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今古本辨正

摘要：《大学》今古本的问题是宋明理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歧，所谓程朱陆王的分歧以及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对立，主要也就集中在对《大学》今古本的不同选择上，并且也是作为其各自不同的经典依据出现的。但由于这一分歧既非出自经典文献本身，也不像今古文经学那样存在着具体的历史缘由，而主要是由不同为学进路下的不同选择与不同诠释造成的，因而在现代学术背景下，通过对《大学》今古本的比较与古本自身义理规模的重新解读，完全可以澄清古本自身的义理结构，还古本《大学》以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从而发挥其在认知先秦儒学精神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今本；《大学》古本；宋明理学；义理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4－0077－15

在儒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分歧，而这些分歧的形成也各有其独特的历史缘由。比如孟、荀的分歧主要源于其相互各自不同的理论视角，而今古文经学之分歧又主要源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至于《大学》今古本的分歧，则全然是由宋明理学中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与义理规模造成的。正因为这一原因，《大学》今古本的分歧实际上又是儒学发展史中最富于理论蕴含的一个分歧。因为它不仅直接决定着宋明理学的分系以及其各自不同的发展走向，而且直到现代的儒学研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一分歧的各种不同影响。不过，由于《大学》今古本的分歧主要是由双方不同的为学进路与义理规模造成的，因而从学理的角度看，它又是最值得辨析的一个分歧——宋明理学家关于《大学》今古本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理学之不同派系乃至其不同的发展走向，也就最具有理论借鉴与历史反思的意义。

一、今本《大学》的形成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在理学崛起以前的一千多年间，它只是作为《礼记》众多篇章中的一篇普通文章而存在。直到中唐，韩愈出于辟佛排老的理论需要，才率先引用到《大学》中的文字，并将其与儒家的道统意识相联系，这才有了《大学》地位的提升，当然也是其受到重视的起始。而在标志儒家道统意识之形成的《原道》一文中，韩愈写道：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显然，韩愈这里所谓的“传”就指《大学》而言，而在当时，它也主要是作为《周礼》的解释文字出现的；至于以后它之所以能够进入儒家经典的系列，也与韩愈这里所阐扬的儒家道统意识密不可分。而在韩愈的引用中，这种道统意识又主要是和儒家修齐治平之现实关怀相联系的，并且也主要是借助《大学》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八条目”加以表达的。这固然体现了儒学在价值观上与佛老之背弃人伦世教的超越追求相对立的思想特点，但同时也说明，《大学》的地位不仅是随着儒家道统意识的苏醒而崛起的，并且也首先是作为儒家现实关怀的系统表达而受到重视的。

虽然如此，理学思潮却并非一起始就重视《大学》。这主要是由于理学崛起的问题意识决定的，因为理学要抗衡于佛老背弃人伦世教的超越追求，就必须首先高扬起儒家的“造道”意识与本体追求精神，这就使其一时还无暇顾及现实关怀的层面。比如作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虽然也著有《通书》和《太极图说》，并且也能够熟练地运用《周易》和《中庸》的基本原理，但却并没有提到《大学》。

在宋明理学中，最先提到《大学》的恰恰是北宋五子中“造道”意识最强的张载，他指出：“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记》则是诸儒杂记，至今礼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礼未必胜如诸儒。如有前后所出不同且阙焉，《记》有疑义亦且阙之”。这说明，张载确实是理学中最早提到《大学》的思想家，不仅认为其“出于圣门”，并且已经将《中庸》《大学》与《礼记》中的一般文章加以区别。但张载的儒学启蒙毕竟是通过《中庸》实现的，据《横渠行状》记载，“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这说明，张载的道统观念首先是通过《中庸》确立起来的，由于《中庸》非常重视“天命”的人生落实，又非常注重作为个体心性之未发已发的慎独、诚意之道，因而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其哲学中强烈的斥佛排老色彩——他正是要以儒家的超越追求与佛老“较是非，计得失”，是即所谓“奋一朝之辩”。而张载一生的讲学宗旨，也主要是通过“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载传’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这里虽然已经涉及四子书中的三部，却并没有提到《大学》；而在张载总论儒家经典的《经学理窟》中，虽然也有《学大原》上下两篇文字，其中甚至也提到了《论》《孟》《易》《庸》，但仍然没有《大学》，即使是对儒家“下学上达”之道的阐发，张载当时也主要是通过“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加以表达的。如，“今学者下达处行礼，下(后)面又见性与天道，他日须胜孟子，门人如子夏、子贡等人，必有之乎!”再如，“大抵人能弘道，举一字无不透彻。如义者，谓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礼、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则最处先，不智则不知，不知则安能为!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等等，都说明张载虽然非常重视下学上达，也很重视《大学》，但他对儒家经典的具体阐发却仍然没有提到《大学》，起码没有以《大学》为本。这当然主要是由张载强烈的辟佛排老意识与急切的“造道”关怀决定的。

《大学》是随着二程洛学的崛起才真正进入理学的经典系列的。据尹和靖记载，他在进入程门半年后，“方得《大学》《西铭》看”，说明到洛学崛起时，《大学》就已经进入到二程洛学之入门启蒙书的系列了。而在现行的《二程集》中，其对《大学》就已经非常重视，表彰《大学》的“话头”比比皆是，比如：

《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

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

《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谜于入德之门也。

大学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这些论述说明，随着洛学的崛起以及二程在理学中宗主地位的确立，他们急需一部能够系统表达儒家下学上达之道的经典，而《大学》之三纲八目式的系统铺陈也就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所以，随着洛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大学》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待