消解和遗忘。“结构”固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人们的行为，但是个人毕竟保有“自由空间”和“选择余地”，“制度”所留下的这些“缝隙”是藉以说明某些行为差异和社会矛盾的关键。现实的生活中，个人与“结构”、“制度”之类“庞然大物”相距甚远，而家庭成员、邻里乡亲、甚至谈话伙伴却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

四、实证主义解释力的缺失和生活世界的回归

哈贝马斯指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失在于两点：科学统一方法论的独断；事实与价值，理性与决定的二分。实证主义无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差异性，认为只有科学方法确切地说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客观的知识。在实证主义的框架下，研究者祛除价值判断，采取标准化、可量化的工具，研究过程符合科学客观的程序，所得到的知识有两个特征：“去时间化”(detempiralization)与“去脉络化”(decontex tudization)。“去时间化”意味着通则性，能跨越时间而反复出现，“去脉络化”意味着普适性，能跨越具体的情境而反复出现。加芬克尔提出疑问：用科学理性来研究并不具有科学理性特征的、由日常生活态度支配的实践是否可能？实证主义方法论是否存在将“日常生活态度”的人偷换成“理性选择”的人之嫌？社会科学在此确立的学术规则中，以“科学性”牺牲“社会性”，抽离了丰富的社会情境与真实的生活内容，其建构的理论缺乏必要的解释力与说服力。

因此，解释论取向的社会学家对实证主义主导下宏观社会学所走入的死胡同开始了异军突围。在这种突围中教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特殊的亚领域，成为“回归生活世界”走入日常生活的典范。

在教育社会学流行的传统中，结构功能主义和实证经验主义各执一端。结构功能主义的旨趣是以系统的视角来分析教育在社会化、社会选拔、角色安置、社会控制中的角色。正如许多批判所指出，此取向在过度整合的社会观中运作，与过度整合的社会观携手而来的是人的过度社会化，人被视为具形化的系统需求的原子体，这种贬抑人文的取向所导致的是人不再被视为历史过程中积极的行动者。 实证经验主义热衷于提供大量的统计资料，但在解释数据时仅止于顺带提及通晓的理论或概念上稍有出新。实证经验研究多为结构功能主义所限制，无论是研究问题的形成还是解决途径的选择。譬如，研究的问题常为教育政策或已有的观念所规限，研究的工作又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模式下进行，既有的模式被视为当然，过程亦为结构所决定。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外是用录音机或问卷收集资料。对研究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精确地“录”下“事实”，而不是仔细推敲解释事实的框架体系。它将人的社会学意义简约为外在的客观指标，很难合宜地理解社会实体的复杂性。自20世纪70年代始，英国“新”教育社会学家以解释论取向构成对既有研究的强大冲击，其前景蔚然大观 ，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视界正在凸现。“走入日常生活”、“走入学校日常情境”作为新教育社会学的正统登场。研究的主题仍是熟悉的，帕森斯对社会秩序的关注提供了研究的“母题”，现象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性启发，舒茨对日常生活的分析， 类型化、多重现实等概念成为核心用语，日常生活被视为由意识的心理行动所构成，加芬克尔进而将这种现象 学家的心理行动转化为公共的、场景的互动行动参见李猛：《常人方法学四十年》，《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2-4期。

五、个人的释放与生活世界的回归

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正如贝克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事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趋向。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的分析显得力不从心。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从结构层面向日常生活层面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

六、简短的结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发现之一。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学领域中生活世界的遗忘与回归，其实，在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也呈现出这种势不可挡的回归趋势。例如，在历史学领域中，一种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这种新的研究视角是对历史结构主义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倾向是“社会科学化”，即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热衷于统计数字，绘制图表，勾勒发展曲线，构筑宏观框架，创制社会发展模型。按照“社会科学历史观”，历史研究应该具有长时段、大跨度的宏观视野，着眼于“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力图从总体上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日常生活史学者对这种“宏观”史学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史学“科学化”的最大弊端是“见物不见人”，而抽掉了“人”这个内核，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日常生活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每个人、每个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人们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求、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外在世界的。日常生活史学者认为，空谈“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日常生活史学者批评“宏观史学”，但并不否认后者的存在价值，也不想取而代之，而是将自己的研究作为后者的补充。参见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载《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和历史虚无主义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端不仅销蚀了人们的理想和信念，也凸显了理论的贫弱。在这种形势下，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新理想主义等思潮渐渐兴起，历史学则出现虚无主义倾向，其功能被认为只限于文本解读，而不是探明史实。日常生活史学者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生活琐事都富于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说明其意义，尽管这种说明未必能够转化为对未来的预见，但毕竟可以形成某种“解释的框架”，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最终深化人们对过去、也包括对未来的理解。参见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载《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的批判上形成的。更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世界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回归为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上提供了新的课题和顽强的生命力，使社会史学者和历史社会学者的眼睛为之一亮。饮食生活、服饰风俗、建筑与居住生活、行旅交通生活、婚嫁与生老礼俗、卫生保健、丧葬习俗，社交与节庆，娱乐生活与风尚、信仰习俗等日常生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卷开始进入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历史学和社会学开始向被忽视的人群敞开大门，村落、街区乃至个人常常被视为最合适的研究对象，生动立体地再现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在小人物群体中探寻历史动因和社会变迁，探究其发生和变化机制，以小见大，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和强烈反响。

作者单位：安徽工程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

责任编辑：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