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经验估计与机制分析

总结经验并更好地推进信息化工作，充分发挥信息化“红利”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信息技术改变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且细致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Castells（1989）预见性地指出：信息化对城市化社会结构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新的产业空间和新的服务型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组织运行，整个过程最后通过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整合[1]。他与Hall（1994）对大城市高技术产业的空间位置分布进行系统研究，发现大城市具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许多区位因素，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反过来促进城市的发展[2]。Gaspar和Glaeser（1998）认为城市是降低人与人之间交往费用的一种重要手段，信息技术使得人与人的交往增加从而促进城市发展[3]。Hanzl（2003）通过参与式规划GIS、3D模型、通信平台等几个不同的IT模式实验证明信息技術为公民参与城市规划提供一种新的工具[4]。Yovanof和Hazapis（2009）认为我们的城市正在向动态的、智能的生态系统——智慧城市发展，并提出智慧城市高层次的架构、关键技术以及必要的政策框架[5]。McLean，Bulkeley和Crang（2015）通过奥斯丁市智能电网案例指出，发展智能产品可以促进城市治理技术转型、为私人投资创造新的空间、将碳控制责任委派到市民个人，将有助于实现低碳经济[6]。

中国信息协会会长卢时彻（2013）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始终面临着资源统筹和城镇个性化道路两大基本矛盾，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决策主体的能力及其拥有的信息基础，因此要“以信息化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7]。胡若痴（2014）运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论证了信息化是新型城镇化及其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和途径[8]。于海波、邱玮（2014）认为，信息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源、资金、技术、知识与人口的配置与流动表现出极强的再组织性，引发社会生产、分配与交换变革，进而对城镇化经济、社会、文化与空间结构等产生深远影响[9]。刘国斌、王轩（2014）则探索了适合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10]。实证方面，董梅生、杨德才（2014）构建VAR模型证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短期和长期的互动关系[11]。赵施迪等（2015）通过面板模型的LSDV估计，揭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信息化的相关性及其在地区间，特别是南北东西间的差距和特点 [12]。刘跃等（2016）采用门限回归模型分析并得到结论：信息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中游地区最强，在经济落后或经济发达地区则较弱[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